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梁鸿
职业：作家，文学研究者，大学教授
代表作品：《巫婆的红筷子》、《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研究》、《中国在梁庄》等。新书（暂定名《梁庄在中国》）将于今年12月出版面市。
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
中国当代作家有意地构筑自己的“地理世界”，如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毕飞宇的王家庄等等。
《江湖》：梁老师，您好！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您著有许多文学批评类的作品。能请您先来谈一谈您为什么会“转行”写农村吗？
梁鸿：不能说是转行，因为乡土文学、乡土传统、乡村存在一直是我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我来说，农村一直都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我本身是研究文学的，并且比较偏重于研究乡土文学，自然而然就会关注农村问题。 但你关注它和你去写它是两码事情。
2008年是我职业的一个低迷期，感觉自己被拘束在书桌之上，再也没法产生书桌之外更大的影响了。而且那时我对当代文学本身也不是非常满意。虽然读过不少乡土小说，但说实话很多作品里面很少看到、甚至看不到当代农村的影子。所以我自己会想去看到底乡村内在的精神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另一方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把我的家、我的故乡写出来。当年想过要用散文来表述，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写它现实的状态。这也是我写《中国在梁庄》的最大初衷。它跟我的学术研究可能不是非常一样，但我觉得它们是相通的。我从没有想过要写一个客观的村庄，梁庄包含着太多的个人情感，有岁月、生命和时间的印记，我只能用一个相对社会学化的写法将主观与客观结合到一起。其实在心里我还是把它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来看的，是我的学术思维的延续。
《江湖》：梁老师您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前言中表示：“如果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这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在您看来，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田野调查式的叙事创作手法，而非虚构的乡土小说文风？
梁鸿：我对虚构的乡土文学素来有种不太满足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把梁庄作为一个小说来写，我想呈现的是一个现实的状况，可能用一种纪实的、观察的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写会更符合我的要求。
《江湖》：您认为以“自己人”的身份进行实地调查，与以“异乡客”的身份比较起来有何不同？
梁鸿：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自己人”意味着梁庄是你的家，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物都有情感，都有流逝，有故事。所以，它是一种过去与现在、时间与空间的叠加。但是，当我们说一个地方是故乡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从中摘出来了。
比如说农民工他从来不会说梁庄是自己的故乡，他说那是他的家，尽管他已经在北京城住了二十年。我们可能只离开了家乡十年，但我们会说那是我们的故乡。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整个身体、你的物质、你的单位、你的社会组织都在这个城市里面，而不在乡村。故乡一定是对那些精神上、物质上再也不会回去的人来讲的。所以，我已经是一个异乡客了，但又不是走进一座陌生、风景化村庄的异乡客，梁庄对我来说是实存的。只不过我是用一种回望的方式来看它，客观的眼光恐怕非常难以呈现它的过去与变迁，个人的视角更容易表达主观的、记忆的内容。这是自然的选择。
我回到家，看到每一个人，会想到他们的过去：看到原来那么开朗的五奶奶现在变得那么矮小；看到你的伙伴已经逝去或是面目全非……这之间有种内在的关照，这个村庄有我岁月的影子。
《江湖》：很多未在农村生活过的、未去农村体验过的、未曾了解探究过农村问题的读者在拜读过您的《梁庄》之后大呼：原来农村人民的生活现状是这样的！现在普遍的认知是：农民们不用像过去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可以去城里打工，孩子可以享受义务教育，国家对老年人有保障政策……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对于农民及乡村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梁鸿:其实政府每年的一号文件几乎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在政策上，我们可能非常重视，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是个怎么样的状态，这是需要细细追究的。
大家都会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这是一句实话。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生存情况的确要比过去好得多。以我为例，小时候我们家也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我们全家都有吃有穿了。这个变化是不容回避的。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农民为获取这种经济的基本条件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如果说只要他们挣到钱就行，那是我们不把农民当人看；如果我们把农民也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来看，那么为了挣钱他失去了什么？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忽略了农民，我们忽略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农民精神的困境及其付出的巨大代价。我想，这也是大家读《梁庄》后吃惊的原因。
这本书最大的作用之一在于它让人们进入梁庄跟着我走一走，去睁眼看看这片熟悉却陌生化了的风景。再者来说，其实你周围就有农民工，他的妻子、孩子不在身边，你思考过了吗？你没有。你觉得这很正常。如果读了我的书可以让大家在看到他们之后，目光会停留哪怕一个刹那，脑中可以“闪”那么一“闪”，这都是一种极大的胜利。
《江湖》：您在其他访谈中也曾提到，让《中国在梁庄》更完整，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继续书写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从整体上来看，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存状态怎么样？他们大多从事着何种工作？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之间，他们是否也同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一样，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很难获得一份安稳且有保障的工作？
梁鸿：书稿已经写完了，写散落在城市的梁庄人，暂定名《梁庄在中国》，与《中国在梁庄》形成一种呼应。流落在城市的梁庄人和在家的梁庄人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梁庄命运”。我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农民在不同的城市所面临的精神与物质的困境是不同的。这需要我们分开来谈。但有一点是可以抽取出来的：农民在城市里的尊严是很大的问题。这个尊严不只是他挣不挣到钱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城市居民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这包含了整体制度性的歧视、整体民众的歧视在里面。民众忽略了、不思考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说明你不自觉的把他们看成下一等的人了。
另外，我也更进一步的发现，农民进城赚钱是非常艰难的。你千万不要只看到农民一年拿一、两万块钱回家过年，大吃大喝招待亲朋好友很开心。其实他进城的那十来个月都是极度孤独寂寞的。这些钱是他通过超大的工作量才换来的。那些进城的工人，“早七晚七”是最正常不过的，这还不包括加班的时间。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个小时才能挣到两、三千块钱。也许有人说了：这不是挺好挺多的吗？但我们一定要清楚：他们的基本工资是非常低的。据我调查，所有的工厂都是按照国家的最低标准发一千两百五。这还是新的标准，原来是九百五。一个工人在工作八个小时、过一个星期天的情况下，只能挣到一千两百五十块钱，其他的钱全靠加班来获取。我们知道这些吗？我们只看到了工人的待遇在提高，数字在提高，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背后付出的是什么。
刚刚提到的工作量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工作环境的恶劣。我在青岛采访堂叔打工的电镀厂，厂里金属蒸汽弥漫的程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问：“你们怎么不戴口罩呢？”堂叔说：“蒸汽又重又涩，老工人都不戴，只有年轻的还戴几天也就不戴了。人家是想要咱们的命，咱们是想要人家的钱。”拿命换钱！他们的生命每天都在巨大的消耗中。我的亲堂弟就是死在那个地方的。死之前，他的胃部完全腐烂，轻轻一按，就喷出又腥又臭的血，非常符合中毒的标志。但是没有人赔偿他，因为他是死在去工厂的路上的。有的人死在工厂里面，工厂赔付三万块钱了事完了。
农民进城打工同时还要忍受歧视和排斥。比如说在西安，我的一群堂哥们在蹬三轮车。他们经常被追着打砸。在这样一个驱逐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被惩罚，反抗了，又被规训，于是逐渐变成了恶民。我们让农民进城，但我们真正接纳他们了吗？我们驱赶他们出来，农村又没有任何资源，他们能到哪里去呢？他们只能在夹缝里面生活。虽然堂哥一年也有两、三万块钱，但这笔钱是像小偷一样挣来的。领导发言说：必须要清理这些三轮车夫，他们严重的妨碍到了我们的城市道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西安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的形象。这群农民是要被清理的污点。而这恰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逻辑。为什么他们严重阻碍了群众的出行？难道他们不是群众吗？制度性的驱逐、普遍思维意识的驱逐对农民的伤害是特别大的。这里面就不仅仅是农民尊严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羞耻的问题，这里面其实包含着我们该如何看待农民、如何看待这样一群人的生存，而不是简单的把他们符号化。
《江湖》：您在《梁庄》中不止一次谈及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婚姻问题。在维护尊严与寻找存在感的抗争之中，婚姻对于梁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梁鸿：这几年的情况稍微有些变化，夫妻大多是结伴出来打工的。实际上在90年代中期至2000年左右，大部分是男方外出打工，女方在家带孩子。春梅因等不到丈夫的回信而服毒自杀的事件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一般人都是默默的忍耐。
我在北京采访了我的表哥，他的老婆在家中带孩子，一年回去一、两次，总共能待够一个多月，这已经算是非常长的时间了。但另外的十个半月他是怎么生活的呢？这是一个没有人来诉说的问题。那十个半月，他白天出来干活，晚上到八、九点才回去。当然有的时候他也会和同伴一起喝喝酒，但等酒后一个人躺在床上，他又在想些什么呢？像这样的婚姻问题好像从来不属于我们大家探讨的范畴，而我们自己也不愿意跟我们的家人、男女朋友分开，因为我们有情感的需求，我们贪恋双方在一起时的慰藉。任何人都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样的家庭能给人以精神的支撑，但他们都没有这些。这不只是尊严的问题，这是人性是否被满足、是否被尊重的基本问题。
《江湖》：在您看来，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的进城务工人员在诉求上有何异同？
梁鸿：他们有非常大的不同。中年农民参加过田里的劳作，他可能没有知识，能够进城挣到钱已经是最大的欣慰了，别人欺负他、驱逐他，他都可以无穷的忍耐。但是青年一代不一样，尤其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第一，他们有知识。最起码他们上了高中，有的是大专毕业。第二，他们很少甚至没有参加过田地劳作。第一代父母出去打工，其实也是想让他们的孩子过上好生活。于是把田地租给别人，孩子们只要好好上学就可以了。但往往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读不进去书，他们也不愿意学习。
再者，这一代年轻人的主体意识比较强，尊严意识要远远超于第一代农民工。我在西安采访三轮车夫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他是这群三轮车夫中唯一的年轻人。他的父亲也是三轮车夫，人特别开朗。但这个男孩一看见我就马上逃走了。他有着强烈的羞耻感，因为他觉得三轮车夫被大家看做是“丢人”的工作，不应该是他干的。他讨厌我，因为我衣着光鲜，代表着另外一个阶层。我的存在就是他的伤痛。他在工作时也经常和别人吵架，父亲还要帮他打圆场。走的时候我请他们吃饭，那孩子不愿意来，只是晚上十点多来拉他喝酒的父亲回去。我说：“你好好的，明年我再来看你。”他看着我说：“有什么用呢，明年再来的时候我可能就在监狱里头了。”那眼神中有一个我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也不可能进去的世界。年轻一代的主体诉求要远远超过老一代的主体诉求。他们不爱农村，在城里面他们又被歧视，实际上他们是没地方可去的。我们的社会整体朝着城市化发展，我们所有人都在从经济上、物质上到精神上抛弃农村，你怎么让这一代孩子来爱农村呢？
我采访过一个在厦门的打工者。2011年1月我去的时候，他三十岁左右，在一个工友之家，看起来非常的寂寞、疲倦，也不多说话。我很好奇的问他，“你来到这个地方，怎么也不跟人说话、交流？”他说他是步行一个小时从他所在的工厂到这边来的，在工友之家待一个小时再步行回去。因为在这里，他感到很开心。他那哀愁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个柔软的人和坚硬的机器形成的鲜明对比。工业初期机器对人的压抑，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今年的5月我又去看他，他说他要离开厦门了，他最初来厦门是想要找到对象，结果来到了厦门才发现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其他人。他拿九百八的工资好多年，去年才涨到一千四百多块钱。他还参加过打工的相亲活动，结果当然是完全无效的。人在异乡，谁也不了解谁，而人家女孩子也不想找打工者。他告诉我，他在看心理学的教程——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因为他想要自救。可见这些年轻人不是没有精神上的诉求的。他在半年前还攒钱买了电脑，在网上看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课。他说现在工作太忙，需要把心安定下来再看这些才会有效。但是他怎么能安定下来呢？虽然在厦门生活了六年的时间，厦门跟他，他跟厦门，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就像是一个孤独症患者，被悬在半空中，没有地方落脚。他来这个工厂工作，他只是打工者，这份工作和他的精神、他的生活无关，城市没有给他谈恋爱的金钱与空间。
精神上的无依无靠或许是这代年轻打工者最显著的困扰。
《江湖》：您的姓氏在梁庄是两大姓之一。在您看来，姓氏宗族在乡村的社会结构中有多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是否因工业文明的“入侵”——村庄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转变而有所动摇？
梁鸿：这种影响依然很大，但是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比如说，原来我们在村里面大姓能够形成一种势力，从而获取说话权。梁庄梁家的人特别多，别人就不敢欺负你，虽然在姓氏内部也有三六九等。现在这种宗族的文化模式及其作用都在改变。在乡村本身，它可能在淡化。因为农民分散在全国各地，都出去打工了。
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到了城里，依然是按照宗族再重新结构成一个个小群体。因为他们没有单位、没有组织，不像我们有很高的精神安全感和身份感。像我们，有稳定的社会架构和身份感。但农民却只能飘落在社会的各个阴暗、边缘的角落，他们依靠什么来获得身份感呢？他们依靠老乡的聚集区来获得：他们在那个地方打架争吵，爱恨情仇…但是他们活着！被人看不起、看得起，跟谁好、跟谁不好，他们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宗族模式以一种新的形态在城市里得以继续发展。你千万不要以为农村的传统文化就过去了，迄今为止，它依然是农民获得生存的精神空间的重要方式。所以我们不应忽略它、鄙视它，不要说农民这么落后就是因为他们太有宗族意识了。城里的农民唯有依靠这个才能够与别人抗争，才觉得自己活着。不要完全用负面来评价农民的这些生存方式，我们一定要客观的看它为什么还存在着：因为农民还需要，因为它还能慰藉他们。
《江湖》：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对农民来说是弊大于利？
梁鸿：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危险，土地转让也许本身的初衷是好的，新农村建设让农民腾出耕地、将居住地化为良田，但当多种力量掺和进去就变得非常危险了。我们应当思考：农民把地腾出来之后谁用了？谁获利了？一旦资本的渗透进入，一切都变了味道。当资本与权力勾结起来，农民将变得更加无依无托。原来还有块儿地、有个院子，现在农民被赶到哪里去了呢？曾经稳定的空间没有了，精神的依托也没有了，而那些得益实际上又没有还给农民。现在为什么农民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强拆强建，农民的抗拆是有他的心理依据与现实依据的。因为你没有给农民安全感，没有给农民带来利益，他当然要反抗了。你看报道的那些流血事件，在中国大地上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但它又时时发生，这对于整个国民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我们离所谓的“公平”、“正义”究竟有多远？
《江湖》：以梁庄为例，您觉得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农耕文化的发展何去何从？
梁鸿：农民得到了一点钱，却失去了环境，失去了河流，失去了家庭的团圆，失去了孩子在父母身边成长的机会，失去了赡养老人的可能，同时也失去了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固有的好东西。这些失去统统都不可再得，而这些正是我们民族最精粹的宝藏。我们的互助文化、我们的亲情孝道不是保守也不是落后，现在却被搞得非常扭曲。农民到城里面也卖假货、做假货，他们也会坑蒙拐骗，因为大家都在发财，为什么不让他们发财呢？当一个国度整个失去了信任机制与安全机制的时候，传统的道德机制、心理机制完全地崩溃了。一旦我们的“良心”——这个看不见的心理底线被突破了，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其捆绑在一起。我们吃着皮鞋，喝着三聚氰胺，走着走着路塌了，一场大雨人也没了，现在连出门都不敢出了。那种基本的道德感没有了：你种假菜，我不吃这个菜；我去买他的菜，但他的菜也是假的。最后，所有人吃的都是假的，只要我自己没看到就无所谓。这些说着好像是笑话，但其实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江湖》：在您看来，“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普遍的生存状态”。农村城市化之后，父母外出打工，孩子被留在家中由老人照顾。这种隔代管教对于三代人、乃至整个村庄、全社会来说都有怎样的影响？
梁鸿：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孩子从小不在父母身旁生活，他们对家庭、对亲情的感觉我们也是很难体会的，那是无法叙说的痛苦。这不是一、两个孩子的遭遇，成千上万的农村孩子的父母都不在身边，形成了一个普遍的风景。北京每年都要关闭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先不管什么原因，哪怕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了就意味着有孩子们要离开父母。这些孩子会到哪里去了呢？只有两个地方：要么跟着某一个亲戚，要么住在寄宿班。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小孩父母不在身边，交给爷爷奶奶管教，甚至很多时候还不是找爷爷奶奶，是托付给孩子的舅舅、阿姨、婶子、及某一个远房亲戚，亦或是在学校里面给某位老师一点钱、给住在学校附近的乡亲一点钱，孩子就像累赘一样不断漂浮。虽然父母挣钱也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但孩子的内心世界是我们难以捉摸的。他们没有任何被疏导、没有撒娇的机会。他们也没有出去自由玩耍的机会。这群孩子在爱的缺失中成长，他们的心理状况会变得如何将来都是个极大的问题。这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犯罪，而是指他们的人格完整性是需要考虑的。
父母是我们的第一老师。农村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有的孩子十个月、一岁时父母就外出打工去了，一、两年才能回来一次。这样庞大的一群存在，我们的城市却从来没有给机会去吸纳他们。整个社会的运转是不正常的。我们始终把农民作为游离的群体，不安排他们于任何结构之中。城市制度不负责农民工孩子的问题，工厂也不会负责农民工孩子的问题，所以他们只能让孩子在家里待着。这已经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它映射了我们整个社会机制的歧视与不健全。
《江湖》：最近新闻上不乏地方市委赠可视电话为留守儿童连线亲情、图书馆赠书、“平安班车”、举办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培训班等关怀留守儿童的事迹报道。您觉得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最需要、最当务之急的举措是什么？
梁鸿：这些行动是有效的！我们一定要肯定和鼓励他们。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来尽一份力，长此以往才能形成某种氛围。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一个大的社会结构里，这种力量是非常微小的，甚至是被挤压的。北京有一个皮村，歌唱家孙恒在那里办了个打工者学校。今年学校又要被关了，经过他的呼吁，众多名人及网友响应才被阻止。政府没有能力来建设那么多学校，我们自己来建，为什么不行呢？民间的力量其实是有效的，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如此地不自信。一旦有什么政策出台，它们总是首当其冲的被关掉。也许政府本身是支持的，但当中还有各方利益的掺杂和纠纷需要解决。比如开办一所学校，一个学生政府要补贴多少钱……有利益驱使，不正当的竞争也就无法避免。想要这个社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才可以。我最反对只骂政府，我们该看看自己做了些什么。
《江湖》：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在您的笔下是分不开的议题。《梁庄》中的赵嫂算了一笔账：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会有你好看的。近几年来，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梁鸿：农村老年人养老是非常大的问题。青壮年农民出去打工了，他们或许几年才能回来一次，有些老人七、八十岁了还是没有人管。而农民工在城里的生存环境非常狭窄，也没有能力可以接老人过来一起生活。很多老人就那样悄悄地活着，直到最后实在爬不动了。这是极为残酷的现实。其中一部分老人被送进了养老院。养老院是一个被遗弃的象征，中国的养老院还不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社会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即使老人被送到了养老院，这笔钱谁来出？这就涉及到了大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问题，也表明了农村孝道的衰败。
很多年轻媳妇根本不愿意养老人：一方面，他们长期外出打工很艰辛；另一方面，年轻的媳妇、年轻的孩子非常自私。因为这个社会教导他们要自私。你要发财，你要自己挣钱自己花！既然是自己挣的钱，凭什么来养活他们呢？所以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家庭纠纷。当老人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他们从精神上到形体上都被抛弃掉了。孝道不是说你在老人面前待着就好了，而是你心里有没有想着他们。政府呼吁我们要回到传统的孝道，要让年轻人来养活老人。这是对的，但当这群年轻人回到农村来养老，谁给他们钱呢？他们面对着非常艰难的选择，而政府光提倡回家养老有什么用呢？最好的还是要让养老机制有所保障，让老有所依，也给年轻人减轻负担。其实老人是乐意照顾子女的孩子的，因为子女在外挣钱确实很艰难，如果他们不给孩子们养孩子，谁来养呢？他们的子女只能靠省保姆钱来省出打工的钱。现在我们城市的老人平时打打球，练练气功，公园里散散步，日子过得多丰富啊！农村老人哪有这样的机会？这又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歧视。农村老人从来没有个人生活，他们没有这种空间，现实也没有给他们这种可能性。
《江湖》：您说过自己从小就是文学青年。您对于文学的喜爱是否有影响到您在后来从事教师一职？
梁鸿：我是师范毕业的，一直以来都是在当老师。实际上我博士毕业之后，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其他的职业，我一门心思要在高校找个教职。不是说当老师多么光荣、多么伟大，而是当老师可以有自我支配的时间。我特别害怕每天出去上班，在北京挤公车太可怕了！我也不喜欢事务性比较多的职业。做老师你还有一份职业的尊严感，我也很乐于教书育人。哪怕在课堂上看到的是一双发呆的眼睛，我要是能拉回那么一点点，让他听一下，我就很幸福了。虽然我的初衷只是想在家里待着，但我确实也想自己写点东西。
《江湖》：您曾撰文评述阎连科老师的《日光流年》。您怎么看同样作为当代文坛描写农村的典范之作的《白鹿原》被搬上了荧幕之举？您认为文字是否比影像更真实、更生动？
梁鸿：我还没有完整的看过电影版的《白鹿原》，书我是看过好几遍的。所以电影我无法评述，但我认为文字和影像是两种艺术——文字艺术与视觉艺术。文字是有遐想空间的，这种空间是电影所没有的，但是电影的冲击力可能又是文字不能达到的。文字怎么被改编成电影，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文字可以是十分漫长的，比如说一百年的历史，它用一百万字表现出来，而电影只能在两、三个小时内把它浓缩出来。哪些该删减，哪些该增添，这个时候特别能显示出一位导演的历史观、电影观和商业观。
作为一个资深文学青年，我还是喜欢看文字。文字的言外之意更多。文字能够更细腻、更深入、更具有穿透力的表达它所描述的事物。在这个时代，影像的传达可能会促进文学的销量。这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千万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如果《梁庄》被改编，我也是非常愿意的。大众媒体、消费文化的时代，媒介发生了变化，变成全息的图像文化，影像的受众面大，也更容易让人接受。现在的人变懒了，懒得去看书，对精神的诉求越来越少，也浮躁了。电影固然好，但文字也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审美、历史与思想是需要时间慢慢捉摸出来的，所以我们仍旧应该大量的阅读文字。有人说电影改编的不好，骂也罢，赞美也罢，总之导演把它改编出来已经是一种胜利了。当然也会有其他人来继续尝试改编创作，像《白鹿原》已经有了舞剧、话剧，它就是需要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推出，最终塑造《白鹿原》一个文学经典的形象出来。
《江湖》：作为一名70后的大学教授，您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80后学生与90后学生群体特征有何异同？
梁鸿：孩子们都很聪明，压力也都非常大，我真是特别理解他们。他们在高中时代完全为了应试而学习，入了大学刚轻松一年，马上又面临着就业的压力。要考公务员，要考英语，要考研究生！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去自由的想象。社会没有给他们精神自由成长的机会。而人是需要精神成长与精神完善的。在你还没有完善自我的时候就被栽进了一个最世俗的框架里面，你怎么样获得完整的人格呢？我觉得这是一件悲伤的事情。我们原来做文学青年，还可以做做梦、流流泪、写写诗、唱唱歌……现在的孩子们灵魂被压得太低太低了。整个社会紧张、浮躁的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当父母的没有，孩子也没有。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房价高、失业率高……这些对孩子的影响都非常大。它们会让一个人的灵魂一下子收缩起来。
《江湖》：能请您谈谈对于“年轻人参与保钓游行”的看法吗？
梁鸿：“国是怎么爱的”、“通过什么方式来爱”、“我们为什么这么去爱”从来都是复杂的问题。不是说你不打砸抢就是理性爱国了，你要去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缺乏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去游行，是因为别人去了我们才去吗？钓鱼岛事件发生了大家去游行，那么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以游行呢？当一个大的目标号召大家去游行的时候，队伍里有各种各样的年轻人：有失业者、有老板、也有打工仔，大家各有各的诉求。我们以为我们是纯洁的，但纯洁的背后是什么呢？现在的年轻人往往缺乏一种思辨的眼光。当然也不见得所有的年轻人都被鼓动起来了，他们不去，他们冷漠，没有那么盲目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情。他们不关注这些，钓鱼岛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江湖》：您怎么看近来争议声不断的香港“国民教育”风波？“中国模式”在内陆走得通，在香港却遭抗议说明了什么？
梁鸿：香港还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清晰的地方。他们的公民意识与自由意识要远远高于大陆的人民。有时一直在制度内的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在面对什么、学习什么。很多年后，你可能发现个中的一些事情只是历史的纷争而已。而历史是需要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但在网络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思考：我们司空见惯接受的话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话语。这对大陆人来说是很好的冲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