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和太太从北方的一座小城辞职来到杭州。太太在一家报社做编辑，我则继续做着我的老本行——电台的DJ。
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栋老宅里，很老的房子，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条小弄堂里，已经有3年的时间。里面还有四五户人家，跟那些叽叽喳喳讲着南方方言的人，我们少有往来。
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铁门，上面有一把巨大的锁，院子里的每一个都有一把铁门上的钥匙。我们的铁门钥匙一直以来都在太太手中。也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习惯，每一个住在院子里的人，从外面奔波回来，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后，哪怕是在大白天，也要顺手把院门锁上。有时我在想，是否是因为南方人比北方人要警惕。
事情发生在那个炎热的午后。
那时我做的是下午点档的一个音乐节目。我通常是在直播开始前的半个小时赶到电台。在夏天我有午睡的习惯。太太那天正好在报社拼版，在午不会回来。
平时午睡都是太太叫我起床，那天我就睡过了头，醒来的时候离直直播只有半小时了。以往的这个时候，我已坐在办公室里抱着一堆唱片准备进直播间了。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走到院子里，看到铁门上的大黑锁，这才想起钥匙在太太的手上。我首先看在院子里是否还有其他的人，结果我发现整个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手忙脚乱了起来。院墙出奇地高，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狗急跳墙”，房间里又没有装电话。
我在院子里急得直跺脚。我站在铁门边，像是一个渴望自由的囚犯。然后通过门缝我看到了他。他是一个正好从弄堂里经过的小乞丐。他还是一个孩子，不会超过10岁。炎夏的午后，他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大短裤，头发零乱得像是一蓬稻草，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背上的袋子，仿佛里面装满了宝物。
我喊住他，我想请他去巷口给太太打个电话。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在我开口之前我首先想的是我是否应该先给他一点零钱作为一种报酬。我翻遍我的口袋，除了张百元的纸币便什么也没有了。我有些尴尬，我似乎还无法做到把100元当做是“零钱”给一个乞丐。
我飞快地跑回屋子想找出一些零钱，没有成功。然后我看到橱柜里放着的两个大大的昨晚剩下的馒头。隔着铁门，我把那两只还很松软的馒头递给了他。我看得出他很高兴，他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向我道谢，转身准备离开。我叫住他，很简短地告诉他我需要他去巷口那个公用电话亭帮我打个电话，并把一张百元纸币放在了他的手掌上。他看了看手里的那张纸币，然后又盾了盾我。我试着对他微笑，隔着门，我再资助对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非常着急。然后我看到他飞快地向弄堂奔去。
10分钟以后他还没有回来，我想他不会回来了。当时我给自己的安慰是，他不回来的是对的——他不理一个愚笨的孩子。
然后我的邻居回来了，邻居打开了铁门。我借了邻居的钱飞奔到大街上去拦的士。
直播没有延误。
晚上问起太庆，她说没人打电话给她。我笑着对太太说我白信任那个孩子也。太太笑我。我和太太一致认为那个孩子把钱拿去改善生活了。也只是如此而已。我和太太的生活一如既往。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我和太太在忙着搬家。有文华路上，我们终于分期付款有了自己的房子。大铁门敞开着，我和太庆与那些搬家公司的人一起忙里忙外。太太突然对我说，门口有人叮着你看呢，顺着太太的目光望过去时，钉就愣住了：居然是那个小孩！
他怯怯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似乎已经很久。我看他的时候，他的眉字微微地舒展了一下，然后，他伸出他的拳着，缓缓摊开自己的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