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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含战争赔偿的要求。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金，数额很高，主要原因是：一，战争中的物质损耗巨大；二，战胜国对战败国取得了不对等的谈判地位。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胜的日本通过《 马关条约》 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 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1946 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日战争期间我方的损失是：军人死伤321 万，财产损失133 亿美元。但是，随着统计的进一步深入，数据表明，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 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6000 亿美元以上。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分子所做的牺牲最大，贡献也最大。中国如果得到日本的高额战争赔偿， 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是说得通的。然而，名义上的战争赔偿，中国只得到了日本价值两千多万美元的物资。在那些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 一5 一5 ”海军兵工厂的1 . 5 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 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可笑？ 时间可以上溯到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怠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对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中国的态度相当坚决。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在怎样处置日本方面，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制定了三大基本方针：( l ）日本非军事化；( 2 ）在保证日本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赔款；( 3 ）日本在外国的资产交联合国处理。第1 项和第3 项的处置都顺利进行，但在．日本赔款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按照传统的战争赔款方法，有现金赔款和实物赔款两种。由于日本的国库早在战争中掏空了，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然而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既没有石油煤炭等能源，也没有铁矿金矿等矿藏，以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赔偿的方式也行不通。剩下的只有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可是日本工厂的机器大部分都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中被炸毁，船舶也大部分被美军击沉，可以用于赔偿的实物也少之又少。从1947 年4 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4 万余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美国、英国、荷兰。苏联则自行将“满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苏联。不过这些机器的价值总共才值400 余万美元（当时价格），作为战争赔偿也太少了一些。然而当时的日本好像一个输得只剩下裤权的赌徒，再也敲不出钱来了。 但是，拆几架机器并没有解决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这个问题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1949 年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东西德国分别成立，另一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两件事促使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动摇，美国人在考虑放松对日本的抑制政策，以便把日本纳入美国的安全保障体系之中，使其变为附庸，进而加以利用。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随着美国和中国的先后介入，很快由一场国家内战升级为国际战争。在此情况下，美国开始积极扶持日本。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 … 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 扶持日本的第一步就是让其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951 年9 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由52 国参加的对日讲和会议。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按照美国政府的理解，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以邀请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讲和会议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苏联和英国主张由受战争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旧金山和会，他们都反对邀请台湾政府。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面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自己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做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 月16 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 月15 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 月4 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他强调说：“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在旧金山和会上，美国代表说：参加会议的各战胜国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东南亚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则强烈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战争赔款。 和会最后规定日本有向这些国家赔偿的义务，但具休的赔偿额由日本在会后分别与各个国家进行单独交涉。旧金山和会还特别规定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原则上不支付现金，而是用生产物和劳役的方式支付。这对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经过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单独磋商，最后确定的赔偿金额为： 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越南：3900万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束堵寨：417万美元（按照当时的价格） 1951 年9 月8 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 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旧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偏安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了取得国际上的主动地位，积极劝说日本与自己谈判。美国出于战略考虑，也在暗示日本与台湾非法政府谈判。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 年1 月30 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日本政府猜透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心理，在谈判过程中，日方代表的气焰嚣张至极，甚至忘了自己战败国的身份，多次对台湾代表发出威胁。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 月25 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旧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 … 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但是，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或者威胁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答应了日本的要求。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像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但是，明眼人可以看出，第二条原因才是国民党政府的真正用意。 1971 年10 月25 日，第26 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 世纪70 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 ％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 1972 年7 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周总理的态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日本政府对草案最后的“权利”两个字提出了异议。他们说，他们曾经跟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过放弃赔偿的协议，那份文件已经申明了“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如今再提一遍“放弃权利”，有点不妥。因为同一种权利不能放弃两遍。 于是，为了照顾日本政府的面子，宽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把“权利”二字改为“要求”。 1972 年9 月29 日上午10 时20 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 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资料引自《二次世界大战之迷》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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