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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晓雯 异乡人眼中的上海有两面，一面是势利、排外、琐碎；另一面是张爱玲、《色戒》、《花样年华》这样的标签。这样暧昧复杂的城市气质，仿佛是你从外滩典雅流彩的欧式建筑旁一拐弯，突然看见一排灰扑扑的旧式瓦顶房，遇着几个身穿睡衣的小市民在倒马桶。于是你迷惑了：哪个才是更真实的上海？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华彩霓裳皆浮影，她真正的灵魂，是现实冷酷的行事法则。《倾城之恋》第一句：“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这拨快了的钟，霎时将读者推入上海的坐标。 上海人势利，但最瞧不起的，并不是穷，而是“巴”。“巴子”是比“瘪三”更损的沪骂。作为“上海指南”的《长恨歌》，写老克勒和旧社会闺秀，落魄、过气，照样将自己打理得山清水秀。穷而不巴，显品位。品位，是上海的精神追求。安妮宝贝抱着哈根达斯流泪，卫慧告诉读者她的内裤是CK——她们很上海，她们的忧郁和魅惑，符合这个城市的趣味。 上海人把有品位的表象争奇斗艳给外人，回到家，外套一脱，皮包一挂，就是另一番居家形态。上海的小市民，是亭子间出来的小市民，是半尺杆头相扰的小市民。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某某打老婆了，某某孩子不及格了，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上几天。清晨，各扇门后走出刷洗马桶的女人；傍晚，放了学的孩子歪戴红领巾，趁被父母寻着之前，在口袋里藏好汗津津的脏手，飞奔回家。空气中有固本肥皂和炒鸡蛋的气味，顺着弄堂走，是掉漆的朱门、玄色的机制瓦、褪色的清水红砖墙。沿陡峭的木梯上行，双开间的楼层后部，隐匿着窄小的后厢房和亭子间，瓦顶上则掀出一扇扇小小的天窗。 “上海制造”大多出自异乡造梦人。大导演如张艺谋、王家卫，镜头中的上海也不免失真。粗犷的山东大妞巩俐，怎么都摇不到“外婆桥”。张曼玉则胜于秀美，失之华丽。华丽不属于上海女人。她们对美不偏执。在冲向看中的衣服后，第一个动作往往是摸捻衣料，翻看线脚。 新天地是上海弄堂的标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拆迁改造颠覆了旧式里弄的实体，却无损弄堂文化的根基。上海人的新公房，和旧民居一样逼仄。对于空间的焦虑，造就了精致有余但格局不足的上海性格，也造就敏感而奇怪的建筑想象力。中远两湾城，就是这种想象力的印证。 上海人的生活里，不太容得下文化。如果告诉上海人，你是作家，人家多半会问：出书能赚大钱吗？如果告诉上海人，你是教授，人家多半又会问：做老师待遇挺好的吧？ 以物质为度量衡，事情变得清晰简单。所以，和上海人不须谈文化，只谈生意。无需喝大酒，无需称兄道弟，无需假装是朋友。只要告诉上海人，这笔买卖，有什么好处就足矣。上海是个适宜做合法生意的地方。用北京话形容，上海人作为生意人——靠谱。 靠谱的上海人，彼此之间保持距离，很少呼朋唤友，掏心掏肺。聊聊无关痛痒的八卦，讲讲闲杂人等的风月。上海人界定人群很谨慎：同学、同事、邻居……熟人。“熟人”不带主观色彩，仅仅描述事实：双方认识，有交际和接触，也许频率还不低。所以，你恨一个人，希望他寂寞，发配他来上海；你爱一个人，希望他安静，也请他来上海。上海，不比想象中的更好，也不更坏。 （摘自《博客天下》 图/王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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