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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代的城址与中原早期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系指从黄帝历经颛顼、帝喾而至尧、舜的时代。根据许顺湛先生选定的年代框架：帝舜一世50年，约为公元前2150—前2100年；帝喾十世（包括尧）400年，约为公元前2550—前2150年；颛顼九世350年，约为公元前2900—前2550年；黄帝十世以上1520年，约为公元前4420—前2900年。大体而言，五帝时代的上下限主要在距今4100年前至6500年前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约2400年之久。①从宏观上进行考察，这个年代构架基本上可以作为研究五帝时代的重要参考数据。 根据文献记载，黄帝之世已有城邑出现。《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云：“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说：“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造五邑。”《中州杂俎》载：“黄帝筑邑造五城。”《淮南子·原道训》曰：“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案》诗谓：“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楼。”逮至帝舜之世，“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②，表明彼时已有都邑出现。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中原地区发现早期城址中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和登封王城岗等，就是五帝时代城邑的历史见证。 郑州西山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西，距离黄河4公里，北依西山，为自洛阳延伸而来的邙岭余脉，山岭在遗址东侧戛然而止，恰似黄河中下游之交的脊轴；南临枯河，遗址坐落在枯河北岸二级阶地南缘，正是绵延不绝的豫西丘陵与东南一望无垠的黄淮平原的交点。城址平面近似圆形，南部已遭破坏，城内面积2.5万余平方米。该城址外面有壕沟环绕，最近又发现外围壕沟，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城垣的建造，采用了夯打、版筑和挖槽等多种方法，表明其建筑技术的进步；现已发现城门2座，分别为西门和北门。从西门北侧城垣上发现的基槽和柱洞推测，这里可能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城内发现房址200余座，其布局事先经过规划设计，有些房址分别位于一号道路两侧，门皆向北，朝向北城门；此外，还有一座面积112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基址北侧有一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广场；在房址底部、北城门下、西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③根据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该城址年代距今5450—4970±70年。④迄今所知，西山城址属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或称大河村类型）遗址发现的唯一城址。许顺湛先生主张西山城址是黄帝时代的古城。他说：“郑州古城属于秦王寨类型（即大河村类型）……如果把秦王寨类型的仰韶遗址分布结合文献来分析，西山古城应属于黄帝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引谯周曰：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有熊国地望何在？《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也。’《帝王世纪辑存》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路史·后纪五》注：‘［黄帝］有圣德，授国于有熊，郑也。’由此可知：第一，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第二，黄帝都有熊；第三，黄帝所都的有熊其地望在新郑。从秦王寨类型遗址分布来看，有熊国的地域并不局限于新郑，它至少还应包括新密、郑州和荥阳等地，均可称为有熊国。在有熊国所辖的区域内（即秦王寨类型分布区），其文化遗址应属于有熊国文化，当时的氏族部落应属于有熊国组成部分，在西山发现的古城只能是有熊国的城，如果别处没有第二座城的发现，西山古城必定是有熊国国都。黄帝都有熊，是有熊国君，因此把西山古城称为‘黄帝城’是无可非议的。”⑤如果上述分析无误的话，则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当为黄帝时代的城址。 濮阳高城高城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东南12.5公里的五星乡东高城村。现已发现北垣长2600米，城址规模不详。龙山时代城址较小，后世城址不断扩大，除北垣外，还勘察出东垣北段长250米，西垣北段长150米。城垣距地表2.8—3.6米，高约7米，底部宽度22—26米，面积约400多万平方米，出土龙山和春秋时期的文化遗物，推测为春秋时代的城址。⑥据今本《竹书纪年》载，颛顼“居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也说，颛顼“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汉书·地理志》云：“东郡濮阳，故帝丘。”嘉靖《开州志》载：“颛顼城在东郭里，去州二十里，所谓帝丘者。”颛顼城就是帝丘。后世昆吾与卫也曾都此。《读史方舆纪要》说：“昆吾城在开州东二十五里，其地有颛顼城，城中有昆吾台，台周五十步，高二丈。”公元前629年，狄人围卫，卫成公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30公里卫南坡中）迁至帝丘。高城城址与文献记载中颛顼、昆吾和卫都帝丘的时代、地望相符。高城龙山文化城址应为颛顼所都之帝丘。在龙山文化城址基础上修筑的春秋城址则是卫国的都城。“从颛顼都帝丘到春秋时卫国迁都帝丘，绵亘两千多年，在大部分时期内，帝丘都是中原地区知名的都市。”⑦ 襄汾陶寺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东北7.5公里的陶寺镇南，分布在陶寺、李庄、中梁、东坡四个自然村之间，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整个遗址总面积400万平方米。陶寺城址位于陶寺村西至宋沟一带，可分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56万平方米。小城东南部有一般贵族居住区（居西区）和上层贵族居住区（居东区）。一般贵族居住的西区，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上层贵族居住的东区的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早期小城的城垣在中期废弃，但小城内的宫殿区到中期可能继续使用。 中期城址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内有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利用早期小城内的建筑设施）、一般居民区和仓储区等，小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中期大城是在早期小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利用了小城的东垣和早期小城内的建筑设施。中期大城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约270万平方米。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的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是五帝时代最大的古城。早期小城在中期大城内，位于中期大城的东北部。一般居民区位于中期大城的西北部。中期大城的东南部为仓储区。 中期小城位于中期大城南城垣外，即中期大城垣外的东南部。中期小城内紧靠大城东垣偏北部是一处贵族墓地，墓地以南是宗教祭祀区。宗教祭祀区内发现一处观象台，北依大城南垣，平面为半圆形，半圆形外径22—25米，总面积大约1400平方米。根据城墙夯土中出土的遗物以及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判断，陶寺城址营建于早期，扩建于中期，毁于晚期。此外，城内也发现了手工业作坊遗迹。城内墓地出土有成组的彩绘陶器、彩绘木漆器，还有鼍鼓、特磬、石（玉）钺、红铜铃和内壁绘有蟠龙图案的陶盘等。⑧陶寺城址发现后，许多学者主张，“这一时期正好处于传说中尧、舜、禹的时期，这座古城很可能是当时的重要建筑所在地，这与《史记》记载的尧都平阳相吻合”⑨。陶寺城址属陶寺文化中期，按碳十四测年估计，当在距今4400—4200年或4300—4150年之间，大致与尧、舜时代相当。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尧为天子，都平阳。禹受舜禅，都平阳。”又说：“舜所都，或言平阳，或言潘。”陶寺城址很可能是尧、舜所都的“平阳”。 辉县孟庄孟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辉县市东南孟庄镇东侧的台地上。辉县市地处豫北太行山南麓，横跨我国第二级地貌台阶向第三级地貌台阶过渡地带。孟庄城址位于第三级地貌台阶的山前倾斜冲积平原上。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南、北四面城垣均为直墙。东垣保存较好，长约375米；北垣西端被毁，残长260米，复原长度为340米；西垣残存中部和东半部，残长180米，复原长度约330米。西垣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原有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南垣全部被毁，已不存在。城墙的筑法是铲高垫低，先将地基整平，然后在内外两边取土分段堆筑而成。夯层不很规整，厚约10—15厘米。城墙内侧设有夹板以便增加墙体的高度，东、西、北三面城垣的墙体内侧都发现有夹板留下的木板灰痕及向生土下挖的固定木板的基槽，夹板向内侧为护坡。主体城墙基础部分宽13—14米，内部附加部分6—7米。城垣保存最好部分仅高0.5—1.2米。筑城垣时，由内外两面取土，内侧取土沟形成内壕宽6—8米，深达3米左右；城垣外侧的城壕，宽约20米，壕底距当时地面3.80—4.80米。城垣外有10米的斜坡，应为城垣与外壕之间的过渡带。保存较好的城东北角呈圆弧状，宽约28米。城门门道位于东垣正中，宽约2.1米，里边有多层路土。门道两侧发现有东西向基槽，贴近墙基的一侧有竖置的木板灰痕。 城内发现龙山文化晚期房址9座，多为长方形，少数为圆形，有的居住面抹有白灰面，多数为地面式建筑。城内西南和中北部发现灰坑278座，多数是贮存食物而废弃后的窖穴。城内中南部发现水井4眼，井口为长方形和方形两类，深约4米左右。井底多堆积有用于汲水的泥质灰陶高领瓮。墓葬17座，发现于城内中南部，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另有瓮棺葬4座。根据遗迹遗物推断，孟庄龙山城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2100年。需要指出的是，龙山城址上面是二里头时期的城址，二里头时期城址上面是殷墟时期的城址。从而形成了极其罕见的龙山夏商三叠城。⑩ 辉县古称共县，“共县本为共工氏故地”。《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淮南子·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史记·五帝本纪》云：“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滛辟。 ……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禹攻共工国山。”由此可知，共工最早曾与颛顼争帝，继而乃为尧之水官，旋又被尧、舜所流放，最终遭禹之攻逐。其经历既然如此之久，断非一人所为。因此共工大概就是一个氏族、部落或者部族、古国之名。共工氏主要活动在太行山东麓一线，从时间和空间地域来考察，辉县孟庄城址应为共工氏的中心聚落。 新密古城寨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35公里的曲梁乡大樊庄古城寨村周围，地处嵩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向东面对辽阔的黄淮平原。城址位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溱水自北而南注入颍河支流双洎河（古洧水），古城寨村东、南两面皆为新郑市境，因而该城址正值新密与新郑交界的溱、洧二水汇流处。古城寨城址平面呈东西长方形，方向349度。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北垣长460米，南垣长345米，东垣长345米，西垣被溱水冲毁，复原长度为370米；存高约7—16米，墙基宽约42—102米。南城门缺口因西侧城墙被起土破坏，宽18.7米，北城门缺口宽10.7米，城址面积17.65万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环绕，壕沟宽34—90米，深约4.5米多。城西是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城内发掘面积近千平方米，发现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灰坑153座、陶窑4座、水井8眼，房址4座，墓葬5座。 一号房址（F1）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北处，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有回廊，为夯筑高台建筑，方向281度，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米，面积369.2平方米。 四号房址（F4）位于一号房址以北7.4米处，是一座廊庑式建筑，由三道墙基槽、门道、门卫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房址方向281度，现已发现长60余米，基宽4米，三道墙基槽南北并列，每道宽30—50厘米不等。 根据城垣和遗迹的地层关系及出土文物判断，古城寨城址为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从其年代和地望来看，均与古史传说中的祝融时期相近或大体一致。今本《竹书纪年》载：“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此“郑”系指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而言。清嘉庆七年（1802）黑峪沟白衣观《创建火神庙碑记》云：“密本古郐地，高辛氏之火正祝融旧墟也。”清道光九年（1829）原密县老城南关《重修火神庙碑记》谓：“密，故祝融墟也。”由此看来，古城寨城址似与祝融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城内宫殿建筑遗迹的规模来看，其规格甚高，很有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登封王城岗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西北约500米的岗地上。北距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约10公里，南去箕山北峰约7公里，西有王岭尖，东为卢医庙坡，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颍河流经南侧，五渡河从其东南注入颍河，形成一处小型的河谷盆地，王城岗就处在这个盆地的中央。其东南因被五渡河常年冲刷，已成为北高南低的断崖，而岗的西面地势却比较平坦开阔。 王城岗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西垣就是西城东垣。东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坏，现存南垣西段残长约30米，西垣南段残长约65米，南垣与西垣的交角为88度，近乎直角。由于古代五渡河道的西移，将东城大部分城垣冲毁。西城除东垣与东城共用外，南垣残长82.4米，其东端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似为城门设施；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长29米。西垣与南垣的交角为90度，直角相接。两座小城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西城内的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曾发掘出多处龙山文化夯土基址遗存。其中分布在中西部较大的两处：一为长方形，面积约150平方米左右；一为方形，面积约70平方米左右。在夯土建筑基址范围内发掘出10多个奠基坑，坑内填埋有数量不等的人骨架和零散人骨。 外城亦称大城，其北垣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城外有城壕，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4—2米，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垣与城壕已被毁坏。大城将小城包括在内，面积约30万平方米左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共分五期，根据内城灰坑和奠基坑中出土骨头测定的年代数据，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一期为公元前2190—前2110年，或公元前2190—前2105年；二期为公元前2132—前2082年，或公元前2128—前2084年；三期为公元前2090—前2030年。一期是内城的始建期，二期是内城的使用期。外城的始建年代与内城相当或略晚。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则王城岗城址始建年代应早于夏代，在五帝时代的积年以内。 王城岗城址位于嵩山南麓，同历史上夏部族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太平御览》卷39引韦昭注：“崇、嵩古字通。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传说中鲧是夏部族的首领。《国语·周语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太平御览》卷115引《帝王世纪》说：“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伯即一方之长，在此指部族首领或古国的国王，因其活动在嵩山一带，嵩即崇字，故曰崇伯鲧。《山海经·中山次经》云：“萯山之首……南望蝉渚，禹父之所化。”“禹父”指的就是鲧。鲧之子禹，既是夏部族的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他的早期居地和政治中心都在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谓：“禹都阳城。”从其方位判断，禹所都的阳城应为登封王城岗古城。王城岗城址的始建年代稍早于禹，可能就是禹父夏鲧之城，后来成为禹都阳城。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岗诸城址，均属于五帝或与五帝时代关系密切的古城，为我们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关于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载体，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恩格斯主张，“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高墙围绕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以及巨型建筑；夏鼐先生认为，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安志敏先生说：“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刘庆柱先生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从考古学研究讲，最早‘国家’的物化形式或载体学术界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等。上述种种物化形式或载体，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很难界定，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它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社会与经济管理中心。它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等”。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应以五帝时代的城址为切入点。 在考古发现的五帝时代城址中，公认为尧、舜之都平阳所在的陶寺，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里程碑。陶寺城址同中原地区其他早期城址相比，它将版筑城垣规整形态与更大的空间相结合，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中国早期都邑城址的规模似乎是在陶寺城址突破了200万平方米的大关。已经发现的其他早期城址内，有的可以确定贵族居住区，但缺乏明显的边界，而陶寺城址内功能区划不仅明显，而且各功能区之间有明显的空白地带，仿佛起着隔离带的作用。如早期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内东南、中期大城内东北，西边以大南沟为界与下层贵族区分开，南边以早期小城城垣Q10为界，形成真正的宫殿区，面积约6.7万平方米。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可能被设置在中期大城西南角(今沟西村至宋村一带)，距宫殿区约1300米远；中期大型普通居址被安置在中期城址西北角(今中梁村)一带，距宫殿区约800米远。将宫殿区明确地同其他功能区隔离开来，把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限制在远离宫殿区的城角，既便于集中管理，又体现空间的控制权力，这表明陶寺城址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把持着高水平的空间控制权。当城址规模巨大时，城内的路网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是城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的重要保障。根据地质专家分析判断，纵贯陶寺早期城址南北的大南沟—南沟、纵贯中期城址的赵王沟—中梁沟在当时很可能是大路，这两条南北大道分别是陶寺早、中期城址的中轴线。陶寺中期城址将中期王级贵族墓地和观象授时祭祀台等祭祀遗存用城墙围在城南的小城内，形成特定的“鬼神区”，开了后世陵园、寝庙围城的先河，从物化形式上提升了鬼神区在城址功能区划中的地位。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左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大坑或长方形大坑为主。陶寺城址内由王权控制的大型仓储区，是实现储藏贡赋、实行再分配、备战备荒等国家行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应为国家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何弩先生明确指出：“陶寺城址在聚落形态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是史前城址发展的顶峰，乃夏商都城模式的初始，是中国早期城市化一道重要的门槛，我们认为陶寺城址已具备早期城市的雏形。” 除陶寺城址外，被认为是祝融之都的古城寨城址，也跨过了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门槛。古城寨城址内东北部发现的由一号房址和四号房址所组成的宫殿建筑群，在早期城市中是极其罕见的。“宫殿基址的发现，不仅为商代宫殿区位于城东北的布局开了先例，也为夏代二里头宫殿基址的来源提供了依据，使古城寨城址成为夏文化发展和建筑艺术传承的桥梁。……从其性质看，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直接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所以城中要营建宫庙之类的建筑，成为文明过程中最容易观察到的物化载体。有无这些建筑也是都邑与村寨的重要区别之一。” 五帝时代后期，中原地区自然灾害严重，发生了长时间的洪水泛滥。《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下》云：“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淮南子·本经训》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通志》云：“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孟庄、王城岗等城址相继发现洪水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洪水控制体系的建立与中原早期文明的关系极其密切。为了从事治水等大型公共工程，需要建立中央权力机构。尧、舜时期，共工、鲧、禹在治水过程中，动员了大量劳动力从事公共工程建设，使跨宗族地域的早期国家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并形成与防治洪水有关的早期城市。 五帝时代的筑城高潮，发端于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西山城址除城垣外，还环绕着两道城壕，建立起多重防御体系，这在早期城邑中是少见的；城垣的建造，采用了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方法，表现出其建筑技术的进步；西城门北侧城垣上可能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城内有面积百余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在房址底部、城墙墙基底部和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凡此种种，表明黄帝时代的西山城址已经不是带围墙的原始村落。许顺湛先生主张这是一处权力中心，认为“必是有熊国国都”；杨肇清先生认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的发现，将中国始建城市的年代提前到距今5300年”；任式楠、吴耀利先生也说：“郑州西山仰韶晚期遗址为研究城市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从西山城址的发现，到陶寺古城的兴起，经历了黄帝至尧舜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从其规模和功能规划等方面考察，西山城址显得更加原始一些，不过从城市起源发展的历程考察，西山城址似可划入“雏形城市”之列。 除上述诸城址外，还有五帝之一帝喾的都城尚未找到。今本《竹书纪年》说：“帝喾高辛氏元年，帝即位，都亳。”《尚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传：“契父帝喾，都亳。”《史记·五帝本纪》载：“至高辛即帝位。”《集解》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水经·谷水注》引皇甫谧曰：“帝喾作都于亳。”《水经·汳水注》又说：“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尸乡亭位于汉魏故城东，尸乡亭东为偃师尸乡沟商城，帝喾所都之亳大约就在这一带。不过，目前尚未发现与此时代相当的城址。 五帝时代，除发现黄帝、颛顼、尧、舜、共工、鲧的城邑外，有的城址内也出土过文字与铜器，并找到了大型祭祀遗址，有关文明的诸要素均已具备。以郑州西山城址为标志，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站在当今已有的考古成果上回眸，中华民族已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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