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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国平
5月8日是邓丽君的忌日，每到这个时候无数歌迷都会自发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以纪念华人世界最受欢迎的艺人。自今年3月以来，全国各地陆续举办了多场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8月，北京和南昌还上演了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如今邓丽君离开喜爱她的歌迷们已经17年了，可人们对她的热爱与迷恋并未随时间流逝。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与她相关的话题。
未曾谋面的巨星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内陆的歌迷来说，邓丽君，永远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因为她一生从未踏足大陆。作为上世纪红遍亚洲各国和华人世界的歌手，邓丽君对流行音乐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个人声望，至今无人能够与之比肩。
当邓丽君温婉、甜美的歌声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东南亚等地被无数人追捧之际，中国大陆还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1977年，音乐人陈小奇、金兆钧、郭峰等人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他们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批邓丽君的歌迷。邓氏情歌被认定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而且邓丽君在台湾参加过劳军演出，因此遭到禁播。但邓氏情歌的魅力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以地下传播的形式逐渐蔓延至全国，“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凡是有录音机的地方，几乎都能听到邓丽君的歌声。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与民间对邓丽君的热捧和疯狂截然不同的是，官方开始陆续批判这种现象。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专门展开了一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的讨论会。1982年，还出版发行了一本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1984年国内对靡靡之音的提法和批判的声音渐渐减少，从大陆到香港的人纷纷购买邓丽君的录音带。1985年《北京青年报》电话专访了邓丽君，第二年央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通俗唱法受到肯定。于是一切开始变得宽容和开放起来。但是这位在中国大陆拥有无数粉丝的歌手，却因各种机缘没有踏上她的故乡，更没有机会与大陆歌迷见面。
屡屡受阻的大陆行
至于邓丽君为何一生都未踏足大陆，有许多纠缠的背景和缘由。1949~1987年台湾戒严期间，按照《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凡是前往大陆的人都属于“通匪”，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1984年，邓丽君在台北举行《十亿个掌声演唱会》，同时向中国大陆100多家电台转播，歌声传遍了大陆每一个角落。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万沙浪、潘安邦、文章、姜育恒、齐秦、张雨生、潘美辰、蔡琴、孟庭苇等台湾歌手先后登上“春晚”舞台。1988年，央视向邓丽君发出了参加第四届海峡之声音乐会的邀请。1989年央视首播邓丽君主唱的大陆版琼瑶剧《几度夕阳红》。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只等待邓丽君首肯，便能来到大陆。
但是事情在1991年出现了波澜。这一年，年届38岁逐步退隐歌坛的邓丽君前往金门前线劳军演出，在金门马山观测所隔海向大陆喊话：“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至此，邓丽君堵死了自己来大陆之路。
提到劳军演出，邓丽君1981年开始第一次劳军演出，历时一个月并制成了专题片。在当时台湾的高压政治下，邓丽君此举实属对政治的妥协。1979年2月，受“护照事件”影响，邓丽君决定赴美。从美国的新闻中，邓丽君得知自己的歌在大陆很受欢迎，于是有意到大陆观光演出。这事引起台湾的恐慌，所以就安排了劳军演出，而邓丽君要顾虑家人的安危，于是1980年被召回在台湾“国父纪念馆”进行义唱。其第二年参加劳军的新闻也被当局广为传播。这种被附加的政治身份给邓丽君的大陆行造成了很多障碍。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曾与邓丽君有过交往，希望她能到大陆演出。邓丽君当时也很愿意到大陆演出，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制订了一个“演出计划”，但这一计划最后还是未能实现。邓丽君的经纪人管伟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邓丽君毕生未能到大陆演出，“前半段是政治原因，后半段是自身原因。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了，发胖，艺人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状态给别人看。”1994年6月，邓丽君参加了庆祝黄埔建军70周年的劳军晚会《永远的黄埔》。这是她最后一次参加劳军演出，为此她还特意减肥，半年时间减了4公斤。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哮喘突发逝世。大陆行，已成她毕生最大的遗憾。
在邓丽君逝世11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透露，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邀请红极一时的邓丽君演唱，但因与国民党当局“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三不政策”相抵触，因此蒋经国指派时任国民党当局“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出面劝阻邓丽君到大陆演出，使邓丽君失去了回到大陆的机会。宋楚瑜对此事一直心有愧疚，邓丽君墓园“筠园”之名亦由他题写。
被禁唱的《何日君再来》
2009年，在“新中国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评选当中，邓丽君以压倒性票数当选为人气最高的文化人物。2011年，其经典金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被选为百年金曲榜首。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归位。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会议上频频提起一首名叫《何日君再来》的歌曲，这首歌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的代表之作。前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先生的秘书曹白说过，他认为在上海有两首歌是最革命的，在上海沦陷之前是《义勇军进行曲》，上海沦陷之后是《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的创作者是音乐家刘雪庵，最早的演唱者是黎莉莉。1939年，一部讲述青年男子参军抗日，与女友依依相别的电影《孤岛天堂》选中了《何日君再来》作为插曲。歌名中“君”指的就是“国军”。后来这首歌被日本间谍李香兰翻唱并收入唱片，风靡一时，以致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是李香兰首唱。到1949年之后，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何日君再来》都不是一首很讨巧的歌曲。刘雪庵因为它被错划成右派，关进“牛棚”22年。邓丽君翻唱《何日君再来》，使其再度走红，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大陆，这首歌不可避免遭受被禁的命运。
1947年，国民党政府颁发了一份禁用唱片表，有89首在上海流行的歌曲被禁。国民党政府1949年败走“台湾”后，立即实行戒严，1947年的禁用唱片表也同时执行。1955年开始，抗战时期上海和香港的翻版唱片在台湾大量上市，外省人思念家乡常常哼唱家乡老歌，如《魂萦旧梦》、《何日君再来》、《苏州河边》、《天涯歌女》等。然而，国民党政府以这些歌曲的作者滞留在大陆，或是以词句颓丧、影响军心士气等为由禁止人们传唱，其中《何日君再来》更被说成是有期待共产党八路军再来的意思而遭禁。
然而音乐本身的力量冲破了一切的障碍。邓丽君的歌声响遍神州大陆每一个角落，“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如今依旧。
（摘自《看世界》 图/陈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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