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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老灞上●桓温 师老灞上●桓温(下) 六－殷桓相争 （1） 永和五年石虎的死，就象一头巨兽的轰然倒地，震塌了本就摇摇欲坠的石赵帝国。在石虎诸子的自相残杀中，汉人冉闵渔翁得利，在民族仇杀的血海中建立起后世称为冉魏的帝国。然而，这位楚霸王式的武夫，并没有能力处理当时的乱局，在鲜卑慕容氏、羌族姚氏、石氏残部等势力夹击之下，处于中原四战之地的冉魏政权迅速覆灭。真正笑到最后的，却是从遥远的辽东南下的慕容前燕和果断从中原危地脱身、西进关中的苻氏前秦。 随着这场大混战的爆发，东晋荆扬相持的僵局旋即被打破。桓温从北方的变故中觉察到了契机，于永和五年六月出屯湖北安陆，派遣诸将经营北方。东晋朝廷一向担心桓温在征伐中壮大而尾大不掉，当年桓温伐蜀时的争议就是显证。现在桓温北伐在即，当年荀蕤“温若复平河、洛，将何以赏之？”的担忧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不难想象中枢对桓温北伐的极力反对，《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然而，阻挠恢复故土，从道义上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唯一的变通方法，便是由朝廷一方亲自北伐。 于是征北大将军褚裒派遣督护王颐之为前锋直指彭城，又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永和五年秋七月，朝廷加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兗、青、扬、豫五州诸军事，统帅三万部队【应该以京口精兵为主力】，径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计。而此前石赵扬州刺史王浃投诚，东晋又得到了寿春这一战略要地。当时的形势对东晋十分有利，沦陷于石赵的淮南之地悉数收复，晋廷免去了肘腋之患，而且 兵进淮北，前锋越过彭城，直逼黄河。晋人精神大振，朝野之间皆以为中原指日可复，只有蔡谟等数人暗自担心。 永和五年距离西晋覆亡不过四十年，饱受刘赵、石赵荼毒的遗民心存故国。褚裒是当时名士，对前来投奔的遗民抚纳有加，很得人心。他遣督护王龛【此据《资治通鉴》，《晋书》纪为徐龛】伐沛，郡中二千余人归降。当时鲁郡之民五百馀家趁机起兵附晋，聚众山中，求援于褚裒。然而褚裒派去接应的三千晋军与石赵两万骑兵遭遇于代陂，晋军大败，死伤过半，将领王龛被俘，不屈而死。这本来只是偏师受挫，况且以三千对两万，虽败犹荣。不知为何，也许是认为自己用人不当吧，褚裒竟然对北伐失去信心。八月，褚裒退屯广陵，镇守寿春的陈逵随即弃城而退。当时河北大乱【疑于镇守蓟城的石冲起兵反抗石遵失败有关】，晋遗民二十馀万渡过黄河，来归附在大河以南活动的晋军。而晋军已退，“威势不接”，陷入四战危地的这些晋民，“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酿成当时一场人间惨剧。 在朝廷一再催促之下，褚裒从广陵返回京口。这时候的他，本来就因为北伐失败而自责，在京口又听到代陂阵亡将士家属的一片哭声，惭愧、悒郁，终于于十二月病死，年四十七。褚裒淡泊权势，为官清正，本是治世良臣。然而庙堂之上，朝局纷争，他身不由己，勉强指挥本非所长的北伐，终于身死，当时“远近嗟悼，吏士哀慕之”。他的死，验证了蔡谟当时的预言“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称心，财单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庐、东郭所以双毙也”【《晋书·蔡谟传》】。 蔡谟一向反对北伐，然而他不是胆小怯懦之辈。他在镇京口期间对石赵积极防御，“随宜防备，甚有算略”，在东晋群臣中算得上有将才。如此，他对北伐得态度就耐人寻味了。值得注意得是，他反对过庾亮、陈光、褚裒等人的北伐，却不见任何反对桓温北伐的言论。联系到他“若非上哲，必由英豪”之语，所以我猜测他内心里其实支持桓温北伐，只是苦于当时朝堂气氛，所以没有明说。我的这个猜测在蔡谟辞职事件中可以得到旁证。从永和四年冬到六年，他固辞侍中、司徒之职，而朝廷不允，“君臣俱疲弊”。终于，以临轩事件【《晋书－蔡谟传》：穆帝临轩，遣侍中纪璩、黄门郎丁纂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曰：“臣谟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违颜咫尺，不敢奉诏，寝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谟不至。时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诏：“必不来者，宜罢朝”】为契机，殷浩弹劾蔡谟，甚至欲杀之，只是在荀羡“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的劝说下，才放弃这一企图，罢免蔡谟为庶人。当时有军事实力和魄力进行“桓、文之举”的，只有桓温！可见蔡谟与桓温关系非同一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殷浩有杀蔡谟之心。桓温在日后废殷浩的奏章中明确提到此事，也印证了他与蔡谟的关系。 然而当时的东晋，并不单单蔡谟认同桓温为北伐最佳人选。事实上，这几乎是朝野间的共识，连另一个极力反对北伐的王羲之，也没有明确反对过桓温的北伐。然而，东晋中枢的会稽王司马昱、中军将军殷浩最不希望看到，就是桓温北伐。他们极力阻止得，也正是桓温的北伐。 （2） 永和五年桓温的举动颇有令人费解之处。他一面上疏请求出师经略中原，一面 “出屯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但是史料中却缺乏其军队北伐的记载。田余庆先生认为桓温只是佯言北伐，其目的是压迫朝廷北伐，坐观其败，因为中枢诸人，清谈有余，于军事却是外行。他举出的一个例证，就是胡三省提出的司马勋北伐关中的问题。 石遵杀掉幼帝石世自立为帝之举刺激了石赵镇守关中的石苞的野心，计划偷袭邺城【石赵首都】。石苞智小谋大，关中豪杰认为其必然失败，为谋自保，他们向晋投诚。于是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于九月兵进骆谷，在长安二百里外的悬钩扎营，并遣部将刘焕攻长安，杀赵京兆太守。又攻克贺城。关中豪杰趁机起兵，史载有三十余部，五万余人。石苞只得放弃偷袭邺城的计划，派兵抵御。石遵趁机派遣王朗率骑兵两万进驻关中。司马勋兵少，只得于十月撤退回梁州。胡三省认为桓温如果这时候进取关中，关中可取。田先生据此认为桓温是佯言北伐。他的推测的确有理，桓温在安陆按兵不动，不配合司马勋进取关中，是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但是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石虎死于永和五年四月己巳【二十三】，石遵举兵在五月初，五月中旬夺取政权。而后石冲自蓟城起兵南下，苻洪自枋头遣使来降。《资治通鉴》所载“桓温闻赵乱”的赵乱应该指此。以此推算，当在五月底六月初。所以他部署兵力准备北伐。然而当时石赵实力尚在，石冲旋即失败，而苻洪又不见举动，石遵政权暂时稳固，桓温兵力有限【即使到他伐燕的全盛时期，能够动用的兵力不过四万】，而且得不到朝廷支持，以他的持重，可以断定他不会于此时北伐。然而鲜卑慕容、段、羌、氐虎视耽耽，内部矛盾极大的石遵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桓温在安陆的按兵不动似乎可以解释成他一方面在等待时机，一方面以大兵压境来加速石赵内乱来创造时机。如此，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分兵支援千里外的司马勋。他的屡次上书北伐，目的应该是向朝廷争取北伐之权，以便调动全国资源，准备即将到来的北伐。 十一月，冉闵杀石遵，上层变乱迅速演变成民族间的仇杀，各方势力趁势而起，前燕军队从辽东南下，苻洪所统华夷诸族向关中挺进，冉闵、姚弋仲所统羌族、石氏残余、鲜卑段部、石赵旧部相互混战，石赵分崩离析，北方彻底大乱。千载难逢的恢复中原之机，终于展现在了东晋君臣之前。 （3） 褚裒死后，享有重名、东晋朝廷藉以与桓温对抗的殷浩不得不亲自出面。永和六年闰正月己丑，朝廷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兗、青五州诸军事，主持北伐。同时，朝廷封苻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意在笼络氐族势力，为晋前驱。 当时的苻洪，的确有逐鹿中原之雄心，然而，苻洪不久即被麻秋下毒，临死前对继统其众的儿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苻健随即驻军枋头，为西进之计。苻洪之死打破了晋廷的本来计划。值得注意得是，冉闵曾经遣人告知晋朝“逆胡乱中原，今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而“朝廷不应”。晋廷的反应在情理之中，一为冉闵当时已经称帝，以正朔自居的晋廷当然无法容忍；二为联合冉闵并没有现实利益。冉闵政权因为建立初期屠杀夷族的行径而为当时各夷族不共戴天之仇，更因其所占据地盘成为各方势力众矢之的。永和七年春，冉闵军队在石赵残余势力、姚氏羌族势力和慕容前燕夹击下大败于襄国，从此一蹶不 振。 冉魏将领如周成、魏统、乐弘、张遇等纷纷以所辖河南诸城来降；而高崇、吕护 “执洛州刺史郑系，以其地来降”，沦陷多年的洛阳终于恢复。当时苻健所统氐族势力已经西进关中，前燕倾力于经营河北，冉闵、石赵势力和姚氏羌族势力在河北混战，鲜卑段龛势单力薄，以青州内附。这正是东晋收复河南的最佳时机。然而殷浩并没有相应举动。如果说永和六年晋廷的按兵不动，还是要待冉闵与各方势力拼个两败俱伤，再坐收渔利的话，永和七年的举动，似乎表明当时晋廷并没有真正决心北伐，或者没有做好北伐的准备。 永和六年、七年见诸史册的东晋北伐举动，似乎只有永和六年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克合肥和永和七年司马勋再次兵进关中之举，而桓温军队，自从永和五年出屯安陆后，似乎没有任何举动。现在很难推测出桓温当时的心理活动。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的话，两年来桓温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争取北伐领导权。“初，桓温闻石氏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事久不报、、、屡求北伐，诏书不听。”桓温不是逆来顺受的忠臣孝子，史载“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也”。强藩之拥兵自大与朝廷之软弱无力，是东晋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身处嫌疑之地的桓温，不论是为自保还是为恢复中原，都只有夺取中央大权这一条路可走。只是因为“国无他衅，遂得 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 然而北方局势的变化打破了双方的相持，桓温的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永和七年十二月辛未【十一】，桓温再次“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从行军路线看，似北伐，又似东征，桓温与朝廷‘上游与下游的矛盾至此公开化。 当时朝廷大惧，司马昱、殷浩束手无策，殷浩甚至打算去位以避桓温。在吏部尚书王彪之、抚司马高崧的劝解斡旋之下，桓温接受调解，回军荆州。在高崧替司马昱起草的劝解信中【见附录】，真正能够说服桓温的，应该是这句话“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这表明上是为北伐的延迟辩解，而实际上，影射得则是桓温之“异常之举”，这样明显的警告甚至威胁不能不让谨慎的桓温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在桓温回军后的上疏中【见附录】，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得出桓温的郁愤。 ＝＝＝＝＝＝＝＝＝＝＝＝＝＝＝＝＝ 附录一【录自《资治通鉴》】 抚军司马高崧言于昱曰：“王宜致书，谕以祸福，自当返旆。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乃于坐为昱草书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比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为疑，惟在此耳。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 ！”温即上疏惶恐致谢，回军还镇。 ＝＝＝＝＝＝＝＝＝＝＝＝＝＝＝＝＝ 附录二【录自《晋书－桓温传》】 文帝时为抚军，与温书明社稷大计，疑惑所由。温即回军还镇，上疏曰： 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驰，不遑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昔乐毅谒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变。谗说殄行，奸邪乱德，及历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羁旅之宾，迹无韩彭之衅，而反间起于胸心，交乱过于四国，此古贤所以叹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惧于当年也。今横议妄生，成此贝锦，使垂灭之贼复获苏息，所以痛心绝气，悲慨弥深。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 （4） 桓温虽然被迫还镇，殷浩的北伐之师却不得不于永和八年正月上路了。殷浩以淮南太守陈逵、兗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奖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殷浩对这次北伐实在是勉强，更也许对自己的兵略缺乏自信，不免有些甚至恍惚，出师之时，甚至不慎落马。 从相关史料推测，北方诸降将是殷浩北伐的重要倚重力量。然而，谢尚不能抚慰降将张遇，张遇大怒【从张遇日后因为苻健呼其为义子而决意杀健的行为看，他的自尊心应该很强。谢尚有“小安丰”【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之誉，精通音乐，善为鸲鹆舞。如此风雅名士，可以推测出他与武将张遇的格格不入。东晋之时士兵地位低下，谢尚对张遇难免歧视。史载其“脱略细行”，想必也很难掩饰住他的想法。以张遇本人自尊心之强烈，两人的翻脸可以想见】，以所据许昌归附前秦，并遣手下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谢尚之军无法前进，蹉跎于寿春一带。 正在殷浩无计可施之际，在北方连挫于前秦、无法立足的姚襄率众归晋。姚襄虽为羌人，却文武全才，“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是当时极具魅力的豪杰兼名士。增添了数万生兵的晋军于是在谢尚、姚襄指挥下进攻许昌。然而在前秦两万援军和张遇合击下，晋军大败，死亡上万。谢尚奔还寿春。而姚襄看清了晋人力量的薄弱，对晋之北伐丧失了信心，撤回历阳后于是大力屯田，做自保之计。殷浩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对殷浩心有嫌隙、一旁虎视眈眈的桓温，却没有借机发难。这显然不符合桓温的性格，以我推测，是当时晋朝传国玉玺的失而复得推迟了殷浩的倒台。永嘉乱起，晋朝传国玉玺先后落入匈奴刘氏、羯族石氏手中，更随着冉闵的崛起落入冉氏手中，成为当时各方势力极力争夺的宝物。永和八年四月，冉闵战败，被慕容恪俘虏，于五月被杀。其子冉智困守邺城，不得已向晋朝请降，并向谢尚求援。谢尚派戴施率百余勇士入邺，骗得玉玺，混于运粮队中，送入晋军控制的枋头。八月，这枚文曰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玉玺送抵洛阳。东晋建立三十年后，皇帝终于摆脱了“白版天子”的尴尬【皇帝没有玉玺，就象官吏没有印信，是为白版】。几乎就在同时，邺城陷入前燕之手。按，前燕对玉玺十分热心，当年联合石赵夹击冉闵的一个原因就是为获得玉玺【当时石赵欺骗前燕说玉玺在自己手里，答应以玉玺换取前燕出兵】，邺城陷落后，前燕强充门面，诈言得到玉玺，并封冉智为奉玺君。抢在前燕之前，从四面被围的邺城成功骗取玉玺，安全运抵建康，戴施、谢尚等人立下的实在是大功一件。两人固然得以加官进爵，殷浩也得以暂时逃脱了桓温的弹劾。 当时有识之人如王羲之等都不看好殷浩的北伐之举，然而殷浩已别无选择。九月，殷浩再次出师，屯兵淮上泗口，派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遯据仓垣。十月，谢尚派遣的冠军将军王侠攻克前秦据守的许昌。洛阳已经近在咫尺，然而，北伐大军却不见了动静。原来，殷浩自有锦囊妙计。他暗地里派人游说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杀掉苻健，并以专制关中为诱饵。这本来是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而妙在雷弱儿等果真答允，并请求派兵接应。等到永和九年秋张遇作乱，苻健堂侄苻黄眉弃洛阳西返长安的消息传来，关中孔持、刘珍、夏侯显、乔秉、胡阳赤、呼延毒等聚众数万人的反秦势力又遣使来请兵的时候，殷浩大喜过望，再也不顾王彪之等人对雷弱儿之举的怀疑，于十月自寿春帅七万军队北伐，意图收复洛阳。然而正在殷浩踌躇满志的时候，却传来了前锋姚襄所部趁夜遁逃的消息。 东晋朝廷对北方流民集团一向心怀猜忌，以祖逖之忠，尚且不免，非其族类的姚襄受到殷浩的猜忌自在意料之中。如果姚襄积极北伐，殷浩可能会因其利用价值而暂且容忍，但是许昌败后，姚襄“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广兴屯田，训厉将士”，一心保存势力，遂成为殷浩眼中之钉，几乎公开翻脸。◎◎ 此次北伐，殷浩以姚襄为先锋，其如意打算显然是，如果姚襄奉命北伐，就借机消耗姚襄实力。如果姚襄违命，正好可以趁机消灭。然而姚襄看穿了殷浩的图谋，他自然不会为殷浩火中取栗，于是决意反叛。他将计就计，率军北行，中途散布军队夜遁的消息，然后埋下伏兵，等待殷浩。殷浩果然中计，率兵追至山桑，正落入姚襄埋伏之中，姚襄纵兵横击，晋军大败，死伤上万，辎重损失殆尽殷浩狼狈逃归谯城。姚襄趁势南下，接连击溃殷浩阻击军队，遂占领淮河两岸，屯驻盱眙。晋廷束手无策，只得以谢尚与之对抗，寄希望与两人的交情。 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名声扫地，积怨已久的桓温趁机上书要求罢免殷浩。司马昱等人纵然勉强，众怒难犯，也只得废殷浩为庶人。朝廷的北伐旗帜已倒，东晋的北伐从此进入了桓温时代。 ＝＝＝＝＝＝＝＝＝＝＝＝＝＝＝＝＝＝ ◎◎ 殷浩、姚襄交恶缘由，诸史料所载各异。《晋书－姚襄传》认为是殷浩“惮其【姚襄】威名”，屡次派人刺杀姚襄，又命将军魏憬率五千余人偷袭姚襄，结果却被姚襄大败，魏憬被杀，部众被并，两人矛盾遂至不可收拾。《晋书－殷浩传》记载了魏憬被杀之事，观其语气，似认为姚襄主动袭击魏憬，以扩大实力。同传记魏憬所统为其兄降人魏脱之部曲，而《资治通鉴》记载不符。《姚襄传》所载殷浩与姚襄部下权翼的一番争执，似也表明曲在殷浩。《殷浩传》诸多错乱，于殷浩北伐处尤甚，所以本文不采。而《姚襄传》归咎殷姚交恶为殷浩忌惮姚襄威名，又略似肤浅。只有《资治通鉴》，点出姚襄保存实力，用兵自重之举，似明了此事本质。 七－伐秦 （1） 扳倒了殷浩，桓温心情轻松，对左右说“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也。”田余庆先生说桓温一生谨慎，对付政敌往往欲取先与，我怀疑可能受过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永和六年到永和九年的北伐，是不是就是桓温弃去、又逼迫政敌不得不取的一只竹马呢？我不知道。桓温晚年的废立篡夺，把他壮年在政坛上的一举一动都涂上了一层别有用心的油漆，年代久远，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擦去这层油漆，看清他的内心了。白居易的《放言（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强调得是要盖棺才能定论，看似是高明之法，却偏偏忘了万物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万物之灵的人类，不是岁久不变的玉石，几十年、几年、甚至几天的时间就足以变得面目全非。拿日后篡位的新朝皇帝，来猜测当年礼贤下士的博学宏儒，实在是如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一般。既然盖棺定论逻辑上不可靠，就事论事又很容易被蒙蔽，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的狐疑，看来除了求助完全偶然的占卜之外，便只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温文尔雅的枭雄”，这句看似自相矛盾的话，就是我对桓温的总评。他的枭雄之名建立于他的青年时代，从那时候起，时间虽然流逝了上千年，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然而，他在建康与诸名士的交往，在江陵与属下的雅集，他对金城柳树的感慨，对安石碎金的赞叹，对方外司马的宽容，对孟嘉落帽的戏谑以及许许多多没有被岁月冲走的故事展现得，却是这位枭雄名士的一面，温和的一面，善感的一面，冲动的一面。一部《世说新语》，出场最多的是谢安，排在谢安后面的，不是王谢风流的任何一位，不是中朝名士的任何一位，却恰恰是本文的主人公，以枭雄名世的桓温。幸亏有了这些故事，我们才可能探究一下他的内心世界。 对于桓温，我不在乎他的废立篡夺，东晋政权本来就是世族的政权，至于是司马氏这个世族还是龙亢桓氏这个世族，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如果硬按后世君君臣臣的那一套来划分，东晋人物非乱臣贼子的大概寥寥无几，连王导、陶侃这样的忠臣都不免心怀叵测。我所在乎的，有兴趣去推测的，除了他对岁月人生的态度之外，便是他的北伐动机。 永和五年到永和九年，桓温的军队蹉跎了五年。五年的蹉跎，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心北伐。前文已经指出，桓温当时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东晋的情况，跟南宋不同。东晋人力财力，远逊北方，比不得南宋的兵源充足、富甲天下。如此劣势下的北伐，只能“度德量力”，审时度势而行。桓温五年的蹉跎，不光是在审时度势，更是在制造北伐的时势，对他自己来说是必然的选择，对国家也至少是利大于弊。而《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八年八月的一条记载似乎加强了我的猜测，“桓温使司马勋助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斩之。”。按，桓温平蜀后，蜀人反叛不断，被平定后又有晋将萧敬文之乱，是年平息。桓温虽然名义上都督八州之地，但可以推测，永和九年以前，他能够获得稳定后勤供应的，只有荆州。而荆州人口有多少呢？一百万左右。考虑到当时世族势力的强大，能够交纳赋税的人口当远少于此。东晋兵源，出自北方流民，可以想象桓温兵源的短缺。而北方虽然屡遭战乱，人口尚在千万左右。当时北方各方势力，动辄军力数万，如冉闵，全盛之时甚至有三十万之众，前燕军队也至少在二十万以上，都清楚得显示出桓温实力与北方的差距。桓温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调动整个东晋的资源，来进行北伐。然而东晋的情况并不比荆州好多少。整个东晋，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而已，在东部扬州、会稽，世族势力更加强大，即使在桓温日后控制了这些地区之后，他能够调动的资源仍然远逊北方。王羲之在写给司 马昱的信中警告“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并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就是在这样困难的局势下，极其谨慎的桓温，不过刚刚取得北伐主导之权，不过刚刚获得东晋朝廷仅仅是名义上的支持，就开始了他的北伐。是因为五年的蹉跎错过了太多时机了吗？如果是，此时桓温面对的，又是怎样一种“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2） 永和十年二月己丑【十一】，桓温伐秦之役开始。这次北伐动用兵力四万，大军自襄阳溯沔水北上入均口【湖北均县东】，到达南乡【河南淅川东】。然后弃船登岸，主力自淅川【今河南淅川】直指武关【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同时他命令梁州司马勋率本部兵力沿子午道穿越秦岭进攻长安为策应，又联络后赵旧将、现前凉秦州刺史王擢攻秦西境。 北伐进展顺利。大致在三月份，桓温前锋攻克上洛【陕西商州丹江北岸】，俘获秦荆州刺史，再击破青泥【陕西蓝田南】。司马勋越秦岭北上，王擢进攻陈仓【陕西宝鸡市东】，形成三面夹击之势。秦帝苻健派遣太子苻苌、弟弟苻雄、子苻生、苻菁等率众五万于嶢柳【陕西蓝田南】、愁思堆【据《晋书·苻健载纪》，《桓温传》记为愁思塠。不知何处】抵抗桓温主力。四月己亥【四月二十二】，晋、秦激战于蓝田。苻生雄勇好杀，单马入阵，出入十余次，先后杀死晋将应庭、刘泓等，晋军死伤千数。在此不利情形下，桓温督众力战，其部下薛珍、侄子桓石虔等都是当时猛将，终于扭转战局，大败秦军。而桓温弟弟桓冲统帅的军队也在白鹿原【陕西蓝田西灞河、产水之间】大败苻雄率领的秦军。据此推测，苻苌、苻生率领的是秦军主力，遭遇的也是桓温统帅的晋军主力。苻雄率领的是秦军 侧翼，面对的也是桓冲统帅的晋军侧翼。可见当时秦军的战略意图是与晋军决战。秦军败北，苻苌退还长安，苻健只得改变战略，避免与晋军决战。自以老弱六千固守长安小城为饵以吸引晋军主力，而尽出其精兵三万，补充苻苌兵力，为游军，寻找晋军薄弱部，伺机突破。 晋军转战而前，于四月壬寅【四月二十五】兵抵灞上，与长安咫尺相望。这是晋愍帝被匈奴灭后三十年来晋军第一次兵临长安，垂垂老矣的西晋遗民感慨万分，“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当是时，长安附近郡县纷纷来降，桓温军队的军纪一向不错，桓温本人又善于抚谕居民，史载“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 *** ”。响应张遇起兵、现在占据长安近郊霸城【霸城距长安仅三十里。如此之近，似乎不太可信。或者另有霸城】、有众上万的呼延毒也与桓温取得联系。光复长安，似乎指日可待了。 然而如此形势下，桓温却出人意料得徘徊灞上，迟迟不去进攻近在咫尺的长安。秦军趁机利用其骑兵之机动优势，突袭司马勋于子午谷，司马勋被迫退屯秦岭北麓的女娲堡。而桓冲所部偏师也为秦军击破。只有桓温部将薛珍径自率所部渡灞水，颇有斩获。本来桓温打算因地就粮，而苻健抢先一步，尽数割光田间小麦，坚壁清野。而关中豪杰又摸不透桓温心中想法，疑惑、失望，民心开始涣散，所以晋军也得不到多少居民的粮草支援。两军相持日久，晋军乏粮，军心开始动摇。 五月底，桓温与苻雄统帅的秦军大战于白鹿原，晋军在兵力【晋军当在三万左右，而秦军在六万左右】、士气、粮草供应等方面的劣势陷落出来。战斗中桓冲陷入敌阵，性命危急，而秦军势大，难于解救，桓温兄弟情深，无奈之下，使出激将法对桓石虔说“汝叔落贼，汝知否？”。桓石虔于是策马入万人阵中，所向披靡，迅速救出了桓冲。然而，晋军的劣势无法弥补，这场大战晋军以失败告终。经此一败，收复长安已成泡影。六月丁丑【初一】，桓温徙关中居民三千余户以及呼延毒所部万人向潼关撤退。粮草匮乏的退师，在秦军沿途追击下屡败，损失不小。 这次北伐晋军虽然失利，但是基本杀伤相等。秦方两名主帅，太子苻苌在战斗中中箭【据《魏书》，发生于追击桓温时】，于十月不治身亡。苻雄卒于八月份，死因不明，有很大可能于战斗中受伤及心力交瘁有关。可以说，这是场虽败犹荣的北伐。关于晋军伤亡人数，《晋书》诸传无明确记载，《资治通鉴》记载白鹿原大战晋军死伤万余，撤军又死伤万余，不知何据，但似乎过于夸大。因为如果真伤亡两万以上的话，桓温名声定会严重受损。枋头之败后桓温望实俱丧就是明证。而伐秦之役后，桓温威名日重。不见任何名声受损的记载。此其一。伐秦之后，不见任何关于桓温败绩的指责。桓温部将薛珍指责桓温过于持重，后人就师老灞上颇有微辞，这都是具体战术上的问题。在当时，不见其他晋人有所指责，反倒有晋穆帝遣使劳军之举。此其二。枋头之败，朝堂之上暗流汹涌，以当时桓温 的实力，都不得不先灭袁真，后废晋帝海西公，才勉强挽回局面。伐秦之时，桓温威势远逊枋头之时，而不见任何补救举动，显见他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此其三。桓温夺位未遂，桓玄代晋失败，所以不排除晋人故意夸大伐秦之役损失来丑化桓温的可能性。《资治通鉴》诸作者视桓温为乱臣贼子，史料取舍时难免偏执。 《晋书－桓温传》录自《世说新语》的一个小故事反映的就是晋人对桓温的丑化。“初，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司马懿】、刘琨之俦，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前秦】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访之，乃琨伎女也，一见温，便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此事疑点甚多。刘琨老婢流落北方，为桓温解救，不思感激，何故刻薄如此？尤其“声甚似，恨雌”一句，若非怀恨在心，否则面对素昧平生而威势赫赫的大将军，老婢何胆，敢出此言？单以相貌论，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又哪里似老婢所述？刘琨相貌，《晋书》本传有“俊朗”之赞，有“雄豪”之评，岂不正如桓温相象？又，桓温呼王敦为“可儿”，又何来“意甚不平”之语？以诸人功业而论，更显蹊跷。刘琨军事才能有限，一生征战，败绩居多。“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军队实力有限，始终局促并州。“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再加识人不明，终于一败涂地。主要是因为他孤身赴险，为国抒难的精神何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剧，才为后人推崇。桓温才能、功业远胜刘琨，似乎不应崇拜如斯，更不可能“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种种蔑辞，不一而足。后人读史，不可不察。 (3) 这次北伐的目标，不是盘踞淮河两岸、根基未稳的姚襄，不是得而复失的洛阳【《资治通鉴》：永和十年正月，“故魏降将周成反，自宛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鲔渚”】，而是经营关中数年立足已稳的前秦，似乎于理未通。但是，这似乎可以从时机紧迫上来解释。桓温并不把姚襄放在眼中，至以“小竖”相称【见《桓温传》桓温废殷浩奏章】，对于周成等人当然更不放入眼中。而蒸蒸日上的前燕这时候正在经营河北，暂时无力南下。放眼河南，并无可与桓温匹敌的对手。而关中苻氏，豪杰辈出，实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强敌。最好的战略时机自然是永和七年左右，而当时桓温不握北伐权柄，无能为力，拖延至今，已成稍纵即逝的机会。从恢复旧疆的角度讲，关中四守之地，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关中与桓温辖区接壤，兵力调动、后勤支持都比直取中原方便。这应该是桓温选定前秦未第一个北伐目标的主要原因。而前秦政权对桓温的心存畏惧，入关伊始的移书通好之举，永和九、十年里的张遇、胡延毒、孔持、刘珍、夏侯显、乔秉、胡阳赤之乱，都无疑加重了桓温伐秦的筹码。从伐秦初期的顺利可以看得出这项选择的正确。伐秦的最终失利，桓温的徘徊灞上难辞其咎。 他在灞水上的徘徊，当时就造成严重后果，这从王猛入见时两人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当时桓温就当时局势咨询王猛“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答道“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桓温“嘿然无以应”。从兵临灞上时居民的持牛酒相迎到现在的“三秦豪杰未有至者”，可见桓温此举之沮丧民心。失去当地居民的支持，晋军缺粮问题才变为致命问题，并最终导致伐秦失败。 他的徘徊灞上，不免让人怀疑他伐秦的动机。一种流行观点就是，他在灞水上的观望，实为保存实力之举，其意不在咫尺长安，而在万里之外的建康。以此推算，他甚至不一定有收复长安的打算，因为收复长安必然导致秦军垂死反抗，必然导致桓温实力受损，自然为以北伐壮大声势、抬高政治地位之筹码的桓温所不为。 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然而，以我推测，他的徘徊灞上，更多的是受他谨慎性格的约束，与他当年在成都城外的犹豫，与诸葛亮师老岓山的无功，同出一辙。当时战局，苻健以老弱残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而以多达六万以上的精锐四出游击。这不能不让桓温心有疑惧，以为是苻健诱敌之计。而前秦游军击司马勋、桓冲之举，更明显有孤立桓温主力的倾向。贸然攻城，纵然成功，前秦主力未损。一旦受挫，以当时秦、晋兵力对比，晋军很容易陷入前秦骑兵包围之中。以桓温“蒱搏，不必得则不为”的性格，显然为其所不为。他当时的打算，应该是屯兵灞上，保持战略主动，并以其兵威压迫前秦内部瓦解。这项策略并非桓温的异想天开，并非不可行，然而其可行性严重依赖于三点，一是民心思晋，二是前秦内部不稳，三是晋军粮草充足，可以打持久战。这其中第三点至关重要，只有第三点成立，一二两点才会从潜在因素转换为实在的筹码。实际上，正是晋军乏粮这一致命缺陷导致了他这项策略的失败。他有没有想过别的策略，必然佯攻长安，以吸引前秦主力回军，毕全功于一役呢？不知道，但是即使他想过，以三万晋军对抗六万秦军，成功的可能性大吗？所以我说，以桓温的性格，他别无选择。 桓温不是刘裕，不可能孤注一掷。桓温不是赵充国，他没有朝廷有力的支持，没有富足的后勤支援，不可能打持久战。他的才能让他周旋于两者之间，取得有限的成功。他的性格却每每让他在距离辉煌一步之遥的地方失败，日后枋头之败，夺位之败，莫不如此。 本文名为师老灞上，就是因为灞上一役，深深地反映出了桓温性格中的缺陷。这一点我看得出，智者们当然更看得出。明显的例子就是王猛。虽然桓温对王猛极度赏识，王猛却终于没有追随桓温而去，他应该看透了桓温的缺陷，明白他永远不会真正成功。 八 伐秦之后的两年东晋政局相对平静。朝廷方面固然找不出可以和桓温抗衡的人物，然而谢尚控制着建康西门豫州，荀羡控制着建康北门徐州，桓温的势力被阻在江州以西，对朝廷构不成卧榻之侧的威胁。一度威胁长江的姚襄，在部众思归的压力下拔营北上，于永和十一年五月占据许昌。豫州刺史谢尚趁机从长江北岸的历阳移镇寿春。当时东晋势力，已经推进到黄河以南、许昌以东、泰山以西，处于攻势。当时北方政权中，永和十一年前秦旱蝗交加，无力旁顾。苻健死后，子苻生即位，沉迷于杀人游戏中，也无暇旁顾。青州的段龛、并州的张平、许昌的周成，首鼠两端，并无大志。只有前燕，在永和十年底开始大举征兵，开始向山西、山东扩张。 趁着此间的闲暇，介绍一下桓温的家族。桓温母亲孔氏，在这两年间去世。桓母可能身体一直不好。桓温年轻的时候，就曾经为了给母亲治病，不得不把幼弟桓冲抵押给别人来换羊来做药引。当年孤儿寡母的辛酸，这时候已经被桓温的崛起洗刷得干干净净。桓母之丧，朝廷派“侍中吊祭，谒者监护丧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轺轩相望于道”，待遇上远远高于当年死难的桓彝。桓温有兄弟四人，云、豁、秘、冲，这时都有所成。二弟桓云，在母丧后出任江州刺史。江州物产丰富，贸易发达，是当时与会稽并称的粮仓。江州落入桓氏手中，不仅平添了桓氏物质实力，更让桓氏荆州根据地免去了下游的直接威胁，可以说是桓温势力发展史的一大里程碑。桓豁“甚有器度”，此时官职不详，但从其连辞司徒府、秘书郎、抚军从事中郎等征辟看，已有名声在外。桓秘更是“少有才气，不伦于俗”，这时候可能在宣城内史任上。桓冲是桓温最喜欢的弟弟，已经凭军功升为宁朔将军，都督荆州七郡军事，镇守襄阳。桓温子侄辈中，人才济济。论武功最出色的要数桓豁之子桓石虔。伐秦一役，威名远扬，时人甚至以“桓石虔来”来恐吓疟鬼，据说“病者多愈”。论玄学风度则有桓豁子石秀桓冲子桓嗣“并为桓氏子侄之冠”。他如石民等等都是一时才俊。套用谢玄的一句话，那真的是，“芝兰玉树”，满布庭阶了。 桓温的妻子是晋明帝的女儿南康长公主。东晋的公主，因为皇室衰弱的缘故，架子远比其他朝代的公主小，相对得，夫妻关系应该比较和蔼。而从史书的只言片语判断，南康长公主是位可爱的女性。大家可能还记得桓温的那位方外司马谢奕，桓温不胜酒量，被他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会躲到公主卧室里去。而南康长公主对不拘礼节跟了进来的谢奕并不发怒，而是拍手开玩笑说，你不逼他喝酒，他还不回来呢。她的可爱更体现在她对待李势女儿的态度上。桓温灭蜀后，纳李势女为妾，瞒着公主藏于别馆。公主知道后大怒，率领手下婢女前往袭杀。结果却被她的美貌震撼，被她的镇定感动，两人和好。当时的南康长公主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我见犹怜，何况老奴！”她的心胸之宽实在值得赞扬，然而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老奴”这个称呼。在东晋，这是带戏谑语气的爱称。【《世说新语》温【山乔】表妹在戳穿温【山乔】骗妻的谎言时说得就是“我固疑是老奴”。这是个非常有趣、旖旎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假谲篇第九条》，可惜被人考证为误传，实在是大煞风景】。由此推断，两人的夫妻关系应该不错。 谯郡龙亢桓氏，经过桓温十余年的经营，已经囊括东晋半壁江山，掌握天下泰半兵柄，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士族。东晋操纵国柄的最顶级士族先后为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南渡之前已为高门，颖川庾氏以外戚晋身，白手起家的，只有桓氏谢氏。谢氏的崛起大致与桓氏的崛起同时，但是一直为桓温压制，经过谢尚、谢安、谢玄多人几十年经营才凭淝水殊勋成为顶级士族。只有桓氏，凭借的是桓温一人之力，在短短十几年里，迅速窜升为顶级士族。桓温之能，斯为可观。 九－伐羌 永和十二年夏，占据许昌的姚襄率众攻击故冉闵部将周成于洛阳，逾月不克。桓温看出了可乘之机，开始了他第二次北伐。 桓温当时已经官拜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正式掌握了东晋北伐大权。这是桓温与朝廷妥协的结果。史载桓温“欲修复园陵，移都洛阳，表疏十余上”，朝廷当然不会同意。作为交换，朝廷不得不正式承认桓温北伐领导权，“委以专征之任”。按《资治通鉴》的记载，朝廷在永和十二年三月前已经赋予桓温北伐姚襄之权，而桓温的大军迟在六月后才发动，显然是在等待时机。姚襄顿兵坚城之下，桓温在背后虎视耽耽，明眼人都看出此中危险。姚襄长史王亮就为此劝说姚襄放弃洛阳，进军河北，而姚襄却执意攻取洛阳为根据地，姚襄、周成，在酷夏僵持于洛阳城下，只便宜了北上的桓温。 桓温派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许昌西南】，辅国将军戴施【他是自邺城取回传国玺的关键人物】屯兵河上，以舟师进逼洛阳。当时谯梁水道已通，桓温于是上表请求徐州豫州部队自淮泗入河支援【据《晋书－桓温传》。当时徐州刺史是荀羡，豫州刺史谢尚，然而两人传记中均无相关记载。我怀疑《晋书》有误，可能是把伐燕之役豫州袁真伐谯梁，打通粮道之事张冠李戴。】。自己率主力从江陵出发【行军路线 不详。可能是沿今汉江北上】。八月已亥，桓温军队抵达洛阳城南的伊水南岸。姚襄只得撤围洛阳之围。他在伊水北岸树林中伏下精兵，遣使诈降，说道“承亲帅王师以来，襄今奉身归命，愿敕三军小却，当拜伏路左。”桓温对姚襄一向不放在眼中，他的回答也对姚襄视若无物，“我自开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者便前，相见在近，何烦使人！”，于是强渡伊水。桓温亲自披挂上阵督战，桓冲等晋将奋勇前击，姚襄疲劳之师无法抵挡，死数千人，姚襄率手下数千骑兵西走。困守洛阳的周成帅众出降。晋军第二次收复古都洛阳。八月己丑，桓温进謁晋帝诸陵，修复残缺，并置陵令看护。秋风原上，在司马懿的高原陵下，也许他会记起物故的刘惔说过的一句话“【桓温】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而若干年后，他不无担心得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那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当年在峻平陵【司马师（景帝）墓】、崇阳陵【司马昭（文帝）墓】下的心情。四十四岁的桓温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了。 桓温上表请求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他自己显然不打算在洛阳久留，在谢尚来前就率军南返。随之南下的，是降将周成和姚襄、周成降军三千馀家。至于洛阳，他留下了两千士兵给颖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和河南太守戴施。 这次北伐收复的河南领土，在以后几年被前燕不断蚕食，到兴宁二年，洛阳再次沦陷。《晋书－桓温传》“温还军之后，司、豫、青、兗复陷于贼”，是典型的春秋笔法，暗含对桓温既不乘胜收复河北、山东，又不移镇洛阳，固守旧土的指责。然而当时如果渡河北上，必失去黄河这一战略缓冲，与前燕直接冲突。当时前燕慕容俊、慕容恪、慕容垂明君干臣良将济济一堂，无懈可击，所以北上必为桓温所不取。西进关中，又有灞上之前车，所以似乎只有东援青州段龛可行。然而东援，势必过豫州、徐州，两州是朝廷赖以对抗桓温的根本，所以朝廷必然全力阻止。进取既然不可行，固守呢？桓温推荐镇守洛阳的谢尚以疾不行，继任的王胡之未行而卒。洛阳在陷落前，似乎并没有方镇重臣镇守，除了短暂停留过的桓温。 桓温并不是没有固守洛阳的打算。事实上，从永和十二年初到兴宁二年，桓温一直倡议还都洛阳。在北方此起彼伏的诸胡的压力下，能够保住洛阳的唯一途径就是举东晋全国之力抗衡北方。而只有迁都洛阳，让维持东晋政权的各大士族感受到诸胡切切实实的压力，才能凝聚全晋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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