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越石--考臨《石鼓文字》位復原

易越石--考臨《石鼓文》字位復原

    石鼓为四字一句的古诗，研究石鼓首先应从石鼓诗句与字体方面留意。祗因石鼓拓本存字最多的北宋三善本亦不过四百八十字，较原有七百字（按诗句行数估计）缺少二百余字。就是这四百八十字中仍有笔画残泐不完整者兼十分之二，因此，越石不揣谫陋，曾补苴考订全文，共得五百零五字。

      

      

       

      

       

      

       

     

      

        

易越石

　　易越石（Yi Yueshi）

　　易越石（1912--2007）字慧伯号培堂，1912年出生於湖南衡阳，幼读经史，十三岁习国画及书法，二十五岁入四川随康同憎先生习金石篆刻。1947年起，先后於中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举办书画篆刻展三十次,获得当地艺术界一致好评。1949年定居香港。其篆刻书法获得董作宾教授激赏，后得赵恒惕，易君左等揄杨。为查良庸先生刻印《金庸作品集》（大蒃阳文），其篆刻见於各金庸著作，风行世界。1999年获美国加州中华艺术学会颁发书法成就奖，表扬其成就和对业界的贡献。一生潜心于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的书法艺术和源流的考证研究。石鼓文为篆书之祖，刻在十个石鼓上，郭沫若考证辨认出480个字。他在此基础上，辨认又增订出25个字，并纠正郭氏及前人考证有误的若干字。现得出石鼓文505个字。这是目前数字最多，准确度最高的石鼓文。后又进一步研究考证认定，石鼓文是春秋期秦哀公发兵救楚，击败吴国大军（公元前506年）后，为祝捷的祭祀所作。这两项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对文史界有重大贡献。著有《易越石金石书画集》、《石鼓文书法与研究》、《历代印学家概述》。《毛公鼎初步研究》、《宁远楼印存》、《历代印人传略》等。2007年6月在香港逝世。2008年6月易越石遗作《石鼓文通考》在其关门弟子陈文禄的精心策划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词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易越石

编者按：湘江浩荡，回雁秀丽，易越石先生吮吸家乡山水之灵气，集石鼓文字研究、书法、镌刻、绘画之大成，是雁城乃至全国一大方家，雁城人文将对其进行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易越石之石鼓文研究 

易越石先生是衡阳籍的香港著名书法篆刻艺术家，字慧伯，别署宁远楼主。他多年来潜心于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的书法艺术的历史源流研究。颇有独特的见解和成就。一九九八年九月，他的专著《石鼓文书法与研究》一书在香港出版，在海内外文化界受到关注和欢迎。

唐太宗贞观年间（约公元七世纪），在陕西雍县出土十个状似石鼓的石头，每个石头上刻有一章古诗，多为四言句，间有五言句，所言为渔猎冶道营邑诸事，文风似《诗经》风格，所刻的文字为篆体。这十个石头依其形状被称为“石鼓”，所刻的文字被称为“石鼓文”，又依其所述事涉及渔猎，别称“猎碣文”。

中国数千年前所留下的原始文字，分为四种，其一是刻于兽骨、龟甲上的“甲骨文”，其二是铸于青铜器皿上的“钟鼎文”,其三是刻于石质碣碑上的“石刻文”，其四是刻或写于竹木简册上的“简牍文”。自发现石鼓文后，千余年来，经历代学者考证研究，石鼓文被认为是我国业经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被称为篆书始祖。石鼓文无论在考古学、文字学、书法艺术及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石鼓文自唐代发现以来，历代文人杜甫、韩愈、韦应物、欧阳修、苏轼等都有诗文赞美，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一直推崇其古朴的书法艺术。韩愈反对唐皇迎佛骨舍利，最先建议将石鼓运至长安太学保管，从而触犯唐皇而遭贬至岭南潮州，唐末五代十国之乱，石鼓丢失一面，宋代地方官司马池将石鼓迁至凤翔学府保管，其中之一为仿造，其字迹已与原物不符，后有知府向付师在原地寻访，才找到原物的下半截，此物已被乡民改制成石臼。宋徽宗好搜寻古物，曾下令将石鼓运至汴京（今河南开封）辟雍（太学），当时做了不少拓本流传。后虑及拓字会锥击石鼓而损字，又将其移入禁中严加保管，并用黄金填入字内，防止进一步风化腐蚀。不久金兵攻陷汴京，镶金的十面石鼓被作为战利品运入燕京（今北京），石鼓自此历金、元、明、清四朝一直存在于北京七百余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九三四年，为避日本侵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石鼓随同故宫的其他文物珍宝，辗转运至大后方四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再由四川运回北平（今北京），一九五八年，石鼓正式陈列于北京故宫。

十面石鼓上应有七百余字，经二千余年的风化侵蚀和人为毁损，许多字迹已湮灭，现仅存三百余字，郭沫若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流亡日本时，发现大财阀三井家族从中国收购去的，字数保存最多的明代安桂坡石鼓文拓本，并据此考证研究，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轰动当时的文化界。就文字而论，郭老当时考证得出石鼓文四百八十字，这是郭老当年对考古学的杰出贡献。越石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郭老和其他学者考证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多种石鼓文拓本，又增订二十五字，并纠正前人考证有误的若干字，现得出石鼓文五百零五字，是目前字数最多、准确度最高的石鼓文。

历代对石鼓文的产生年代，有多种不同见解。如清代震钧先生认为是秦文公东猎（公元前七百六十三年）所作。民国时代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认为是秦穆公始霸西戊，周天子致贺所作（公元前六百五十九年——六百二十一年）。郭沫若先生认为是秦襄公八年（公元前七百七十年）送周平王东迁，立西畤时所作。以上三种见解的年代都是春秋前期（公元前八——七世纪），越石先生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综合考古、历史、地理、文学、文字学、书法等方面的成果进一步考证研究，认为石鼓文应是春秋晚期秦哀公发兵救楚，击败吴军（公元前五百零六年）后所作。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五百零六年，吴王阖闾命著名军事家孙武和逃亡吴国的楚人伍子胥率兵伐楚，五战皆捷而攻陷楚都郢（今湖北江陵），楚昭王逃奔随（今湖北随县），偏居东南的东夷小国吴一举而攻灭昔日的霸主——地域辽阔的强大楚国，一时震慑了中原诸国。伍子胥掘开曾杀害他父、兄及全家的楚平王的墓穴，鞭其尸以泄愤。楚大夫申包胥奔秦国，求楚昭王之姐夫秦哀公（晋楚姻亲）发兵伐楚。初不应。申包胥七日不食，立于宫门外大哭，秦哀公感其忠烈，权衡得失，终于发兵车五百乘救楚。次年败吴军于麻城（今湖北麻城），又败于雍（今河南桐柏），同时，吴军迫于阖闾弟夫概先行返国称王和近邻越国乘虚侵犯，不得不退出郢都，楚昭王得以复国。

十面石鼓之一的“吴人石”保存最完整的前四句，为“吴人怜亟，朝夕敬惕，（音载）西北，勿竈勿伐”，可以意译为“吴人可悲至极，日夜惊恐，（我军）回师西北，不再扎营筑灶和征伐”。震钧、马衡、郭沫若等学者都误将“吴人”作“虞人”解读，以此来推断石鼓文化的产生年代。春秋时，姬姓的虞国在山西，后被晋国所灭。西周初虞国王长子秦伯与二弟为让位于幼弟，远走东南而被当地土著推为后来吴国的开国之君。故古文字中“虞”、“吴”可通用。按常识判断，国居陕西的秦人与国居山西的虞人有来往联系，而难以想象秦国会和偏居东南，相距二千余里的吴国人会有多少关联。越石先生认为，石鼓文中的“吴人”，径直就是指吴国人或吴国军队，和其他古文中“秦人”即秦国人，“齐人”即齐国人，“楚人”即楚国人同理。根据“吴人石”诗文的释义，指的就是公元前五百零六年秦军为援楚与吴军所发生的那场战事，故秦刻的“吴人石”有“吴人”二字，而不能推断为“虞人”。其他学者将“吴人”附会为“虞人”，来考证石鼓文产生的年代则是张冠李戴，引人入歧途。越石先生认为小吴而陷强楚，秦败吴而复楚，在当时是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吴王逞破楚之余威，利用会盟之机，胁迫齐王等诸侯推举吴王为新霸主。昔日霸主楚国从此国势不振。东夷小国吴正式介入中原政治，融入华夏民族。偏居西陲的秦国击败新兴霸主吴，复兴楚国，提高了秦国在中原的政治地位，为以后统一华夏奏出了先声，秦穆公时代，因西霸西戊，东胜强晋，周天子曾贺以金鼓，秦哀公败吴复楚，作为胜利者，以空前之举刻石鼓以记其功并旁及其他，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刻石应有铁器作为工具，中国最早于何时始用铁器，史载不详，但史载春秋晚期的吴越地区，已发明鼓风炉冶锻铁剑。吴王阖闾在为公子时，为谋其兄吴王僚的王位，差伍子胥所推荐的侠士专诸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当时吴王僚外穿锦袍，内裹铁甲，如果“鱼肠剑”不是铁制，如何能刺穿铁甲而杀死吴王僚呢？石鼓文就其刻凿而言，产生于已使用铁制兵器作战的吴灭楚、秦败吴的战事之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时间应该是公元前五百零六年以后（公元前六世纪初），而不是时间更早的公元前八——七世纪。除了以上历史方面的考证论述以外，越石先生就考古、地名沿革、君王世系、都城迁移、文学风格、文字演变、书法艺术等方面亦有详尽的考证论述。

现存于北京故宫的十面石鼓，大部分字迹已湮灭而不可认识，如何保存和延续有重大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石鼓文，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越石先生的心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与好友陈云章教授（时任湖南省文史馆名誉馆长、全国政协委员，二零零五年辞世）等知名人士多次商议重刻石鼓文，当时认为省内适于存放的地点是长沙岳麓山、南岳衡山、衡阳石鼓书院旧址。九六年已落实赞助人，但“曲高而和寡”，联系存放于岳麓山和南岳而未果。

香港“九七”回归后，越石先生的专著《石鼓文书法与研究》、《历史印学家概述》以及大型画册《易越石金石书画集》先后于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二零零三年在香港出版。越石先生的专著曾有多册经由新华社香港分社文化主管官员分赠内陆多家文化教育机构，受到重视和欢迎。越石先生对于石鼓文产生年代的观点，得到南京大学教授徐畅先生（《中国书法全集（4）春秋战国简牍帛书卷》主编）的认同，曾著文《石鼓文刻年新考》在国家级刊物《考古与文物》二零零三年第四期上予以介绍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