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南宫碑》

张裕钊《南宫碑》

 

　　全称《重修南宫县学碑》，也称《重修文庙碑记》。

　　位于河北省南宫市文化局院内（原南宫县县政府院内）。该碑原为南宫县文庙之物，坐落在文庙泮池之侧，故称南宫碑。因碑额题有篆文“重修文庙碑记”，故也叫重修文庙碑记。张裕钊篆文并书丹。

　　南宫碑刻于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年）。通高2.4米，宽0.89米，厚0.25米，优质青石刻成。碑额雕二龙戏珠，中间阳刻篆书“重修文庙碑记” 6字。碑文楷书13行，共650字。龟趺。此碑系清末著名散文家、书法家张裕钊撰文并书丹，字体结构里圆外方，方中带圆，颇有风神；圆中见方，内藏筋骨，使每一个字都显得既充实而又有余韵，堪称“柔峻相间，融而化之”，曾被誉为“在近代书坛上别开生面，独创一格”的“南宫碑体”。称为“文字双美”，刻镌兼优的艺术珍品。此碑颇得金石书法爱好者的青睐，其拓本解放前在京、津书肆就多有出售，风行海内外。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书法家。南宫碑是他64岁时的作品，所以笔势劲健，比较娴熟地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直到现在，此碑拓本仍风行于海内外。

　　南宫碑的内容，主要是抨击了腐朽的科举制度。他从“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只有废除“其弊已极”的“八股之文”，倡导“明体达用之学”，才能使国家“志气所动，人蹶而兴”，从而使国家富强起来。全文立论鲜明，结构严谨，文辞简洁，说服力强，在当时不失为一篇切中时弊的政论文章，故而被誉称为“文字双美”的书法珍品。下是陈起壮老师临的张裕钊的代表作宝剑赞和南宫碑

　　

南宫县学志

 《重修南宫县学记》碑文

    

   【简介】南宫碑，又称《重修南宫县学记碑》、南宫文庙碑，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当时代理县令李傅棣主持下重修南宫县学即文庙时，请当时著名书法家、散文家、教育家、“桐城派”学者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的记事碑。该碑“文、字双美”,无论从书法的角度还是讲文章的思想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创立了“南宫体”（“六朝体”）书法，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具有很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张裕钊在碑中痛斥封建统治阶级沿袭多年的科举制度，奋力提倡教育革新，倡导“明体达用”之学，至今仍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1982 年被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裕钊，字廉卿，湖北武昌人。清咸丰元年（1851）考中举人，得授内阁中书。后来，放弃官职，致力学业，历主金陵、武昌、保定莲池书院等讲席，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卒于西安书院，终年72岁。张裕钊不仅学问上卓有成就，而且在书法上造诣颇深，南宫碑是张裕钊64岁时的作品。

南宫碑高2.4米，宽0.89米，厚0.25米，碑首为绞龙帽浮雕“二龙戏珠”，

碑文楷书13行，每行50字共650字

碑冕上的阳刻篆文“重修南宫文庙记”

     【立碑经过】南宫碑原来立于南宫城内东街文庙院内的泮池侧，并建有碑廛。汉光武年间，诏令天下各郡、县设立文庙，学习儒学。庙、学同时兴建，且必须建在一起。所以又称为“县学”、“庙学”或“学庙”，是现代学校的前身。所以县学碑的碑文上写的是“重修南宫县学记”，而碑冕上的篆文则是“重修南宫文庙记”。至于南宫文庙，不知始建于何代，史载原址在旧城北城根，冀州学宫附近。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卫漳河洪水淹没旧城城池，县学被毁。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迁移到现在的县城东街原南宫中学的旧址。文庙迁到现址后，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经历过十二次重修。清光绪十一年的重修是文庙迁到现址后的第十三次重修。这次重修是在县令李傅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工程量大，声势也大，当时城乡富豪也都纷纷解囊。所以也就想请当时名气大的人物来撰写碑文并书写。南宫绅士宋弼臣通过张裕钊的朋友李梅生找到了名噪文坛书坛的张裕钊。此时的张裕钊已六十四岁，正在保定任莲池书院的主讲兼学古堂教授。张裕钊对此非常重视，他拟好初稿后首先寄给了吴挚甫（又名吴汝纶，曾任冀州州官、莲池书院院长）,他在信中说：“撰得《南宫县学记》一篇，寄呈阁下，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无能为役，请即加批，掷付送信人领下。此乃将勒石垂示后世之文，幸直言相告，万不得客气也。”当碑文书写完毕后，他又给吴挚甫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

    【碑文】

    重修南宫县学记

    南宫县学，自明成化十七年移建今邑治，其后历弘治迄国朝嘉庆中重修者十有二，今又近百年，稍稍圯坏。摄县事李君与邑人复谋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乃走书属裕钊记其事。
    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士方其束发受书则一意致力于此，稍长则颛取隽于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诵之。所以猎高第、跻显仕者取诸此而已无不足。经史百家，自古著录者芒不知为何书；历代帝王、卿相、名贤、大儒至不能举其人：国家典礼、赋役、兵制、刑法问之百而不能对一；诸行省郡县疆域不辨为何方；四裔朝贡会盟之国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其人能骥目攘臂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言而已矣。乌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义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且朝廷取士其立法之始，盖亦欲群天下之士范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趋，又益试之诸经艺、策问之属以觇其所蕴蓄，其所以博士于学问之涂者，故不可谓不各。士诚一一求其实而践之。其学之成固自足出而为天下用，即其试于有司亦未必不角出于庸俗之人。然而相习而靡者苟得之弊中于人心，而莫有能振拔于其间者也。士莫先于尚志．而风俗之移易，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闵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志气所动，人蹶而兴。由一人达之一邑，一邑达之天下，风会之变、人才之奋，未可以意量也。
    嗟乎!九州之大，独无一二豪杰之士有意乎此者哉？今南宫近在畿甸，沐泽游原，且又南宫子所生之邦也，流风遗烈宜有未泯者。有能闻斯言而皇然兴起者乎？则李君是役诚不为无裨也已。

    光绪十二年五月记

    同知衔署南宫县知县李传棣  督修

　　五品衔南宫县学教喻张凤翔

　　南宫县学训导邱信

　　南宫县候补知县知州用县丞杜友仁

　　四品封员都司衔孙常泰

　　五品封员陈塽

　　候选训导谢锦

    五品封员万锡年            协修

    【译文】

    重修南宫县学记

    武昌人张裕钊撰写
    南宫县学，自明朝成化十七年迁建到现在的县城，其后经历了弘治年间一直到今朝的嘉庆年间，（这期间）经过了十二次重修，至今又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渐渐坍塌毁坏。代理知县李君与县里的人们再次策划重新修建，一周年后竣工。为此写信吩咐裕钊写文章记述此事。
    裕钊认为：天下的治理在于人才，而人才必定出于教育。然而今天的读书人却（仅仅）学习作应付科举考试的文章罢了。自从明太祖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以来，经历了数百年，它的弊端已到了极点。读书人童年刚开始接受教育，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方面，年龄稍大一些就专门寻找当政者有名气的文章，从早到晚伏案背诵。所有想获得高官进身显位之列的，都是采取这种方法罢了，却不涉足百家的经典史籍，自古以来的著作笔录，茫然不知（人家）是什么书；历代的帝王卿相、名贤大儒，竟然不知他们是谁；国家的典礼、赋役、兵制、刑法等制度，问他一百个问题也不能答上一个；各行省郡县的疆界范围分辨不清在什么地方；四方来朝拜进贡和结盟的国家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称。浅薄敷衍成为风气，并且庸俗、鄙陋在其心中顽固的存在。这种人所能瞪大眼睛、扬起胳膊而言说的，也就是仁义道德这些腐朽无比的言论而已。哎，用那些（平庸的）人去使内外臣服、来担当国家的重任和人民的寄托，人民又怎能安定呢？内忧外患，凭什么不令人担心呢？
    再说，朝廷在开始建立选拔官员制度的时候，大概是想将天下的读书人集合起来，用孔孟之道进行规范，以端正他们的志向。再进一步以经典义理、对策问答等一类的东西来考察他们的知识储备。因此，博学的人不能不有所准备，读书人应该逐项的掌握并付诸实践。其学问的成就，自然完全可以出来为天下效力。即使让他参加选拔官吏的考试，也不可能不从庸俗之人中胜出。然而，由于人们互相沿习而形成风气，轻易被这种弊端所迷惑，而没有人能振作起来从中摆脱出来。没有不是读书人先立志而使风俗改变，没有比君子以自己的行动为天下人做倡导更大的事了。当今天下学习儒学的学子，如果有一个有志向的人为这种风气担心并且深以为耻，使这些庸俗浅薄污秽低下的东西不能存在，毅然用简明实用的学问来教育自己的弟子而与之对抗。犹如同明互相映照、同类互相寻求，水流过地皮就湿、靠近火的地方就干燥一样，愿望激发起来，人们奋然兴起。从一人到一县，从一县到全国，社会风气的变化，人才的奋起，是难以估量的。
    啊！中国这样大，难道就没有一两个豪杰之士想做这样的事吗？如今，南宫地处京城近地，能够尽早的得到朝廷恩泽。况且，又是南宫适生活的地方，流传下来的高风亮节、忠烈精神，应该是没有泯灭的。如果有人听到这些话感到震惊而兴起的话，那么，李君这次重修南宫县学实在不能说是没有益处了。

   【价值】

    一、书法价值

    从书法角度来看，此碑文系张裕钊晚年时代的作品，其用笔和结体已更加娴熟。其字结体紧严、外方内圆、点画浑穆、线条秀美流畅、既有颜筋柳骨融蕴于内，又有丰盈娟秀表现于外，间架结构天衣无缝，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字体被称为“六朝体”或“南宫碑体”、“张裕钊体”。特别是其别具一格的“内圆外方”更是为不少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所钟爱。近代书法大师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高度评价张的书法：“廉卿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其在国朝，譬之东原之经学，稚威之骈文，定庵之散文皆特立独出者也。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锋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完白纯乎古体，张君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尤为集大成也”。

    到七七事变前，学碑拓片已风靡全国，及至海外。京、沪金石书法家及收藏家均奉为珍宝，争相购买临习、收藏，那时，以建史纸，朱红拓片尤为珍贵。在1920—1930年间，曾一度形成了“张裕钊热”，至今写南宫碑体的书法家仍不乏其人，如北京的张书范、河北的熊基权、南宫的董毓明、邯郸的李守诚、冀州的王乃成、定兴的许兰弟、深县的田人等。特别是在日本和东南亚，日本的宫岛大八先生是张裕钊的海外著名弟子，曾创办书院，建张裕钊书法研究会，传播张氏书法，南宫体成为日本书法的一大流派。1984年后日本书法界先后两次结团前来拜谒瞻仰。1988年秋在南宫召开了“首届国际张裕钊书法研讨会”，日本山村邦彦率团参加并进行了交流。

南宫碑拓片

张裕钊书法  

      二、文物价值

    南宫县学记碑最初竖于县城东街文庙内的泮水桥侧，并建有碑廑和木棚栏门。在校园内一直受到师生的精心呵护。1927年10月红枪会攻占南宫时，碑身误中一弹，飞弹入廛碑正面遭枪击，致使碑文第七行缺一“取”字，第八行缺一“之”字。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以“破四旧”为名拆掉碑廑、推倒碑石。幸有南宫中学老职员王含祥加以保护此碑才幸免遇难。1968年底南宫中学停办后，校址成为县革委会驻地。1969年王含祥经好友刘录仓向县领导王建明、赵安方反映此碑的价值，才使学碑重新竖起。1971年3月新西兰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路过南宫见到该碑，说此碑为重要文物很有价值，再度引起县革委的重视，将学碑移至原文庙前台上竖起。1982年7月23日被河北省政府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怀下迁到南宫中学中心花园东南角，学校投资16万余元专门为其修建了一座双层飞檐八角仿古碑亭，使这一教育界百年珍贵文物复得其所，也为校园增添了一道靓丽的景观。如今，县学碑与南宫学校创始人，清末举人齐福丕的铜像共同向人们述说着南宫中学的厚重历史，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南宫学子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学习。

    三、时代价值

    张裕钊生在清朝后期，此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张裕钊是康梁维新变法积极支持者，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试图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走出一条强国之路，他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阶级沿袭多年的科举制度，奋力提倡教育革新，倡导“明体达用”之学。张裕钊在南宫碑文中一开始便提出：“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接着便以犀利的笔锋、铿锵有力的语言、无可争辩的事实猛烈抨击了摧残人才、束缚人才的科举制度。指出科举制度“历数百年来而其弊已极”，并指出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在于“欲群天下之士范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趋”，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没有任何有用知识而只有误国害民。号召“师儒学子”能够“闻斯言而皇然兴起”，则“风会之变、人才之奋未可以意量也”。从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角度，时至今日张裕钊在南宫碑中的思想，仍然有着很强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