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何以不复钱锺书的信

(2012-09-24 13:39:49)

 

 //@九州处处奔雷: 这个要转来。【关于此事】余英时确是胡猜。实际上，钱穆先生很喜欢那一篇序，钱易最知道这个事。【至于这篇文章里所说的“删除”理由】也应该是猜的。因为钱穆先生完全可以用“加注”的形式来说一下【余英时】心眼很小，乱猜一气，有点对不起钱穆先生了

钱穆何以不复钱锺书的信】余英时先生与钱锺书的交往始末，首见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钱穆不复钱锺书的信，以及后来删除钱基博的序，其原因，并非如余先生所言，是怪“子泉宗老”不亲自把笔，而该是别有缘故。详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王培军先生文章：http:///zlAEMaE

 

　　余英时先生与钱锺书的交往始末，首见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章写于1998年钱先生去世后，为多处所转载，我读了也不止一遍。在许多悼念钱先生的文字里，我认为这篇是最佳作之一。余先生说话绝不浮泛，文字自然生动，不见丝毫做作、吹捧，语间又颇杂“微讽”，“弦外之音”，有如“风吹水上”，令读者“会心微笑”。余先生第二次谈钱先生，是在2007年，见于傅杰的访谈。我最近读到的《余英时访谈录》，是他第三次的“谈钱”了（《访谈录》中收的《直入塔中，上寻相轮》，亦为2007年所谈，但涉及甚少，不过千字），本以为不会再有新鲜东西，不料却见到了如下一节，记他的老师与钱家父子的“龃龉”：

　　大概80年代初，我在台北拜候钱宾四师，他刚收到钱锺书一封两页的亲笔信，交给我看，那是真迹，毫无问题。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宾四师说，信不知是谁从大陆带来，放在他信箱中的，因为信封上无邮票，且是敞开的。宾四师并没有回信。后来杨绛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对于宾四师置之不理，似有微词。其实宾四师此时对钱基博、锺书父子好像也有些心里不平衡。起因是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其中引了一个例子。1931年宾四师的名著《国学概论》（商务）上原有钱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针砭”。宾四师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但杨文第一次揭露：这篇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而且“一字未易”。那时钱锺书刚入清华不久，最多大学一二年级，年纪也才二十岁，能代父写这样讨论学术史（主要是清代）问题的序文，的确是天才。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对他的著作很郑重严肃，不料竟不肯亲自下笔，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所以后来台北联经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便不再收钱基博的序了，连带着《自序》中谢“子泉宗老”的话当然也删掉了。这件事我不便和宾四师谈及，但我一查《全集》本《自序》，便恍然大悟。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觉得应该把事实说出来。（152-53页）

　　这不能不算是一件“秘闻”。老实说，记载这件事，也要有些“真理之勇”，因为这件事情，若真如余先生所说，那么钱穆作为大师的形象，就不免有损害。余先生作为钱穆的学术传人，不“为尊者讳”，“爱真理”过于“爱吾师”，勇于“直笔公心”，是值得称道的。

　　不过，有些“煞风景”的是，这一件事情的“解说”，却不大经得住“推敲”。余先生一向长于揣量“黄祖之腹中”，解析学人的心理，“如斧破竹，如锯攻木”，这次“以学生之心，度老师之腹”，却全然是度错了。就是说，钱穆不复钱锺书的信，以及后来删除钱基博的序，其原因，并非如余先生所言，是怪“子泉宗老”不亲自把笔，而该是别有缘故。
生而编，即《围城》中戏语所说的“讲义当著作”，并非什么“宾四师的名著”。钱穆《新版附识》也有自述：“此稿成于三十年前，迄今回视，殆所谓粗识大体，未为精微者也。其时中学校率有‘国学概论’一课，此稿特为讲堂授课之用。听者尚能接受，并多兴发。此三十年来，中学程度，普遍低落。即上庠讲学，亦少总揽通观之功。则此书过而存之，亦未尝不可使治国学者知古今学术流变之大趋。”（《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一册，联经版）所以，这本小书，比起《先秦诸子系年》那样的大著作，是不能同年而语的。其书出版之后，也没有大影响，因为这类“概论”，在民国年间，也不知出了多少，其中作者，故不乏名流老宿。钱穆起笔撰写《国学概论》时，刚过而立（钱穆生于1895年），还未正式进入学界。1931年，此书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经了吕思勉的介绍。这一年，钱穆才三十七岁，用今天的眼光，还只是个“青年学人”。钱穆真正进入主流学界，为“预流”之人，是在1930年6月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后；真正跻身第一流学者，则还要在四年之后，他出版《先秦诸子系年》。以余先生的学术资历，不会不知道，“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对一位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钱穆于比他大八岁、时年四十五的钱基博（《师友杂忆》：“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便尊之为“子泉宗老”；而余先生初次见到比他大十四岁、他的老师杨联陞也尊为专家而自谦是“小巫见大巫”的严耕望先生，就直呼为“你是严耕望”了。钱穆请钱基博作序之意，不用说，是为了“衬拳边鼓”，但这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从人情世故上说，钱基博让儿子来代笔，说不上什么“轻视”。钱锺书先生1929年考清华，是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国学概论序》末署1930年7月，则此时钱锺书二十一岁，“弱冠过一”，固然还只是大学生，但他的“才子”之名，早已播于远近。钱的清华同学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说他：“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则赞他：“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年方弱冠”的钱锺书，作诗已为同光体大家所赏（钱锺书《陈石遗先生挽诗》自注：“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其才气为如何，可以想见。即以钱穆本人，不是也在《师友杂忆》中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以钱穆的修养，以及其通达人情，当他得知此序不是“子泉宗老”所作，而是“宗老”引为自豪的天才儿子代笔，自必能够理解。《师友杂忆》中又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以钱穆之善知人、敦性情，于子泉此举，何至斤斤计较？试想，从古以来，欣赏儿子、有“誉儿癖”的人，难道还少？而代笔作序，在前人原属寻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钱穆的一生学术，又是“发思古之幽情”，于老辈此等“潜规则”，哪得不知？既然没有“轻视”，又怎会生“闲气”？《庄子·山木篇》说得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钱穆撰写过《庄子纂笺》、《庄老通辩》，这几句话他虽未加详说，但“虚船之触不怒”的道理，自能“默识心通”。

　　从时间上看，余先生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余先生是历史学家，时间的敏感，该早已进入他的“潜意识”。可是这一节，却犯了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谓“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那篇文章，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文献《记钱锺书与〈围城〉》。杨先生的那几句话，实在也很平淡，不妨引在这里：“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锺书父亲的序文。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问题是，余先生说“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到底“最快”是在什么时候？考《杨绛文集》第二册《收藏了五十年的附识》，知《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写讫于1982年7月，又据底下的脚注：“此文一九八六年五月才出版，原因是锺书开始不愿发表，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详见《我答乔木同志信》（信存档）。”则钱穆得闻此事，最快也不能早于1986年5月，除非他有前知的本领。《杨绛文集》第八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1986年下亦载：“《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出版。”查单行本《记钱锺书与〈围城〉》，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为《骆驼丛书》之一，出版的时间，正是1986年5月。并可为证。钱锺书为苏州建城纪念而致函钱穆，据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就是余先生所指杨绛于钱穆“似有微词”的那篇文章，见《杨绛文集》第二册），时间是1985年2月。所以，钱穆1985年春接信不复，不必等1986年夏的事来解释。
那么，钱穆收到了钱锺书的信，为什么又不作复呢？我认为其事并不复杂，用不着“深挖”：钱锺书此信不是私函，而是为官方而作，钱穆置之不理，其所针对的，也就不是钱锺书了。换言之，假如钱锺书是私人致书，“欢然道故”，不涉及其他，则以钱穆的为人，必不如此。据《师友杂忆》，钱穆对钱锺书的态度，固然不及对钱基博，但他说：“锺书去北京初闻其任毛泽东英文秘书。最近见报载，始知系传闻之误。”最后一句，其释然之意，溢于言表。他于故人之子之情，也由此可见。以钱穆这样的性情、年岁（时九十二岁），以及其与钱家父子的交谊，又怎会为一细故失欢？

　　有人要问，既然钱穆于钱基博并无不快，那又何以要删去《国学概论序》？我认为解释同样简单：当初钱穆请为作序的，是“子泉宗老”，后来得知出诸锺书（联经版《全集》的出版，在1986年后），则其《自序》中的“又承子泉宗老作序，加以针砭”一句，也就落空了。改之殊难措语，不改自又不妥，则删之最为省事。钱穆所心敬的，原是“子泉宗老”，不是他看着长大的锺书（《师友杂忆》：“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又按，钱穆于子泉始终称字，称锺书则名之，足见视为宗人），则其序删去，不算可惜。即使“子泉宗老”地下有知，必当付之一笑。钱穆于钱基博、锺书父子，又何尝有什么“心里不平衡”（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七册《师友杂忆》，于追忆钱氏父子处，无一字之改；若真为此芥蒂，则并《杂忆》亦追改矣）？杜甫有句诗说：“记忆细故非高贤。”钱穆如此的做法，与“记忆细故”，绝不同科；余先生似乎“误解”了。
钱锺书先生批评陈寅恪，这件事也让余先生惊讶，同时又让不少“拜陈”的人不平，这里也趁机一说。钱先生批评的话，见于《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做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其实，余先生真的要起而为陈寅恪辩，以钱先生的口才和机智，绝不会如胡绳那样一笑了之（《访谈录》74页），当然也绝不致让场面尴尬，主人“下不来台”。余先生的担心实在多余了。和余先生同样认真的人，是牟润孙先生，他的《陈寅恪与钱锺书——从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说起》，也是专门为陈寅恪辩护的。文章原刊于1979年9月23日《新晚报》，没有署真名，署的是“舒充”；那时钱锺书还在世，牟先生大概出于尊敬，所以用了化名。后此文收入《海遗丛稿》（二编）。该文同样也是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句话，来为陈先生辩护，因为朱子的这句话，正是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所引的。牟先生的这篇文章，与余先生的议论，也有不同之处：

　　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的确不值得讨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之不被研究古代文学者重视，是可以理解的。钱锺书先生在意大利的讲话，主题既是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谁都无从反对他那样扬弃杨太真入宫前是否处女的研究，何况他并未提陈先生。

　　牟先生说是“在意大利的讲话”，而余先生则说是“在美国”。钱先生1978年9月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其中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牟文所针对的便是这几句。1979年4月，钱先生到美国访问，再见余英时先生时，可能把去年的话再说了一遍。

　　余先生与牟先生的辩护词，不约而同，也许不过是个巧合。

　　一般说来，陈寅恪先生的博学与贡献，稍具学术史常识的人，都能了解，何况是钱锺书？只是每个人的谈话、讲演，必然要针对对象、有些背景，对象、背景不同，词锋、意义就有别。钱先生不是刻板的教师、学究，每句话都不偏不倚，不要忘了他的《一个偏见》说过：“随时随地必须客观公正、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所以看钱先生的文字，就不能“死在句下”。况且一时的臧否，也并不意味着“史臣论定”。

　　平心论之，陈先生的这一考证，也确乎是“碎义难逃”，用不着夸大它的意义。陈先生自己就坦白说：“关于太真入宫始末为唐史中一重公案，自来考证之作亦多矣。……今止就朱氏所论辩证其误，虽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然可藉此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也。”尽管如此，这也不值得认真批评，更不值得认真辩护。陈先生所欣赏的黄秋岳，在其《花随人圣盦摭忆》中说：“治学之中，以考据为最乐，愈琐屑，愈有趣味，此学者所共喻也。”陈先生为一代通人，岂能不解此义？

　　假如一定要辩护，钱锺书的《论交友》里，有几句现成的话，似乎可以借用：“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余先生的“经验谈”：“研究历史虽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但又不能陷于一个个的细节考证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访谈录》41页）只能为中人“说法”，不足关大学者之口。

　　杨绛写过一篇《听话的艺术》，题目五字，殊耐讽玩，我觉得记话的人，都该一读。扬之水《读书十年（一）》记访金克木，谈起钱锺书，金夫人在旁说，这是她最佩服的人。金先生却说：“他太做作，是个俗人。”（95页）假如换个场合，话出诸别人之口，金先生听了，也许又要不以为然，“痛与之争”。金先生心底真轻视的人，难道会为金夫人“最佩服”吗？钱先生之批评陈寅恪，可以隅反。 ■

《余英时访谈录》

陈致访谈

中华书局

2012年3月第一版

224页，32.00元

 

 

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2006-12-10 18:12:06 来自: 曹溪一勺(英雄轻故乡，圣人无死地)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l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谑。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 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八九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 2008-08-22 14:59:12 姜白石 (PC 663 vs 刑警803)

  余英时谈钱锺书
  
  傅杰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他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他写《谈艺录》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说一个新的学说出现他就震动，他不容易动。这个东西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他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所俘虏，也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的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一直有人在说，他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它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
  　　　　
  　　有学者批评钱锺书先生缺乏问题意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是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意识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常识知道的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钱锺书，形成所谓钱学。
  　　余：我认为钱学很难研究，因为他是没有一定形状的，你怎么去研究他？现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说他看不起人，骂别人，用各种方式骂。那对钱锺书并不是很合适的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将来对钱锺书发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于产生很大的反感，以为钱先生就是专挑别人的毛病。有人讲读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你在书里面看别人的好处，这样你就得到益处。另外一个方式你看别人的书，尽挑毛病，百孔千疮。如果两个不同的人念书，一个是在里面找他的好处，再坏的书也有好处，也有所得；反过来说再好的书也有毛病。一个人专门找毛病，一个人专门看长处，结果下来，找长处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东西，找坏处的人得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人错了，这个也没有看见，那个也没有看见，那样反而显得小气。清朝初年，像阎若璩知识渊博，样样都知道的，可是后来全祖望骂他，他因为自负渊博，反而显得自己很陋，那就变成陋儒了。所以这位大学问家虽然样样都知道，什么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认为他是陋儒。我想钱锺书不是陋儒，他超过了这个境界，他忍不住要讽刺别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拼命宣扬出来，那最终无非证明他博闻强记，比别人更高一筹，不能证明他实践中一定高。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对钱锺书的恭维还是伤害，那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