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古代的所谓“材论”，散见于我国历代文史典籍中，同时也反映在一些民间的歌谣、散曲里，就中以讽刺内容居多。西晋的杜预在注解《左传·僖公五年》时谈到：
童龇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或有所凭借，其言或中或否。博学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
这番话表明古代人民已经认识到，童谣、民歌是民意、舆情的反映，明确指出它具有映射当时与鉴戒后世的作用。
单就“材论”而言，从前流传最为广远的要算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那首讽刺贡举的民谣了：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歌谣尖锐地指出，那时有的所谓“秀才”，其实无学；有的所谓“孝廉”，其实不孝；有些自我标榜“清白”的人，其实是最污浊的；而有些所谓“良将”，则怯懦得像鸡一样，听到动静就惧伏下来，噤默无声。那些名不副实，成了一堆笑料。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世风日下。一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人，为了能得到察举和征辟，往往蝇营狗苟，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矫情欺世，以激扬名声，抬高身价。有个叫许武的，被推举为孝廉之后，便和两个弟弟分家，并且自己要了最好的一份。两个弟弟并不计较，仍然与之和睦相处。事闻乡里，被举为孝廉。这时，许武便大宴宾朋，说明自己有意成全两个弟弟的令名。还有个赵宣，父母死后，悲恸欲绝，为了尽孝守丧，独自在墓道里生活二十余年，于是被乡里称为“至孝”，州郡举为官员。实际上，他在守丧期间，根本没有忘情私欲，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可见，当时那些被推荐为孝廉、贤良者，不少是盗名欺世的伪君子。难怪民谣要作那样辛辣的讽刺了。
宋代吏治腐败，卖官鬻爵现象严重，官员多得惊人。当时有“恩荫”法，皇帝可以随意对皇族宗室，官吏子孙、亲属以至门客授官。有的襁褓婴儿不但有官号，还有食禄。“恩荫”授官，数目惊人。灾荒中，富户向国家纳粮多者；修筑工程，地主雇用民夫数量大者，都可以授官。后来竟至公开卖官。所以，宋徽宗时，有民谣云：“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据《契丹国志》：辽代末期深受金国欺凌。天祚帝耶律延禧讨金失败，无所作为，遇到军国大事，便与宰相吴庸、马人望、柴谊等商议对策。几个人老迈昏聩，庸懦不堪，不能裁决。于是，老百姓就编出一首民歌来讽刺他们：
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
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管女直？
女直，即女真族，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圣讳”，称为女直。这里指金朝统治者。
元代无名氏写了一首《感志》的散曲：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
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说的是“老天心偏”，实际是一份讨伐封建时代腐败制度的檄文。
史载：明末，权臣马士英请免府、州、县学童应试，议定：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开捐纳之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纳银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纳银两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推知衔各为一千两，监记、职方百两不等。时谚讽刺说：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记多如羊，职方贱似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堪塞马家口。
针对清代后期良材毁弃、驽劣当朝的不合理现状，当时，戏剧家李调元写了一首《麻雀》诗进行讽刺：
一窝两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
食尽皇王千种粟，凤凰何少尔何多！
先看开头两句，无异于孩童的家常话，顺口溜，意兴索然，乏味得很。可是，通过三四两句的逆挽，立刻灵动起来。严肃的主题，辛辣的讽刺，出之以谐趣的语言，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