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文学女青年的都市迷途 邵传贤 杨英，24岁，汉族，贵州省人，大专文化程度。因犯诈骗罪被北京某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利用征婚进行诈骗的案件已经屡见不鲜了，犯罪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钱。而本文所叙的女罪犯杨英的犯罪动机，居然还有着更为高尚的目的——为了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 被捕时，杨英刚在北京某文学院里听完一位著名作家的讲座。面对着庄重威严的警察，杨英丝毫没有任何慌乱的表情。当时同学们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纷纷打探是出了什么事情，杨英边收拾自己的书本边平静地说：“你们放心，和你们无关，他们是来找我的。只不过，比我预料的晚了很长时间。” 杨英也许天生就是个带有强烈文学色彩的人物，平时一定非常注意对情节的挖掘和培养，所以就连她被逮捕前与老师告别的情景也极其镜头化的。只见她款款地走到讲台边，出乎所有人预料地吻了吻老师的前额，略带惋惜地说：“可惜，您今天布置的作业我完不成了。”说完，就在满堂惊讶的人们面前向警察伸出了双手，无比自觉地戴上了手铐。 带着某种好奇，我采访了杨英。请看她的自述—— 我的梦 我是一个孤独的女孩，生活在一个渺小而无名的城市。 我的父亲过去曾经是个不安分的人，年轻的时候有过另一个女人。那时候我还太小，只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晚了，母亲都要和他大吵。母亲是个文明的老实人，讲究恪守妇道，不能骂人和撒泼打滚，顶多是哭哭啼啼罢了。 我年幼好奇，偷偷地见过了那个女人。她真的好美，走在街上，一只花蝴蝶似的吸引着所有男人的目光。 那天她坐在一棵木芙蓉树下，阳光那么温柔地环抱着她，给她装饰上一圈毛茸茸的花边。那种感觉真是美得难以形容，一下子就把我给迷住了。立即，包括母亲和所有的女人在我的眼里都变得黯然失色。我开始梦想着每一天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拉着她在这条街上走，甚至盼望她能够成为我的母亲。 那种像温水一般吞没我的幸福的感觉促使我飞快地跑回家，俯在桌边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幕。 那年我才13岁，可我写下了自己认为最为真切的感受。以后这个情节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每一篇小说里，成为了一种意向和导引。 我就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那个女人那天决定写小说的。 我想出一本自己写的书的愿望使我常常发疯。 到北京去 我从小迷恋蝴蝶，爱蝴蝶。 在那些草长莺飞的日子里，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郊外的草坪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我是来看蝴蝶的。在我眼中蝴蝶是一种带着神秘色彩的动物，它们是仙灵的使者和化身。 我和它们相互凝望着，都想读懂彼此心灵当中急于相互传递的东西。某种人文的、戏剧化的信息，通过蝴蝶传递给了我。 后来我和北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林先生结成了相当知心的朋友，他是我有过交往的编辑中唯一没有把我当成“乞求者”的人。林先生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我的“蝴蝶情结”，并且为我设计了一系列有关蝴蝶的题目。 退学的第三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的蝴蝶》。 去年“五·一”过后，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北京。 离开家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俗不可耐，恰恰是因为它再不能给我任何创作的灵感与激情。 写作的人是需要激情与不断的强烈刺激的。北京到处都是文学的素材。长此以往，何愁写不出一部《茶馆》来？ 一到北京，我安顿好住处就立即开始跑出版社推销我的《天使的蝴蝶》。 出版社的人先是和颜悦色地问是不是作家。我回答说不是，他们又问我愿不愿意自费出版。 我没有钱。 于是我又跑作家协会。一位小伙子耐心地向我讲解了入作协的种种条件，其中包括出版过一个单行本的文集。 我开始陷进了一个怪圈：想成为作家就必须出书，而想不花钱出书就必须是作家。 第一次出手就获益不浅 那时候北京几乎成了我的伤心之地。我是来发展的，我要创作！但那时我又不得不为衣食住行伤脑筋。 我准备去打工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住的大杂院里有个30多岁的快乐女人。我最初是以挖掘素材的心理与她交谈的。 她叫孙小娟，在海淀区的一家婚姻介绍所工作。说起来她的工作十分有趣，就是陪着那些前来登记征婚的男人谈恋爱。当然她和他们并不是真谈，而完全是敷衍了事。约会几次后就找个借口和人家分手。孙小娟在婚姻介绍所里按期领取一份不菲的酬劳，那些“男朋友”馈赠的礼物还都归她所有。 她说她的工作是第366行，叫“婚托儿”。虽然性质上有点蒙人，但绝不坑人，不卖身。 我听了很觉得惊奇，问她我能不能也做这一行。 怎么不行？你不是想出一本自己写的书吗？靠你那几个稿费，什么时候才能如愿？再说了，咱们又不是卖淫！也不犯法呀！孙小娟兴奋地说。 我就这样走进了海淀区“你我知音”婚姻介绍所。 我的征婚说明上写的是：小梅，22岁，貌美窈窕、青春靓丽，欲觅真男士为伴，婚否不限。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个32岁的工程师，姓张。他人老实得不行，在看了我的简历以后立即交钱成了会员。 我们开始频频约会。说实话，真要是交男朋友，我也不讨厌他。 认识小张以后我的每日两餐都不用发愁了，他总是请我到他公司里吃饭。我那段时间有了很多时间进行创作。 尽管我同时又和一个40多岁的中年科长交往，但我仍很快乐。过了不到两个月，孙小娟来提醒我，让我尽快把小张甩掉。她说我们是指望你继续接待别的客人，不是想把你嫁出去。 和小张分手的那天下午，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他那痛苦而不解的神情。我也很难过。 那天在经过西直门桥的时候，一个形象猥琐的男人的话点醒了我。他问：小姐要假身份证吗？ 继续下去就可以自费出书了 离开了小张以后，我以孙小梅的名字办了假身份证，瞒着孙小娟到海淀区“相伴同行”婚姻介绍所登了记。 很快他们就为我物色了一个27岁的小伙子田某。 田某是个大学毕业生，在一家私人企业担任策划部经理，收入不错，就是人矮了些，才1.61米。 我答应同他交往的时候他似乎很激动，马上领我到蓝岛鞋城为我买了双170多元的鞋子。不过是平跟的。 田某对文学有着较强的理解力，他看我的文章总会有些独特的见解，有时真的令我非常惊讶。他说我的长篇小说《天使的蝴蝶》不亚于目前正在走红的卫慧和棉棉的作品。 我们自然而然地同居了。他待我像手捧珍宝一般。那时我已经脱离了孙小娟，而以孙小梅的身份生活在北京。 我开始着手创作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远的蝴蝶》。 田某对我虽好，但他也许是对我还不放心的缘故，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积蓄。 我开始实现我的计划，伪造了一封家乡的来信，说我母亲病重需要钱。 信放在桌子上好几天，田某竟然没有动一下。 我进行了第二步：开始唉声叹气。田某马上就发觉了，非常心疼和关心的样子。我就说出了来信的事，干脆提出想向他借2000元钱。 钱的数目是我反复想好的，不能太多，否则会让人怀疑。当然也不能太少了。我是要存够30000元自费出书的。田某果然没有怀疑，很爽快地拿出了钱。 那一晚我倾尽激情迎合着他，力争给他最为美好的感受。 第二天田某上班以后，我给他留了一张纸条，讲明了我的情况，表示将来成名以后一定会把钱还给他的。 我走了。走的时候真的很留恋。 我又用孙小梅的名字分别成为了四家婚姻介绍所的会员。 他们很快为我介绍了新的男朋友，我同时与三个男人交往。 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原则，每次只提出2000元的要求，从来没有太多的奢望。我的目的是为了出一本自己写的书。那些借来的钱我是要还的。 我发誓自己一定会遵守诺言。 这样，我的心里多少会得到一些平衡。 让我平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男人都从我的身上得到了愉悦。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帮我的忙，他们应该得到回报。 到今年3月，我用上面的方法得到了12000元钱，连同发表文章和平时的积蓄，差不多已经有20000元钱了。 只要再做几次就可以自费出那本《天使的蝴蝶》了。那部《永远的蝴蝶》进展也很顺利，如果不是事情露出马脚，现在已经杀青了。 我必须感谢那些真心对我好的男人们，是他们支持了我的写作。他们都是真诚和老实的，一次我拿到钱在电话里向对方说明情况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还要继续帮我。那个田某甚至还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说我是个好女孩，他不怪我骗了他的钱，并且希望我回去，他会和我一起努力实现我的目标。那一瞬间，我几乎落泪了，差一点回到他的身边。可就在最后一刹那，我突然明白，那也许是个圈套。 现在我被抓了，我会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去。等我出去以后，我还会继续写作，因为那是我的生命。 我得到的那些钱，虽然已经退回，但我还是很感激那些男人。以后我成名了、走红了，会好好地补偿他们的。 身陷囹圄的杨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其实是诈骗犯罪，甚至于她还口口声声地说那些男人并没有吃亏，因为她和他们上了床。她竟然天真地说，就是“包二奶”也不止这个数目吧？然而更为可笑的是，她还坚信自己会出名、走红，会把钱还给他们！真是可悲、可叹啊！(《检察风云》) |
|
|
来自： zjhzjzc > 《这些曾经的人和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