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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上场》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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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坛一姐”李娜的自传。讲述这位武汉姑娘30年的人生故事，其中包括她与众不同的成才之路、跌宕起伏的赛场传奇、不离不弃的爱情誓言、那些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以及站在巅峰之上的人生感悟。
（一）巴黎的早晨
我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作为职业球员，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奔波在世界各地：
1月份我和自己的小团队奔向澳大利亚，去打悉尼公开赛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就是我们说的澳网，是全球四大满贯赛事之一，已有107年的历史，却是四大满贯赛事中最年轻的。澳网大约要持续两周。
2月份，我通常泡在迪拜和多哈。这里有两个比较大的比赛。打完之后，我大概可以有一周左右的调整时间，然后就要飞往美国，去参加印第维尔斯、迈阿密的两个大赛。等到这里的比赛结束，日历也已经翻到4月份了。两周左右的调整后，就是为期两个月的红土赛季了。红土赛季我要去的地方有斯图加特、罗马、马德里、巴黎。红土赛季结束后马上我们开始在草地上战斗。你知道，我说的是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温网是网球运动中最古老和最具声望的赛事，也是四大满贯中唯一使用草地赛场的比赛。温网结束后，如果行程安排得不太紧的话，我可以调整两到三个星期，好迎接在美国举行的几场巡回赛，并一直打到美网结束，才能再调整两个星期。之后，我们飞往日本，去东京打比赛，然后是北京。北京的比赛结束后，世界排名前八的选手之间会有总决赛。
这就是我一年的赛事安排。听起来非常精彩是吗？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最顶尖的高手。可事实上，这些城市中的著名景点，我基本上都没有去过。我们从机场直达酒店，训练、比赛，然后回酒店休息。比赛结束后，我们通常会搭乘最近一班航班离开，回到基地训练或是赶往新的比赛场地。酒店的房间总是千篇一律的，即使设计师竭力让它们呈现出独特的美感，但所有的酒店房间骨子里都带有那种冷冰冰的距离感。
这几年来，我一直是这么度过的，以至于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经常要恍惚几秒钟才能想起自己此刻身在何地，迈阿密还是马德里，抑或是巴黎。我向房间里左右瞄了几眼——姜山还在睡，为法网准备的长礼服搭在衣架上，大大小小的旅行箱散乱地堆在地上，电视机旁边放着苏珊·朗格伦杯，所有职业网球选手的毕生梦想。这么说，我现在是在巴黎，而昨晚那些印象并不是我的南柯一梦。我闭上眼睛，那些景象仍历历在目：掌声、欢呼声，裁判长和蔼而充满鼓励的笑脸，我的团队穿着统一定做的黄色T恤坐在场边，女孩子们大多泪流满面，斯齐亚沃尼在更衣室里轻声鼓励我“Enjoy your time”……这些真的不是我的梦境吗？
姜山也醒了，他总是比我更快地进入清醒状态，我小声问他：“这不是做梦吧？”“当然不是！”姜山抱住我，“你太牛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他很少这样直白地赞美我。但这句话确实令我感到十分温暖。
没错，这里是巴黎，今天是2011年6月5日，而我昨天刚刚在罗兰·加洛斯球场获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老实说，直到此刻，我仍然有种如坠云雾中的恍惚，我内心深处仍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拿了冠军。
1998年，当我还是个16岁的青涩少年时，北京电视台曾经采访我，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站在镜头前，仰着晒得黑红的脸，对着镜头说：“最大的梦想？我希望能打到职业的前十，我知道这个目标特别难，但我自己会努力。”
天知道当时的我说出那样的梦想需要多大的勇气。但现在，我只想对那个小女孩说一句：嗨，咱们做到了！
（二）我的父亲
我对网球有着浓厚的感情。我从8岁开始打网球，我目前几乎全部的人生都和网球捆绑在一起。我对网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就像我的父亲当年对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爱一样。可惜，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匆匆离开了我。今天，我终于登上了网球的巅峰。
而我，只想轻轻对他说一句：爸爸，我做到了。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最清凉的那份慰藉。多少年来，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他去世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赛。没人告诉我爸爸病危，没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关于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保密，因为他怕“影响李娜打球”。
凌晨，从深圳至武汉的火车到达汉口，停车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妈妈没来接我，来的是我的叔叔（爸爸的亲弟弟）。叔叔让我先吃早饭再跟他回爷爷奶奶家。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自然。
走到爷爷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我14岁。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到六楼的，只记得一上楼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里，肚子很大，里面全是沉积的腹水，脸色惨白。爸爸生前是很帅气的一个人。
爸爸的遗像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里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边的黑纱却沉沉地垂着，触目惊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遗体我不敢伸手去触碰，因为怕触碰冰冷的遗体就必须要承认爸爸的离去。事实上，后面的几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爸爸只是出差没有回家而并非离去。
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一直在哭。以往家里所有的大事都是爸爸做主，现在他离开了，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觉得自己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沉重，并不觉得疼痛，也哭不出来。麻木了很久，直到从小和我最亲的舅舅过来安慰我，我才哭出来。而眼泪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为，人是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间长大的。我想，以后我就要负责养家了。
爸爸是最早将我带上体育这条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湖北省省队的羽毛球运动员。多年后他还偶尔会说起当年他在省队打球的日子，每次说起都神采飞扬，仿佛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历经大时代的坎坷，能争取到打球的机会，特别不易。不过后来出于特殊原因，爸爸的全国冠军的梦想没有实现，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们家也算个体育世家吧，我爷爷以前是宝善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爸爸曾经是羽毛球运动员，好几代人都与体育结缘。我爸是家里的老大，他不但人长得帅气挺拔，还聪明通透，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当顶梁柱。爸爸身为长子，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我家的条件即使在工薪阶层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三）在爸爸那里，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在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跑销售要常年出差，爸爸能和我们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里的气氛就非常欢快、温馨。爸爸能说会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话，我什么时候要他讲故事，他转转眼睛就讲出一个，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不但能言善辩，过日子也精细讲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细腻，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条鱼或是炖锅肉，这样妈妈下班回家炒个素菜就可以开饭了，够我们母女俩吃个两三天的。家里的电器、妈妈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从外地买回来的，样子俏又不贵。虽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过得充满了欢笑和温馨。
难得有留给自己的空闲时间，爸爸总是想去打球。我很小的时候，有点婴儿肥，爸爸就带我去跑步锻炼，教我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爸爸和声细语地讲他从前在省队打球的日子给我听。他对羽毛球有着异乎寻常的专注和热爱——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的孩子，千辛万苦地拼到省队门槛前，背后的付出可想而知。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爸爸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下面又有弟弟要照顾，便服从组织分配去了汉阳——早下放，早抽调回家，早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从汉阳抽调回来以后，爸爸先是去了二轻局工作，接着又被调到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
我一直在暗自揣测，爸爸对我的投入，是否含有对自己少年时代壮志难酬的补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爸爸对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计成本的。4岁那年，爸爸请南京的朋友帮忙，买了一台钢琴回家——起因是亲友称赞我手指修长，适合弹琴。
我忘了这是谁的发现，但爸爸很高兴，没几天，家里就多了一台钢琴。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上去弹两下，心情不好时就丢开不管。小孩玩心重，经常一首曲子没弹完就溜出去和院子里的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了。
妈妈时不时催促我去练练琴。爸爸对此倒没有什么意见，他从不勉强我去做什么。“喜欢就好”，他说。
后来我开始打羽毛球，钢琴就没有再练，爸爸又默默把琴卖掉了——当初也是他一声不吭把琴弄回来的。他默默为我做了许多事，在爸爸那里，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心中关于羽毛球的梦想从未在居家生活中褪色过。
4岁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双职工照顾孩子不方便，许多家庭都把孩子寄养在老人家里。4 岁后，我回到了江汉区的家，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小时候的我有点胖。爸爸说，锻炼锻炼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于是我从4岁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着爸爸出门跑步。现在想来，可能那个时候，爸爸的脑海中已经在孕育一个关于羽毛球国手的梦想了。
我最怕冬天。武汉没有暖气，一到冬天，连被窝都是冰冷潮湿的，好不容易焐暖了，再爬出来又是一身鸡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决心。夏天也难受，武汉早晚温差极小，这座历来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哪怕在清晨也是热烘烘的。秋天跑步，梧桐树会掉毛毛，梧桐树的毛毛掉进衣领里特别痒，严重时还会起小疙瘩。只有春天跑步最舒服，跑着跑着人就清醒了，出一身透汗回到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早餐等我们了，一杯牛奶，一块小蛋糕，甜甜蜜蜜地吃完，再跟着爸爸去上幼儿园了。
（四）曾被老师推荐去上过数学奥林匹克班
接送我上幼儿园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车前梁就是我的宝座。
5岁那年，我已经长到了将近一米二高，宝座也从自行车前梁换到了后架。羽毛球业余体校去爷爷工作的小学招球员，爷爷说，我孙女个子高，让她也试试吧。爸爸就带我去面试了，教练看了看，觉得条件不错，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运动生涯。
打羽毛球的日子在记忆中有些模糊，印象中我从来没有上过场，每天都在场下自己摆动作，教练把一颗球吊在那儿，我自己反复练习挥拍。
想来是很枯燥的日子，但因为小，也并没有当回事，我是个很乖的姑娘伢，既然教练让我挥拍，我就乖乖地一直练挥拍。
大队员们可没这么老实——羽毛球队里有大队员也有小队员，大队员可以上场打比赛，小队员在场下练动作。体校的小孩比普通学校的孩子要淘气些，经常换着花样捉弄小师妹们。好在和我同批入队的小队员大概有十几个，我在里面成绩并不突出，从哪方面看都不显眼，也不太会招惹到老队员的注意。
我在羽毛球队像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打羽毛球需要手腕发力，而我的习惯是手臂发力，手腕的动作有点“死”。小孩子懵懵懂懂，对自己是不是受重视也并不在意。教练有时会看着我说：“唉，你这个手腕啊……么办哩？”
我不在乎他说什么，老实讲，送我来打球根本就是大人的主意，我打球的唯一原因是爸爸希望我打。教练爱问“么办哩”就让他问去吧。
我在学校表现不错，特别是数学课。可能是遗传到了做出纳的妈妈的理科生基因，我在数学课上总是轻松自如，还曾经被老师推荐去上过数学奥林匹克班。我喜欢数学，这是一门逻辑清楚、条理分明的课程。在数字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运转规律，就像打网球一样，只要你把击球点稍微靠后一些，就能打出一个漂亮的直线球，一颗网球永远不会在飞到网前时忽然决定要自己换个轨道，或是掉头飞回来。数字和网球没什么区别，只要你掌握了它们的运行规律，操纵和使用它们就绝非难事，我在数学的世界里得心应手，数学老师也视我为得意门生。
我不喜欢语文课，写作文也好，总结中心思想也好，都干巴巴的。在我眼里，这是一门暧昧、纠结、模棱两可的课，所有的作文结尾都要莫名其妙地升华到“我的名字叫红领巾”或者“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我不喜欢这样的授课方法，我不想撒谎，哪怕只是在作文里撒谎。小孩子每天就是玩，就是蹦蹦跳跳，吵吵闹闹，哪有那么多“意义”？反正我是找不出来。每当我在绿色格子的作文簿上写“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我的成绩不均衡，长相也不起眼，除了数学老师对我另眼相看，其他人都没有把我当回事，我在班上和在羽毛球队里一样，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如果小学二年级那年，业余体校的网球教练没有看到我，那么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转向网球，那我今天会怎样呢？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将会拥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五）网球教练夏溪瑶
那年夏天，网球教练夏溪瑶来我们队里选“种子”，一眼相中了正在练球的我。她认为我移动速度够快，发力也到位，在和我的教练沟通过之后，夏教练建议我停掉羽毛球的训练，跟着她去打网球。我的羽毛球教练林书慧，就是说我手腕死的那位教练，也很同意这个建议。
我有点吃惊，练了两年羽毛球了，我从没想到忽然要改行。网球是个么运动？我也没听到过。但我知道，被体校教练选中的队员一定能进重点班，进了重点班才有机会加入专业队，所以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但从羽毛球专业改到网球，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夏教练让我带父母过来谈谈，同时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网球对身高有一定要求，要预测小队员们未来的身高，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看爸妈的高度啦。
第二天，我和爸爸妈妈就站到了夏教练面前，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上，夏教练和我爸妈谈得挺高兴。出乎我的意料，爸妈对于转专业的事很爽快地就表了态：“行！没有问题。”
事后妈妈承认，她一直担心我在羽毛球队会被大孩子们欺负——当时羽毛球队的管理不很严格，教练不在的时候，年龄大、入队早的队员会捉弄小孩子，那时我们都是小毛头，大孩子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爸妈很担心，因此很干脆地将我转到了网球队。
教练对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满意，我爸爸一米七五，妈妈一米六六，在湖北人里算比较高的，而通过测骨龄得到的结果是：我将来可能会长到一米七二左右，这个结果也让教练很满意。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网球还是项人们很少听到的运动。那时候，中国人心中的偶像是女排队员，郎平、孙晋芳、周晓兰这些名字是多么响亮啊！乒乓球也是大受欢迎的运动，学校的水泥乒乓球台周围永远围着一群人。白色的小球与球台清脆的撞击声上课都听得到。网球……谁晓得网球是么事？我家人一开始管网球叫“毛球”，因为圆溜溜的球身上有许多黄绿色细毛。第一次去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找夏教练时，看到很多人都在打“毛球”，那场面可真是新鲜。
那时想找块好一点儿的网球场地都很难，电视台也很少转播网球赛事。即使是在武汉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了解网球的人也是少而又少。
夏教练还问过我：“怕晒太阳吗？”我马上回答说不怕，心里还纳闷，想着太阳离我那么远，我为什么要怕啊，现在想想可能教练是想问我怕不怕被晒黑吧。她说，不怕就行，场地在室外。
我就这样离开了羽毛球队，转向了网球。在网球场上，我见到了我未来的队友们，她们个个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黑黝黝的（现在这种肤色应该叫古铜色，很流行的），好像一群非洲小朋友。
夏教练说，你要进体校的球队打球，可以，但是你要先打败我手下一个队员。爸爸显然是很希望我留在网球队的，所以我必须打败一个“非洲小朋友”。
我开始了这项艰苦的尝试。
（六）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
多年后我仍然会经常梦到儿时练球的场地，会想起当我最初踏上球场时那些从高处呼啸而来的发球，有时它们会冲向一个你预料不到的地方，有时它们甚至会狠狠打在你身上，你必须尽早挥拍，在它还来不及发威前截住它，改变它的轨道，让它臣服于你，让它明白在这个场地上，你才是说话算数的赢家。
我很感谢教练对我的严格训练。跟比我大、比我入队早的队员练球虽然辛苦，却极好地锻炼了我的心理素质，网球水平也进步很快。就这样练了一两个月后，夏教练就对爸爸说：“这孩子不错，让她进业余体校吧，免得夜长梦多。”
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别的队抢走。资质优秀的队员有时会被其他球队的教练“截流”，这也是常有的事。
爸妈自然没什么不愿意的，教练看重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码在自行车后架上，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进了业余体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岁，是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
我们的宿舍在一栋简易楼的二层楼上，这座楼离网球场很近，出了房间就可以看到球场。十几个小朋友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大家睡的是简易的双层床，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除了网球班的，还有练击剑和田径的。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这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妈妈把我安置好就离开了，我自己去球场上跟要好的队友们会合。
兴高采烈地描述我搬进新家的感受，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睡觉前。当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来——怎么，我是要自己睡了吗？爸爸妈妈都到哪里去啦？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后要离开家独自生活了。
体校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放了学就得马上回去训练，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离体校4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训练结束后，爸妈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点钟之前我必须归队。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几乎每个周六都来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挂念我。当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训练完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可以对爸爸撒娇，说出训练时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妈妈每天傍晚都会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大概20分钟左右）到体校来辅导我做家庭作业，风雨无阻。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有时她来晚了，我就站在阳台上，牢牢望向大门口。妈妈不来，我就不下来。
妈妈每次来都带点我爱吃的零食，我吃东西，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洗饭盒，收拾收拾床铺。等我吃完，她辅导我做作业，帮我洗衣服，我们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直等到10点钟我上床睡觉，我妈才会回家。
那些分离对我和妈妈来说都是不那么轻松的，我记得自己在夜晚将近时是多么失望，但我不能赖着妈妈不让她走，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
（七）天亮后，教练会去检查我们跑步的脚印
我也知道我的哭泣会让妈妈难受，而且什么结果都改变不了。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似乎就是闭起眼睛装睡，等妈妈走了，再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低声啜泣——绝对不能大声哭，让室友听到很丢脸的。我妈很快就觉出了蹊跷：怎么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间后，站在窗户旁边看了几分钟，才看到我钻出被子，面对墙壁，肩膀因为啜泣而轻轻抖动。很多年后，她告诉我说，当时她难过极了，很想带我回家。但最后她也只能咬咬牙离开，想着周末要爸爸给我多做几个好菜。
日子长了，我逐渐适应了体校的生活。同学们全比我大，对我这个小丫头都很照顾，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了网球上，不再哭着入睡。这让家里人也比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事情，尽管当时可能有的听不懂，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就算我妈临时有事不能来，我也不那么难受了。
业余体校的生活是艰辛而快乐的，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饭，然后7：30出发去上课，放学回来接着训练。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冬天从暖和的被子里爬出来出早操。我们要围着四片网球场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们跑步的时候就偷懒，只顺着网子跑，还以为教练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后，教练会去检查脚印，被检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时真的单纯得有点傻傻的，以为自己的小计谋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饭，我自己走到学校去上学。我记得从食堂走到学校要15分钟，体校的同学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大家走着走着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着马路往学校赶。
放学后要赶紧回体校训练。体校的孩子们是没有假期的，别人放假的时间就是我们训练的时间。当时武汉市好像有个针对小学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课。但对我们来说，周四下午是个很重要的时段：那天我们要留在队里打循环赛。
刚开始训练的两年，我对网球热情很高，每天放学后恨不得跑步回去训练。1990年代初打网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那时我们训练的网球场是露天的，没有硬地球场，当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红土地，我们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练习前队员们要自己先下去做场地。
做场地也蛮好玩的：先用脚蹭出线的位置，然后再推着小车用石灰水画线。武汉的夏天气温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画线，脚底板都热辣辣地烫。那时候的经济实力还支付不起“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装备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个问题。那个年代可没有为儿童特制的小号球拍，我们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头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坠手。木头拍把摩擦系数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会磨出水泡，要等水泡变大、涨破，最后结成茧子，打起来才不会觉得疼。
我对痛感一直很迟钝，人家说我是那种“长颈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脚，周日才会反应过来，因此对手上的水泡，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比较担心膝盖。
（八）“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开始打对抗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重心不稳，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们几乎每天都把膝盖磕得鲜血淋漓。运动员摔摔打打是常事，我们也不会把这当回事。业余体校没有队医，都是教练带着我们去水龙头底下把伤口上粘的沙子冲一下，胡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就接着上场打球了。体校的小孩是不兴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再说大家都有伤，别个都忍着，就你一个人哭，怎么好意思哪？那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红药水，下次就会选择紫药水，颜色不一样会感觉比较好玩。小时候真的单纯得可爱。
要说疼，最疼的是摔到旧伤口，之前的伤疤会裂开，疼得很。经常是受伤的部位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摔到同样的部位。我记得有一次膝盖上面结的痂有一两厘米厚，裂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积了好多脓血和没剔干净的沙粒，那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结果。所以现在看到膝盖上的疤痕，我还是会在心里为当时自己的坚强而默默鼓掌。
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在中山公园。因为是在开放的公园里，导致每次训练都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对，就是围观。可能大家觉得很稀奇吧——那么多小朋友在场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很黑（现在学名是古铜色）。特别是当有小朋友摔跤的时候，有的人会心疼，但有的人却是会捂着嘴大笑着看热闹。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快乐的，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尔下班也会过来看，但大多数时间他们会刻意错过那个时间段，因为看着实在太心疼了。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脸色凝重，我倒是毫无感觉。小孩子完全没有“好看”“难看”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后才发现自己的腿上伤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网球队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别。为了打球方便，我们都把头发剃得短短的，穿着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们都穿过的类似式样的运动服。
由于常年在室外打球，我们的脸上、身上都晒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错认成男生。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再加上学费、定期交食堂的饭费，爸妈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会让我觉得拮据。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儿差距都感觉不到。
打了两年网球，最初的新鲜劲儿渐渐过去，我开始在放学的路上磨蹭。从学校到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中间的商场门口有时会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里看猴戏看到散场，再看商场挂的大钟，训练时间都快要结束了，赶紧往训练场跑，赶在结束前挥两拍。
（九）小学班主任劝我专心升学，放弃网球
我对网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我的生活中蓦然抽离时，我忽然感到空虚。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躲在二楼的阳台外面，结果不小心掉下阳台，摔在一块石头上，软组织挫伤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暂时停止训练。
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终于不用顶着太阳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电视、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轻松愉快，还舒舒服服地睡了个懒觉。第二天起，空虚就占领了我的心，我六神无主地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在家里“养伤”3天后，我向爸爸求饶，让他带我去队里看看。队里的小朋友们见我回来都很开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说，让他一个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队里训练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么和你妈交代？”最后我还是留在了队里，当天就恢复了训练。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会带我去打球，不过不是在训练场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青少年宫的网球场打。我们3个人带着晾好的白开水和洗干净的水果赶到武汉市青少年宫。那里打网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岁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练。陪练是要收钱的，一小时5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蛮贵的价格了，但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打。”
最初跟陪练打，我是有点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打起来很辛苦，但打着打着就慢慢适应了，也摸出了一点儿门道。渐渐地还在青少年宫打出了一点儿小名气，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动邀请我打球，还蛮风光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架势挺专业，不像一个初学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欢启蒙教练夏溪瑶，她性格温和，总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别的教练那么严肃，我小时候最喜欢她。考虑到我们都还是小学生，夏教练把训练时间安排得比较灵活，作业多的时候，她会让我们少训练一会儿，留出足够的时间把作业写完，等到作业少的时候再把运动量加上去。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数学尤其出色，还曾经被老师带去上过一段时间的奥林匹克班。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习惯倒着做卷子——这也是优等生用来表示自信的一种方式，我信心满满地先做后面的大题，再做前面的填空选择。
在数学课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相比之下，语文就差多了，我讨厌语文课，我的语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数学差远了。好在爸妈对我的教育一直比较宽松，每次考试卷子都要带回家给家长签字，爸妈看过就签了，印象中，他们从来不曾对我说过“别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这种话。从这一点上说，我比很多同龄人都要幸运。
随着我年龄渐长，训练和学习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个奥数班那么简单了。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试前，我在学校复习功课，整整一个月没去训练。老师和教练都对我意见很大。当时我在武汉单洞新村小学就读，班主任黄老师对我期望很大，一直劝说我父母让我专心升学，放弃网球。她说打网球如果打不出成绩，以后很难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个学校。而夏教练的意见则相反，她认为我网球前景不错，顺利的话，会有“打出来”的一天。
（十）和好朋友“竞争”，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
小学老师很希望我不再打球，网球教练则希望我全心训练。两边都是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妈被顶在磨盘中心左右为难。
上世纪90年代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还占据了社会主流，大家对运动员有些成见，好像搞体育的就特别笨似的。我们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底气——搞体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一定能“打出来”。当时湖北省队的余丽桥教练曾经是亚洲冠军，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可是厉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时问他：“余丽桥你认不认得？她是亚洲冠军！”同学老实回答：“不认得。”这让我很震惊：网球这么不受关注！亚洲冠军这么厉害，可说出名字来，大家都不知道，这让我非常有挫败感。
许多同学都在那时陆陆续续放弃了网球，但爸爸最终还是为我选择了继续打球这条路。回家后他没有提到老师在家长会上的抱怨，而是让我继续专心练球。
老实说，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经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在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许多人不喜欢数学奥赛班，但他们的父母喜欢说“我的孩子在奥数班”，于是他们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虑“已知笼子里共有鸡和兔15只，共有40条腿，那么鸡和兔各有几只”的问题。我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有时简直就是痛恨），但我还是坚持练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当我坐在教室里试图为枯燥的课文分段，并总结归纳段落大意的时候，我偶尔会思念网球场上明媚的阳光，以及网球撞击在拍子上的响声。但当同学们尽情享受着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剧情时，我就只能木着脸走开——我没有寒暑假，他们说的电视剧我都没看过，我没有时间看电视。
11岁那年，我和业余体校的另外几个队友进了省队的集训队，我们的指导教练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亚洲冠军余丽桥。从11岁开始，她就是我的教练，一直带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余教练告诉我们，进省队的名额只有一个，想要从集训队进入专业队，就要更加努力地训练。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竞争”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几个人都住在一间宿舍里面，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训练，都是亲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竞争”，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这些队员里年龄最小，家里经济条件也很一般，虽然成绩算是比较不错的，但也没有胜出的信心。
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一个新的机会忽然出现在眼前——作为集训队的队员，我有时可以代表湖北队出去打一些锦标赛或者业余赛，在某场比赛中火车头队的教练相中了我，并和我爸爸取得了联系，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车头队打球。
爸爸很犹豫，因为对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队没把握，但又不甘心让我去火车头队——当时的湖北是网球强省，连续出了好几个全国冠军，火车头队虽然实力也很强劲，但比湖北队还是略逊一筹。爸爸在反复思索后，最终婉转地谢绝了火车头队的教练。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为全国冠军，湖北队作为网球传统强队，无疑是培养冠军的最佳土壤。
（十一）妈妈接电话的时候，爸爸正在手术室里抢救
爸爸和我那时都没想过日后会有“大满贯”这类比赛，我们的梦想止步于全国冠军，能打到国内第一，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现实的顾虑——湖北队离我家的距离不过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车头队，想多见我几面就很难了。
这些事情，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爸爸走后，妈妈才告诉我当时爸爸有多焦虑。
爸爸的病时好时坏，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他给我的教练余丽桥写了一封信，语气非常诚恳谦恭。大意是感谢教练对我的栽培和指导，自己身患重病，时日无多，只能把我的未来托付给教练了，希望教练多多帮助我，不要客气，该批评就批评该教育就教育……这封信余教练留了很长时间，还叮嘱队里的同事“万一李娜家出了什么事情，随时准假”。这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
爸爸的病起源于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觉得胃疼，没当回事，以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调理一下就会好。1992年，忽然高烧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B超检查，检查结果是：先天性血管狭窄——一根位于肝脏与心脏之间的血管因为太过狭窄而堵塞，血流不畅通引起了高烧。医生说，这种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见。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将血管切除，换成人造的塑料血管。当时医学还不是很发达，人造血管也都是国产的，最多使用4年。我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谈论他的病情。这根细细的人造血管像一个恶毒的诅咒，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 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说的一样，只工作了4年就开始萎缩了，血液无法通过，形成了肝腹水，严重时，爸爸连呼吸都无法进行。
这时我正在北京集训，为之后在深圳的青少年赛作准备，爸爸反复叮嘱大家不要让我分心，妈妈也不敢告诉我爸爸的真实病情。最后一次见爸爸是在火车站，当时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训练，我和小队员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去深圳时，火车经过武汉，爸爸让我下车，我们父女俩在站台上见了一面，见面不到5分钟。之前的3个月我一直没见到爸爸，这次见面，看到爸爸拖着臃肿的身体艰难地迈着步伐时，我大吃一惊，爸爸怎么憔悴成这样，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过爸爸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他，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陪着我到现场看我比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谎言，直到现在我还在自我欺骗地坚信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如果那个时候我聪明一点不会没有想到爸爸的病，不会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一面，不会直到现在想起爸爸时还会心痛。
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会跟妈妈通电话，妈妈说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纳闷，爸爸病了好几年了，怎么好起来这么快？不过妈妈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还叮嘱妈妈让她看好爸爸，大病初愈，不要走动太多。后来才知道，妈妈接电话的时候，爸爸正在手术室里抢救。
（十二）爸爸去世后，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爸爸去世后，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我家的经济条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后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单位效益不好，虽然有医保，大多数医药费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那段时间，妈妈最受煎熬，以前家里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习惯了凡事由爸爸操办，现在爸爸病得卧床不起，妈妈只能自己去亲友家走动借钱。刚开始还能筹到一些，后来就只能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债主们也有他们的顾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这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呢？
妈妈忧虑得连哭都不会哭了，她自幼衣食无忧，从没这样四处求告过。爸爸有一段时间经常陷入昏迷中，妈妈一看到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第一次抢救过来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爸爸的身体没出现过突发状况，第二次抢救后，他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维持了10 天……最后就完全意识模糊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一封一封地发，我们却没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点的医院。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爸爸说他不想去了。就在妈妈单位隔壁五医院的分院打了一针氨基酸，然后在妈妈单位休息，妈妈一边照顾爸爸一边上晚班。那段时间爸爸试图自杀过一次，他说想吃包子，支开了妈妈，妈妈提着包子和菜走到楼下时，隔壁的朱师傅把头探出窗户大喊：“小李！小李快上来！你家出事了！”妈妈进门就看到满地的血，赶紧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医院抢救。
此时的妈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是对的，人到了这般田地，才会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离世的时候，连40岁都不到。
不久后，我就在湖北省队注册，成为湖北队的正式队员，朋友们都祝贺我，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进入省队，成为全国冠军，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一切，就早早地离去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余指导那里看到了爸爸当年留给余指导的一封信。
万箭穿心。“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何其真实，又何其残酷。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15岁。
（十三）余丽桥教练的刚正无私
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2002 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9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
余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但是脾气火暴、风格强硬。她以对球员要求高、纪律严而闻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说了两三次以后你还改正不了，她就会很急地冲着你说“教猪都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还没学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想，你教猪都能教会，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看啊。女孩受委屈时多少会哭一哭，余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刚开始被这样说，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甚至会影响练习的情绪。后来她再说这些话时，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已经麻木了，习惯了。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做都不对。那时我和李婷都是余教练带，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时候我们还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给我们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们谁有一个正拍的球失误了，她就会大发雷霆，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如果我们连续失误，她会不耐烦地一把把我们推下去，劈头盖脸地一通“滚滚滚！”
我在跟余教练的9 年当中，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傻傻的，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后来有人说我“内心强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都会内心强大，不是吗？
这不是说余教练人不好，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教练、非常刚正的人。她是1957 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独自抚养刚刚两岁的孩子。现在想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还得肩负沉重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带我们出去打比赛，就得让孩子的舅舅过来带孩子。从集训队到专业队，那么多队员里选一个。我的家庭环境几乎是队里最差的，还是选了我。有的时候，她还要自己出钱带我们打比赛。这些都说明她的人品是刚正、无私的。
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暴，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言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知道惩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来的。
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长大的弟子们后来退役当了教练，会不自觉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自己的弟子。这多少有点“多年媳妇儿熬成婆”的意味。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别的教育方式。这一代教练是这么压他们的，等他们大了当教练后就也那样压下面的新队员，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压制下去，所有队员都是在超强压的训练方式下成长的。这非常不人性，但……很见效。在“出成绩”的诱惑下，一切高压手段都是被默许的。
（十四）在洛杉矶机场被关小黑屋
1997年，我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
很遗憾的是我完成了爸爸的心愿时，爸爸已经看不到了，有时我会想象如果爸爸还在，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抱着他女儿开心地笑着，应该会为他女儿而感到骄傲吧？从爸爸离开我后，“爸爸”这个词我会尽量避免提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是我藏在内心深处、不能触碰的重要秘密，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它不会受到伤害。有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想：如果爸爸没有那么早离开我，我是不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以任意地在爸爸面前撒娇，可以偶尔任性，不用假装坚强，不用小小年纪背负家庭的责任而生活，应该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吧。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6男6女12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
在1997年，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也费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妈妈放心不下我，独自来到上海看我，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活，连个伴都没有；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但又不能明说，只能以眼泪来表达心中的郁结。
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I-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待多长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查。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自己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但那都是在有领队和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大约在小黑屋里待了20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他们联系到了网校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
这时，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机已经飞走了。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胆子，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不懂英语，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 点，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到那一班。
（十五）在机场坐了一夜，连去洗手间也要推着行李车
当时是下午4点，我要在机场等待14个小时。我自己一个人推了一辆行李车，车里是满满的行李，坐在候机大厅巨大的玻璃窗前面看着外面广阔的天空。
天将黑的时候，我看到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我认出那是回国的飞机，那一刻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飞机上，它能带着我飞回中国，飞回家。
但是我不能。我就那么坐着，看外面的天空一点点从蓝变黑，眼泪无声地掉下来。等待期间，我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想给网校打电话，但最终因为语言不通而放弃了。后半夜，机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就这样在机场坐了一夜，连去洗手间也要推着行李车。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当第二天清晨我登上班机，磕磕绊绊地来到了得克萨斯时，网校的教练已经等候我多时了。
我在网校的前两个星期，一句英文都听不懂。之前比我早去网校的中国男生已经出去打比赛了，唯一能够沟通的台湾球员又和我住得很远——为了让学员们早日熟悉英文环境，网校安排住处时将我们隔开了。我同屋的美国女生大我2岁，这个美国姑娘和我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孩子不同，非常外向且健谈，不管我能不能听懂，她每天都要噼里啪啦对我说一大通英文，实在交流不了，我俩就打手语，比比画画地告诉对方：该吃饭了！该去训练了！该睡觉了！她对我的英文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在网校，我们的学习和训练时间是对半分的。早上，黄色的大校车送我们去离网校10分钟车程的学校上课。到了中午再接我们回来，大家一起去网校的食堂吃饭。下午1点半开始训练或是打友谊赛，有时还有体能教练带我们练体能。晚上6点半左右开晚饭，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网校附近一定有个飞机场，我总能在训练时看到飞机掠过头顶。我不由得又开始幻想，如果那正是回国的飞机，而我就在飞机上面，那该多好！
网校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孩子，在这里可能会遇到八九岁就已经打得有模有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20岁出头的职业选手在赛季结束后来训练几个星期。我们上午学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数学，中国来的孩子们应付此地的数学课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攻克语言关和打友谊赛上。
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先进的训练手段，让李娜的球技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老实话，训练计划什么的，哪儿都差不多。网校的优势在于打比赛的机会比较多，可以让队员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美国的网球学校不少，相互之间的友谊赛非常频繁，基本上每两天就会有一次校内的比赛，每周会有一次网校之间的友谊赛，比赛结果还会影响到网校的排名。网校的学生在自己学校内也有排名。今天打比赛赢了，就加上几分，排名也许会往上升一升，明天输了，排名就会降几位，男女生是混在一起排名的，很富挑战性也很有趣。
（十六）给妈妈的信写得像决心书似的
我在网校打了10个月，排名浮动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当时在网校最有名的是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匈牙利女生，她起点很高，那时就已经打到了世界青少年赛前三四名的位置，网校很重视她，专门请了一位资格很老的教练单独带她。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参加职业赛事时，我还不时在赛场上遇见她。每次相逢大家都会微微一笑，打个招呼——我们在网校共同生活了10个月，还不时一起坐车出去比赛，虽然谈不上是多好的朋友，但在多年后看到少年时的熟面孔，还是有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亲切感。
我最后一次在赛场上见到这个匈牙利女孩是在2007年，这几年基本见不到了——网校的朋友似乎都退役了，当年和我一起进入耐克训练营的大陆男生比我大一岁，现在也退役了。当年台湾选送的男孩子球技非常厉害，在青少年赛中排名很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现在大概也已经不打球了。
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队员间交流的障碍，加上我天性喜静，和网校的同学们并不是非常熟。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偌大的校园蓦然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三个中国人。
时节又是寒冬，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那种孤单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声，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实在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信。多年后，我妈说她把我的比赛视频都存在移动硬盘里，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插在电脑上，想看哪场球就看哪场球，我打哪场比赛时说了什么，穿着什么衣服，她都知道。但在当时，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动。
爸爸去世后，我把工资卡给了妈妈，希望早日还清家里欠的债，能让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有时打比赛，主办方会发点奖金，这就算是我的零花钱。
出国后，妈妈担心我手头拮据，在每一封来信里她都要问我还有没有钱，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很好，不缺钱。
我们俩都穷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对方保证：我很好，我有钱。
现在想来，那些信件大概流露出不少稚嫩的自负，很多信都写得像决心书似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妈妈，我今天和谁谁打球了，打的情况如何如何，我会继续努力什么什么的。妈妈给我的回信除了鼓励之外，更多的则是对我生活状况的探问。她惦记我，又不敢说太多家长里短的话让我分心。
网校运动员的比赛经费是固定的，比赛打完，经费也就用光了，耐克不能给我们额外的补助。我在网校提高得比较快，成绩也不错，教练希望我能尽可能多地参加比赛，我给妈妈打电话，她赶紧去找余教练商量办法。余教练立刻陪着妈妈去找体工大队，告诉他们我的成绩很不错，游说大队给我投资，软磨硬泡才争取来宝贵的1000美金。
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清寒艰苦的少女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后多么富有、多么轻松，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女孩子始终盘踞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她影响我的程度，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
（十七）为什么屋里四个人，我爸偏偏挑上了姜山
在网球学校10个月的训练结束之后，我去日本打了一场比赛。比赛一结束，我就能回家了！这时候我和普通美国人交流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外国人喜欢我的名字，因为简单，容易上口。我的治疗师交了个意大利女友，对意大利文化颇有心得，他问我是不是有意大利血统。我告诉他我是地道的中国人，他说，觉得我的性格有点像意大利人——前5分钟可以跟你好好地说话，忽然一下子说翻脸就翻脸。单纯、直率，性情中人，这都是意大利人的典型特征。我听完，有点想笑。他说的意大利人，有点像武汉人。
网校伙食营养均衡，搭配很科学，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最爱的还是湖北菜（还喜欢同样火爆、浓烈的四川菜）。一想到我那花样繁多、口味浓郁的家乡菜，我就忍不住食指大动、口水长流了。就不说正餐，光说早饭吧。武汉人管吃早饭叫“过早”，外地人去武汉，有条件的都讲究去户部巷“过早”。但在我看来，“过早”不一定非要去户部巷，在街头的小摊上吃碗炒豆丝，口味未必就比几十年的老店差。武汉人“过早”，花样多多，芝麻酱拌的热干面香气扑鼻；油炸面窝金黄酥脆；豆皮上的糯米颗颗晶莹发亮，鸡蛋皮儿下面藏着软嫩鲜香的香菇、鲜笋和肉丁；糊粉汤要搭配油条吃，米粉的浓厚和油条的香脆相得益彰；除了这些，还有糯米鸡、重油烧梅、蛋花米酒、牛腩面……
我妈说她手工灌了香肠，挂在阳台上等我回来吃。隔着万水千山，虽然吃不到嘴里，可那熟悉的香气已经飘飘荡荡进了我的梦里。
我想家了……
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成为公主的命运。因为爸爸离世早，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强大，要能够保护自己和妈妈。后来大家看到我时，都觉得我是个剽悍到不需要任何保护的女人，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在漫长的青春期，我坚硬的外壳下藏着的那个女孩是多么软弱无力，她是多么羡慕那些父母双全的孩子。
只是，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在进入省队之后就认识姜山了。当我还是个崭露头角的新手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出类拔萃。
他多帅啊！女孩子们都在背后偷偷谈论他。那时候韩风正盛，H·O·T组合如日中天，大家都说，姜山长得挺“韩范儿”的。听到别人这么夸他，我也觉得挺美的。虽然那时我俩顶多只能算是队友，但不知道为什么，姜山就是有一种让人不拿他当外人的本事。
在运动队，两年算是一个台阶，姜山比我大两岁，是刚刚比我们大一拨儿的老队员。我们这群小孩还在省队当新人、四处打预选赛的时候，姜山已经是省队的大师兄了。有一次我在外地打预赛，没有零用钱了，给我爸打电话让他托人带点来。打比赛的时候，小队员要先去打预赛，老队员中成绩比较好的可以直接打正赛，一般会晚走两天。我爸知道老队员们还没走，就去湖北队的宿舍敲门——当时房间里四个人正在打扑克牌，我爸直奔同是武汉人的姜山而去：“姜山，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李娜带几百块钱去？”
好多年后，我问姜山：“为什么你们屋里四个人，我爸偏偏挑上你了？”姜山马上抓紧机会自恋一下：“唉！你爸一定是当时就看上我了。”我笑话他：“苕伢，让别个听到笑死了。”“那就是你爸信任我撒。”其实那四个男孩子里面，他是最小的，但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经常第一个想到他。
（十八）大男子主义加大女子主义是什么样？看姜山和李娜就知道了
姜山虽然也是80后，独生子女，却没有独生子女的骄娇之气，又经常照顾队友，所以给人一种十分可靠的感觉。他在男队里人缘很好，有一群“小兄弟”屁颠屁颠整天跟着他，一副老大哥的样子。
姜山虽然在小兄弟中很有人缘，在女孩子面前却始终很闷。别的男孩子都跟女生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只有他在我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时不时还带出点“真不愿意跟你们这帮女伢玩”的轻蔑。那时大家都是小孩子，他觉得女孩子事儿多、没逻辑，因此很少和女生来往。对于我，他倒是不讨厌，我俩来往比别的队员多。可能是他觉得我够自立，事儿少吧。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能说会道的男生，姜山闷闷酷酷的样子，反而让我对他关注多了些。大家都在同一个队里，经常一起组织活动，平时训练也不时有来往。玩着玩着，两个人就玩到一起去了。但那时，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谈朋友，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交情好也不过是经常一起吃饭一起玩，哪里到“谈朋友”的地步了。
有人说：爱有两种，或者燃烧，或者持久。我觉得特别有道理。我想，我和姜山就是持久型的。后来事实证明还真是。我们十几岁就在一起，已经共度了十多年，如今也算老夫老妻了，如果一直燃烧的话，我们现在早就烧光了。
受父亲的影响，我对另一半的期望是：成熟、宽容、沉稳，男人应该像大海，而这恰恰是姜山的典型特征。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可以在他面前安心地做个孩子。父亲去世之后，我一直把自己伪装得很坚硬、很强大。外人看来或许会认为我少年老成。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装得有多辛苦。姜山给了我再次做回一个孩子的机会，给了我一直想要的安全感。
总之，我觉得姜山很像我爸爸。在他身边，我特别踏实。我打球时他要在身边，我就觉得比较有信心。
等到我们真的决定“谈朋友”的时候，身边的队友都蛮惊讶的：姜山在生活中是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大家都以为大男子主义必须配一个小鸟依人的女朋友。我们队里的人都说姜山是大男子主义，我是大女子主义，谁也没想到我俩会在一起。大家都说：想不想看大男子主义加大女子主义是什么样？看姜山和李娜就知道了。
两个人都“大”，难免就会吵起来。我和姜山都是生在武汉、长在武汉的，但是姜山的爸爸妈妈都是山东人，人家问他：姜山，你哪里人撒？他说：武汉人！等我俩吵架拌嘴的时候，他又说我：你们武汉人么样么样……听得我不晓得是该笑好还是气好，我反问他：“你不是武汉人？”
他立刻回答：“我是山东人！”听得我直想笑，架也吵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在一起，他还用武汉的俗话打趣我：“宁嫁武汉郎，不娶武汉娘！你们武汉嫂子太厉害了！”哼！我还不是嫁了他才变成嫂子的。
姜山在体育之路上遇到的挫折比我还要多，体育圈子里面，有很多行外人想象不到的阴暗面。姜山脾气很倔，认死的路，十头牛也拽不回来。但我就喜欢这样的姜山。
许多人都看过我在赛场上吼他的画面，都觉得他特别老实，特别可怜，其实才！不！是！呢！他“吼”我的时候，大家没看见罢了。
（十九）我和姜山妈妈相处得很好也很自然
我打球的时候很容易分心，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对职业选手来说是个坏习惯。阿加西说在他专注于打球的时候，就算场外发生枪战他都听不到，因为他专注的时候眼中只有对手。我特别羡慕这种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人，姜山这方面就很厉害，他在那里打电子游戏，我在旁边说什么他都嗯嗯啊啊地答应，打完我问他我说什么了，他手一摊：“没听到啊。”
我在哪里看过：科学家作过这方面的研究，证明男性与生俱来地具有专注做某一件事的能力，而女性的大脑机制让她更擅长同时处理几件事。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打球时，确实是连场边观众起身去上厕所都能观察到，注意力的分散可见一斑。有时打得不顺手，姜山就在旁边一直碎碎念：你换个打法呀，你打个直线撒。他不擅长鼓励别人。不管什么时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像是带着不耐烦的批评意味，听得我头大如斗。他念一句，我还勉强忍得住，念三句，我张嘴就把心里的恼火吼出来了！“打直线打直线！你昨天讨论战术时不是还说要打斜线？”
我一直是个爆竹脾气，别人一碰就炸，炸完又充满了内疚。对外人，我心中有不愉快一般也就忍下去了，只有在姜山这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性胡闹下去。从心理学上说，人们大多数都只对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因为对方在你的安全范围之内，你潜意识中知道对方不会离开你，发脾气也是某种形式的依赖。对姜山，我在场上冲他吼完，再打球就觉得情绪平复了很多，头脑清醒，打起球来也更有力量了。他就像我的“充电器”一样。
姜山也是职业运动员，相处多年，他对我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急性子非常了解。我吼他，大家都觉得我在欺负他，只有他自己不介意，还告诉我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论。归根到底，我是一名运动员，我最应该做好的，就是把球打好。
我们经常吵架，不会吵得太大，但互相戗几句是常有的事。这也正常，过日子哪有不叮叮当当的？姜山最怕和我去逛街。他说“你连个超市都能逛两小时”。最初我逛街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的店都看上一遍。和姜山恋爱以后，我逛街的方式变得非常简单：想要买什么，就去专卖店或是专柜，看货，交钱，走人，一分钟都不多待，因为他在外面会不耐烦。姜山比较喜欢把时间用在看书、看电影这些事情上。他有一个非常充沛的精神世界。
我觉得这和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关系很大。我喜欢姜山的家人。
姜山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非常单纯的人，对我特别好。我和姜山妈妈相处得很好也很自然。他妈妈是那种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别人问她：“你们是跟儿子一起住还是分开住啊？”他妈妈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当时差点没把我乐死——她说：“我们这种老不死的，谁和年轻人一块儿住啊？”姜山妈妈还说，以后我老了也不做你们的负担，我就去住养老院，那么多人跟我一块儿玩多好啊。中国自古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只有心态好、内心强大的老人才能这么轻松地开玩笑。我们当然不会让他们去住敬老院，更不会真认为他们是“老不死”。但是，他们这种放松的心态让我们觉得很好，没有压力。
（二十）姜山性格中的一些地方和我爸爸非常非常相像
姜山很爱他的妈妈。我们常年四处征战，到不同的国家，他都会给妈妈买点东西带回去。有时候他给妈妈买衣服，就让我帮忙试穿。他妈妈和我身高差不多，比我胖，比我架衣服。我穿着合适，再大一个号，他妈妈穿肯定合适。我穿着老太太衣服从试衣间走出来，他盯着我看两眼，说：“还行。再换那个白色的我看看。”于是，我乖乖地去换白色的。旁边的导购姑娘心里肯定在嘀咕：这俩土老帽儿，挑的衣服可真够老气的。哦，对了，导购是外国人，估计不会说“土老帽儿”这种高深的词语。
姜山家的氛围特别轻松愉快，也很民主。一个桌子吃饭的时候，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说话，各自发表各自的见解，即使意见不合也不急不恼。有时候，姜山妈妈会说：“看不出来，你比你爸还有见解呢。”姜山听了，那叫一个趾高气扬。看着他夸张的表情，我们都哈哈大笑。
这是家的感觉，我失去多年又寻找多年，让我沉醉和迷恋。
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我很黏姜山。回到武汉的时候，他会和老朋友一起打打牌，我都乖乖跟着他。他打牌我看着，看一会儿不想看了就在后面沙发上躺着看书，看着看着，就那么睡着了。偶尔他打通宵，我也陪他通宵。朋友们都笑我好像他养的一只猫。
不管是逛街还是看电影、吃饭，我都希望他能陪着我。但跟大部分男的一样，姜山特别不爱逛街。我们为逛街的事闹过好多次，后来还是我妥协。我想，习惯了也许就好了吧。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相处的方式。刚开始我跟他撒撒娇都管用，现在跟他发脾气也不太管用了。
国家队原来请过一位有名的心理老师帮助运动员做心理建设，她叫徐浩渊，留着一个类似樱桃小丸子的发型。她曾经问过我：会在姜山面前哭吗？我说以前有，但现在已经不哭了。她问：为什么？我说，觉得没有哭的必要。她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我觉得哭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我现在足够坚强，应该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她说：这证明你越来越不信任姜山，所以才不愿意在他面前表现出你脆弱的一面。
我自己倒不这么想。人和人的相处模式并没有一定的成规，两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自然会合作出一种模式。我是觉得自己就算哭，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姜山教给我一件事情，就是在婚姻中两人都要保持一点独立的空间。有时他心里有事，忽然不怎么说话了，我也不会追着他问，让他自己消化去，等他把事情办妥当了，自然会来向我报备。姜山什么事情都不瞒我。
对我而言，姜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许多角色：场上是教练和陪练，体能训练时是监工，生活中是丈夫和保姆，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像长辈一样地开导我，有时候又像兄长一样在一起讨论问题。偶尔还要客串一下厨师或者保健医生。他比我聪明，比我通晓事理，当我遇到烦恼时，他是我唯一能够放下顾忌倾诉心事的人，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
有时候姜山在我身边，我会忽然有种错觉，好像爸爸还在世，还在守护着我一样。在我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呵斥过我，永远都是和风细雨地引导我，陪我做游戏，给我讲故事。姜山性格中的一些地方和我爸爸非常非常相像。父亲早逝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憾事。想来不能看着女儿长大成人，也是父亲的憾事。我想父亲如果看到我们在一起，也会放心的。
（二一）耐克一直做我的赞助商，从我十几岁起到现在，从未间断过
1998年，我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发展势头一直不错，耐克公司对我很看好。当时我在北京先农坛接受采访，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耐克公司一直保留着这个视频，2011年我大满贯获胜后，他们用这个视频做了一个广告。每当我看到这个广告时，都有种特别的感觉。我看着16岁的自己青涩却毫无畏惧地站在镜头前，对着镜头说：“最大的梦想？我希望能打到职业的前十，我知道这个目标特别难，但我自己会努力。”
那时的我脸晒得黑黑的，婴儿肥还没有褪掉，脸盘还是圆圆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前十”两个字说出口，其实还是蛮胆怯的，我不是很有勇气把这个梦想公之于世，但当时我觉得必须要把梦想说出来，说出来，就好像做了一个承诺，正式向世界宣布了我的理想。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其实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之前亚洲女子选手最好的成绩是日本名将伊达公子创下的，她进入了WTA前四。那是阿加西、桑普拉斯、纳芙拉蒂诺娃、格拉芙一统天下的年代。稍后一点，是辛吉斯她们的时代，亚洲球员在网球上的劣势一望即知。我们没有足够的大赛经验，也没有与世界顶级高手过招的机会。
法网夺冠后，耐克发布的这条广告成了广告界一个很有名的营销案例。可能就是这个视频，让耐克公司对我的印象很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美国人欣赏这种自信的、直接的风格。他们一直做我的赞助商，从我十几岁起到现在，从未间断过。每逢大满贯赛事，他们还会派人来给我送服装，在场边看我比赛。我和耐克的工作人员成了很好的朋友，平时没事也会一起聚会、吃饭什么的。为了帮我恢复状态，他们甚至会扔下自己的工作来陪伴我。我必须感谢这些忠心耿耿的伙伴们，他们从不曾离弃我，我视他们为自己团队的外围。
从美国回来后，我与教练的交流也得到了改善，教练也认为我们是大孩子了，不会动辄劈头盖脸骂我们一顿。我也在慢慢成长，试着将自己的想法与教练沟通，我们开始慢慢地学会如何交流。
很快，我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日子。在此期间，我在深圳举行的ITF挑战赛上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个挑战赛单打冠军；在比利时韦斯滕德赢得职业生涯的第三个挑战赛冠军，这是我首次在国外参赛拿下最后的冠军，虽然只是ITF赛事，但还是让我觉得受到了鼓励；我和李婷的女双组合在一个WTA双打赛事中夺冠，这也是我首个WTA赛事冠军。
2000年8月下旬，我人生中第一次大满贯赛事的机会来到了——我获得了参加美网资格赛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欠缺经验，我在首轮第三盘就被淘汰了，连正赛都没能进去。作为稚嫩的新手，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中的。本来这次美网，我也没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权当是来练兵的，感受一下大满贯的气氛。在网球世界中，大满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网球运动员心中的梦想，是网球爱好者的殿堂和媒体追逐的对象。这次真正走进大满贯虽然没有取得较好的成绩，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就在那时，大满贯冠军的梦想像一粒小种子一样种在了我的心里。至于它后来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时候的我是想象不到的。
（二二）关于“不能和姜山打混双”的说法倒也并非空穴来风
我在国内的比赛相对顺利很多，2001年北京第21届大运会上，我拿下了单打、女双、混双三冠。同年广东全运会，我同时拿到了女子单打和双打金牌。到了2002年，我的世界排名大概跃升到了296位左右。2月份，我参加了在美国的米德兰德举办的75K挑战赛。这不算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我当时状态不错，从资格赛起连赢八场，最终击败了七位排名高于自己的选手夺冠。但就在这时候，我渐渐有些心灰意冷，不再恋战。最主要也最直接的原因是健康。
2002年亚运会之前，由于长久的压力和心情抑郁，我的生理期忽然开始紊乱。医生说是内分泌失调。这个问题有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吃有激素的药，但我对这种药过敏，队医也束手无策了。身体是这么个状况，训练就上不了量，运动员加不了运动量，就没办法在赛场上拼。
那是在2002年5月和6月份的北京，我们正为2002年釜山亚运会备战，网球管理中心从外面请了一位医生来给我看病，就这位医生说了句真话，他说：“她的身体状况真的不理想。”当时的领导为了让我去打亚运会，表示“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了”。
这话听得我毛骨悚然，我才20岁，就算是热爱网球，也不能因为网球毁了自己一生的健康和幸福吧。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向妈妈求助。我妈妈爱女心切，一听这个状况，马上说：“我们不打了，身体是一辈子的。”
许多年后我仍然记得妈妈话语里透出的坚定。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千斤重担卸了下来，满心都是回家的冲动。
有人说，没关系的人只会看你飞得高不高，爱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这句话在运动员出身的我看来，是特别真切的。
那时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训练了，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上午训练，下午就出现症状，如果下午马上休息，那么休息到晚上可能就没事了。妈妈坚决不同意我继续训练。爸爸生病去世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我又出了这样前途未卜的状况，她也是被吓怕了。我们不知道打针之后会有什么后遗症，总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毁掉一生啊！
当时也有很多媒体报道我退役的事情，很多记者将原因归为“不能和姜山打混双”。这样讲不公平。我身体出了状况，确实不能训练了是客观情况呀。
不过，关于“不能和姜山打混双”的说法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件事情的确曾经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之前，我和姜山已经配了4年的混双，大家也基本认可了我们的组合，从来没让我们分开过。2001年全运会之前，有个全国网球总决赛，我和姜山照例结伴去打混双。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对我俩配混双的反对意见，但当我们到了比赛现场准备抽签时，忽然发现我们的名字被拆开了。
等到全运会开赛，我们又被分开了。我们也是人，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我和姜山搭档是因为我们球路比较配，而且已经一起磨合了四年。我们对于彼此的技术路线有深入的认识，对彼此的优缺点也都有深刻和全面的认识。那届全运会姜山他们组合得了冠军。我和另一位选手的组合得了季军。但是，我们都没有感到一丝快乐。
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异常。这或许跟我低落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我在有的文章上看到说人思想上的压力和问题，会真实地投射到你的身体上，最终会引起身体的疾病。
（二三）双双退役
听到妈妈说“身体是一辈子的”，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失眠、焦虑都忽然离我而去，多日的阴霾一下子散开，当天晚上我的睡眠就正常了。
当时我们住的是双人间，我和另一个女孩同住。第二天别的队友都去训练了，我就打电话订了从北京回武汉的机票。下午，我拿到了订票公司送来的机票。第三天，我带着早已整理好的行李出了门，打车直奔机场。
走的时候，我写了一张《退役申请》放在宿舍的桌子上，为了表明自己退役的决心，我连球拍都没带走，把拍子端端正正放在写字台上，压着那张《退役申请》。担心被人撞见看出蹊跷，我的行李简单极了，就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放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就匆匆离开了。一回家，我就关掉了手机，不接任何电话。自由的味道可真好啊！
那时姜山已经回到了武汉。2001年全运会结束后，隔了一个月国家队集训，他去国家队跟领导谈话，国家队领导同意他退役，他就回来了。他退役比我还要早半年。
姜山之前的经历比我还要糟糕很多，反反复复被折腾了很多次，强行拆散我们的组合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他受到的伤害更大。
2002年9月，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湖北队的新领导帮我们联系了华中科技大学。当时我们还算湖北队的人，不管我们去哪儿、什么时候走，都要给湖北队一个交代，于是，我们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告别网球之后还能回来。就像现在我也不能判断，两年退役生活对自己到底是好是坏。我在《史蒂夫·乔布斯传》里看到一句话：“你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些点点滴滴，会在你未来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
这话正合我的心境。我想，也许要到我七老八十，完全退出这一行的时候，才能对年轻时的选择作个准确的评价。但在那个时候，我不太会考虑自己退役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只想追求充实而自由的生活，我想要遵从自己的意志生活。
我在退役的日子里看了很多电影，在一部国产影片里，我看到当时还没有大红大紫的周迅，她扮演一个盲女，家人都被杀之后，她对刺客说：“你杀了我。你不杀我，我就要一辈子跪下来乞食，日子不尊严。”这句台词像一颗高速飞行的网球一样击中了我。那时我有种找到了知己的感觉。
没有尊严的日子宁肯不要。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
在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走上了网球这条道路。网球在我生命中占据了无与伦比的位置。网球带给我太大的起伏、太多的悲喜，我对它的感情充满了矛盾。现在，终于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毫不犹豫地抓紧了它，我需要改变，我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平平静静地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日子。
之前一直在体育圈子里，忽然进入大学，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欣喜。好像人生可以有一个新起点，对这个新起点，我既感到敬畏，又充满快乐。
（二四）我的大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正行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小路上。大多数同龄人会通过常见的高等教育完成对自己的提高，最终，靠知识或者文凭找到一份工作，而我未来的路则注定是另外一番风景。
不停地训练，打比赛，出成绩，退役，下队当教练或者干点其他和运动相关的工作，这是运动员的生活轨迹。如果没有意外，我也很有可能会走这条路。但是现在，意外出了。我的生活在这儿转了一个大弯。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我只知道：我不能让自己的时光白白浪费，我要认真地学点东西，我要学以致用，做一个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现在似乎就是学习的最佳时间了——我没有了比赛的压力，经济上也不紧张，年龄也还行，我忽然感到一阵即将面对新生活的欣喜和紧张，一种迟到的庄重感。
多年来，可能社会上有些人对运动员普遍抱有点偏见，似乎认为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名词。即使运动员中有姚明、邓亚萍、李宁这样公认的勤奋好学、头脑机敏的人物，大家还是习惯性地把我们看成一群知识匮乏的人——对于这一点，我已经习惯。有许多同学一听到我们是运动员，就会条件反射地说：啊，那你们没有机会读书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片面。教育有许多种，文化课只是其中之一，曾做过职业运动员，特别是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选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一般都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高度自律、自爱的性格，你很难在体育领域有所成就，而且许多比赛并不是单纯地靠角力取胜，我们必须保持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才能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依我看来，许多曾经在体育方面有所建树的运动员都是很出色的人才，他们在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时，这些优秀的品质也会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此外，运动队里也不是未曾开化的原始森林，我们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还要学习为人处世，学习处理与媒体、领导的关系（虽然这一课我显然学得不怎么样，但不能否认这是人生重要的一课）。在有些奖金较为丰厚、大众关注较多的项目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灰色地带，运动员们对这些看得比较多，也比较豁达，我们比同龄人更早地体会到了“不公平”三个字的重量，也更了解应当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老实说，刚进入高校时，我经常会被与我同龄的同学的天真和理想主义给雷到——他们竟然如此单纯！
总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自己宝贵的财富。我把别人的议论放在一边，此刻，我唯一关心的是怎样让我的大学光阴不虚度。
确切地说，我的当务之急是：为自己选一个新专业。
理工科的专业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我们现在投身进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大家都选择了相对容易融入的文科专业。我和姜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闻专业。我们运动员出身的知道运动员们不为人知的苦衷和理想。我希望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体育记者，能够多站在运动员的角度为他们说话。我想当一名真正有职业操守的体育记者，我不会为了获取头版头条就刻意诱导或是曲解运动员，永远不会。
（二五）大学生活简单纯净，与体育圈子的气氛不同
体育班有单独的一栋楼，住的全是我们这样的体育生，大家都是有一技之长的退役运动员。体育班一共有30多个学生，我们新闻专业除了我和姜山，还有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比如田径和篮球运动员。在这里大家过得相对比较轻松，享受大学校园生活，远离了运动员每天面对成功与失败的压力。
这是我最安逸、没有压力、远离竞技体育的日子。在学校的日子无忧无虑，平时会去学跆拳道、交谊舞等等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大学让我学会了换位思维，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喜欢坐在教室里听同学们发表不一致的意见，喜欢听他们为了一个问题而争吵得面红耳赤，喜欢走在学校里感受平静的一切，这跟我之前的生活截然不同，大学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园特别大，从我们的宿舍到东边的教学楼，要骑15分钟自行车，到西边的教学楼，至少要25分钟。第一天上课我们就在校园里迷路了，加上下雨，我们差点没找到教室，8点钟上课，我们8点过5 分才走进教室，在我们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一大串学生，老师很不高兴，还让我们写检讨来着。所以我们从此以后一直很注意，再没有迟到过。
校园的生活与我以往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同学们非常和睦，200 人的大课，只要有一个人有考试的复习资料，就会复印给大家一起用，感觉一个班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是第一次体会到这样简单纯净的生活，这与体育圈子的气氛有点不同。在球队的时候，你必须一个人面对很多东西。周围的朋友经常以竞争者的身份出现，那种压力不是学校能够比拟的——你要跟每个人竞争，而且一刻不能松懈。那种氛围我从11 岁就开始体验，中间从不曾喘息过。
这种氛围当然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我们的体育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所有成绩都靠竞争推动，能享受运动、从体育中得到快乐的人少而又少。我们习惯了“树立一个假想敌，然后打倒他”的前进过程。为了干掉心中的假想敌，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至于没人关心你是否会从这项活动中得到快乐。当我在打球的时候，内心深处的压力始终在不停地累积着，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它会自己找个机会爆发出来。之后，我的心情会稍微好一些。然后继续累积、累积、累积……最终累积成一个定时炸弹。当你带着一个定时炸弹过日子的时候，你怎么会开心？怎么会觉得轻松和快乐？这背离了体育运动的初衷。
有的时候，我真庆幸自己作了上大学这个选择，它让我看到了之前不曾看到的东西。我的生命因此而更加丰富。
体育班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体育特长生，他们和普通学生一样，一直按部就班地读小学、初中、高中……我没读过高中，不过我猜想高中给学生的压力也一定很大吧，因为很多读过高中的体育生都抱怨自己在学校待得够久了，我想他们对学校是真的有些厌烦了。
我和姜山属于另一种，下队的专业运动员。我们很小就进入体校，开始了专业化的训练，文化课的课程相对少很多。我们没有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因而求知欲很旺盛，对学习还保留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我俩就像遇到水就吸收的海绵一样，尽可能多地吸收着那些我们在球场上学不到的东西。
（二六）有同学还以为我是读大学以后才开始学网球的
老师们上课一般会用投影仪或者电脑放PPT给大家看，我们在下面奋笔疾书抄笔记往往跟不上，我就跟姜山说好，我写一，你写二，以此类推，这样两个人正好能凑出一份完整的笔记。
我们从不迟到早退，对课上的讨论也很认真。有一次考试，体育班单独抽出来考，我们到得很早，老师也提前到了，看到我们坐在那里看笔记，大吃一惊：“你俩是体育班的？我一直以为你们是普通班的。”
我听到老师这样说，心里蛮开心。生平第一次，不再有人因为我的名字前面有“网球女单冠军”这些前缀而看重我，我觉得自己慢慢在向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目标靠拢了。
在学校里，我从不主动提起网球，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我是网球运动员。大学前两年我们要上很多基础课，这些课程基本都开在可以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体育班和普通班的学生坐在一起，不问的话，谁也不知道谁是哪个专业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经常和我交换笔记，一来二去，大家混得很熟，大二体育课开设了网球选修课，这个女同学立刻去报了名，还怂恿我说：“你也报网球吧！”
我说：“我不选，我不会打网球。”后来我们有个同学毕业后进了北京电视台，真当上了体育记者，她采访郑洁、晏紫的时候说：“啊，我们只知道李娜是打网球的，没想到她打得这么好，而且只用四年时间就可以打出这么高的水平。”
——她还以为我是读大学以后才开始学网球的。
我喜欢这样，我希望能平平淡淡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然后和其他人一样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过一个普通女人该有的生活。
在大学待的两年，我接触了许多以前没时间或者没心情接触的东西。我们不用去上体育课，学校直接把体育课的五个学分给我们了。姜山知道我想接触新世界，他带我去打羽毛球，学跆拳道，还去跳舞，玩得特别开心。跆拳道老师喜欢网球，他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了解我们背景的人，没事儿就拿姜山寻开心。那时我每天都很快活，即使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去跆拳道馆练习，我本来还准备考带的，但后来赶上“非典”，才没有去考。
适应了学校的节奏后，我发现学习其实也没那么难，比起在队上训练的日子，大学里的空闲时间多多了。我们每天白天四处赶课，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拖着姜山在学校周围逛一逛。在大学里，我喜欢晚上去夜市逛逛小店，买点水果、鸭脖子什么的，心里就觉得很满足。姜山在市场旁边找到一家租碟的小店，每次去他都会淘些碟回来，晚上我俩就一起回去看碟。当时我喜欢看美剧。《CSI 拉斯韦加斯》，我特别喜欢，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姜山喜欢看《古惑仔》那种类型的片子。那段时间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和剧集。
这辈子都没这么清闲过！再也不用大清早起来跑操，也不用拼死拼活地练球，唯一的小郁闷是当时我在箍牙，每两周都得坐公交车去医院一趟。箍牙的过程挺痛苦的，牙齿稍微一用力就会疼，我箍牙的时候一点儿固体食物都不敢吃，每天苦着脸喝粥、吃米粉，幸好身边有姜山照顾我。
（二七）队里希望我回去，参加2005年的全运会
在学校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专业运动员的人不多，但我们时不时还得代表学校出去打一些大学生比赛。虽然不会像在队里的时候那样拼命，但我们多少还是会去球场上练习一下，免得出去打大学生赛时水平太差，丢了华科大的人。这时的练习并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要求，高兴就多打一会儿，不高兴就早点回家，只是活动活动，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偶尔打一打，感觉还是不错的。
念大一的时候，我们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国大学生比赛。学校鼓励我们，拿了冠军可以奖励三个学分。后来我复出，离开了华科大，姜山还替学校打过。2003 年7 月放暑假的时候，我俩为了打大学生赛还回湖北队训练过一段时间。
重新回到训练场，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重心是在学业上，现在的训练有了那么一点点享受的感觉，但是几周训练下来，我脚上打了水泡，长期脱离专业训练，再回到训练场上，心情是享受了，脚就受了点小罪。
大学生赛的总决赛在青岛，我在打这场比赛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仍在网球圈的好朋友。以前大家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场下一起吃饭，场上见面还要拼命，多少有点怪怪的。这次心态很放松，真正是以赛会友。
比赛结束后，我继续回大学读书，享受我优哉游哉的读书时光。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虽然下队，但和队里的年轻队员们还是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原来的队友开始频繁地来找我。日子长了，渐渐有人传话说“队里想要你回去”。
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2005年的全运会在江苏举行。于是，2003 年底、2004 年初那段时间我们队的小孩们就老往我们学校跑，一个劲儿地劝我复出参加全运会。
我没好气地问她们：“你们没病吧？”小孩吐了吐舌头跑了，下次换个来，还是这些话。我离队的时候，和我们队的某些人闹了一些不愉快。队里的小队员偷偷告诉我，当时的教练放话说：“走就走吧！两年之内，我再培养出来更多优秀的球员！”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厉害，就去培养好了。当时我想，自己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也没必要再过多地纠结这些事了。
我们队的人频频来找我，都不见效。最后，教练来过，领导也来过。他们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能归队，回去打全运会。
体育界有许多内情，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运动员与教练、领队之间的纠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2001 年全运会之前，我们队基本上是教练说了算，运动员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某些领导认为能出成绩80%以上靠的是教练，而看不到这其中也有运动员的个人努力，所以一直对队员采取高压政策，把教练抬得很高。在我进入职业球员生涯后发现，在西方，教练和运动员更多的是服务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主导地位，所以在西方，运动员的个人努力会更体现价值。
我说，你们当时一味抬高教练，不为运动员着想，现在为什么还要回来找运动员呢？你们这种做法太不合适了。为什么我们会下队，你们想过这个原因没有？
就这样鸡同鸭讲，僵持了好久，直到孙主任来找我，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
孙主任，就是孙晋芳，原来老女排的队长，曾经体坛的风云人物，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二八）孙晋芳主任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打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
孙主任在上任网管中心主任之前大约已经暗地里把状况摸清楚了，她问湖北队的教练：“我听说有一个叫李娜的，现在怎么不见了？”我们队的人说：“她在读书。”孙主任说，那就“见一次，谈一次吧”。我们就真的见了一次。那次见面是在武汉，省队的办公室里。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对孙晋芳主任来说，这次会见多少有点微服私访的感觉。当时她刚从体彩部门调到网球管理中心。我很小就听过她的故事——女排队长、中国女排五连冠的功臣，那时全国都在宣扬“女排精神”，郎平、孙晋芳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见到她的时候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她很瘦，非常高，目测有一米七八左右，没有官架子，说话做事风风火火，很可亲。
任你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当时我就想：领导来就领导来，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就读我的书。
但是与孙主任的一番谈话，和我之前想象得非常不同。她先问我最近在干吗，我说在学校读书。她又问我以后想干吗，就这么聊了一会儿家常。聊着聊着，她单刀直入地切入了主题：“我听很多人说，原来有个叫李娜的，突然间退役了，所以想来看看。很多人都说你有天分，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
我有点吃惊，以前也没少和领导谈话，印象中，领导一般会打打官腔，很少有人会站在运动员的立场，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这是第一次有领导这么跟我谈话，也是第一次有人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打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她说：“如果你要回来，我可以给你机会。”
现在想起来，当年孙主任看似目的性不是很强的谈话，却把我和网球一度中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而且更加坚定了我前进的方向。
孙主任的话虽然对我有所触动，但还是没有完全动摇我上大学深造的决心。我有些犹豫，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这次见面像是一段小插曲，慢慢地被淡忘了。但我们队里的老队友登门的次数更加频繁了，以前一个星期去两次，之后变成一个星期去三次，到后来就天天都去。
队友说：“我们真的需要你。”从我这边，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影响了。本来很安逸悠闲的生活，突然一帮人每天围着你不停游说。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了新领导的诚意。我是个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女生，很容易被人打动。别人欺负我，我不会忍着，但人家帮助我，我也会记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从小打网球，进队以后基本都是湖北省培养的，就算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吧，我决定再帮湖北队打一次全运会。
在这期间，我也有过种种顾虑，反复掂量了好几个月——复出对我是一件大事。退役的时候，我在全国排名第一，再出去打，打得好没关系，一旦打得不好，别人会怎么评论我？而且，我不想中断自己的学业，我也不想混张文凭了事，如果回去打球，我的学业怎么办？
左思右想，主意难定。我去找姜山商量，他说：“我不会去阻止你或者怎么样，你自己要想好，不管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二九）我在心里一直偷偷地感激孙晋芳主任，但不好意思把这份感激说出口
我跟我妈说：“妈，你说我回去打球怎么样？”我妈吓了一跳：“啊？真的假的，别开玩笑了。”因为妈妈知道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退役的。为了治疗我的内分泌失调，妈妈到处找中医给我看病，最后我喝了快两年的中药，才把身体调理过来。
我说：“真的。”妈妈沉默了一下，说：“那我什么都不要求你，要累了呢就再回来。”
孙主任是2003年找我谈的话，我是2004年1月份回到省队的。因为4月份要参加比赛，过完年后，我就归队进行训练。对我来说，选择退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要离开我熟悉的圈子，离开我倾注了太多感情的网球，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复出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因为我要面临未知的未来和走回头路的双重压力。
在复出这条路上，孙主任发挥的作用很关键。我觉得她的谈话很贴心。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领导，和我素未谋面，也没有任何的恩怨情仇。也可能是因为她是运动员出身，而且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所以她比较了解运动员是什么样的想法。她给我留下的感觉是一个敢想敢干、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她真心实意地想要为网球做点事情。
我在心里一直偷偷地感激她，但每次遇见她，都不好意思把这份感激说出口。我和她的交流机会也不多，在国家队时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是不能直接向她汇报的。包括现在我“单飞”了，一有什么事，也都是先与国家领队联系，领队再跟她汇报，否则就变成了越级汇报，说起来影响挺不好的。
我归队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和孙主任面对面交流了。最多是这两年回北京去中心办事时看她在不在，在的话就打招呼，问问她近况如何。孙主任知道我膝盖不好，她的膝盖也不好，就会问一些关于膝盖的问题。后来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聊过一次，谈了谈我的想法。我在法网领奖回来后，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庆功宴“李娜之夜”，孙主任去了，但也没有细聊，因为其间不断有媒体采访。
2004年之前，我觉得自己一直没有什么目标，盲目地随波逐流着，除了和姜山在一起这件事是我自己做主，其他的时候都是在顺应别人对我的期待。尤其是1999年到2002年第一次进国家队这段时间，我的状态很不好，因为我对自由的期待很高，但国家队的规矩非常多，大家都对教练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谁也没有反抗的举动，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敢有。当然，这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这应该是文化和体制的问题。
在大学的两年，我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了。我对网球的认识和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带着新的想法打球，感觉也是非常不同。
人真应该多读点书的，我读书不算多，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
刚复出打比赛的时候，人家顶多会说一句“这是李娜”，然后就闭嘴收声了。别的人听到，也只是说一句：“哦，她复出了啊。”其实你没那么重要。退役或者复出，对你自己而言都是特别重大的决定，但对外界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对自己说，不要有太多压力，你没那么多观众，尽力就好。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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