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邓禹

2.1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邓禹

一介年轻的书生，既没有参加南阳首义之事，战功也远不如吴汉、贾复、岑彭、冯异等显赫，却以“元侯”的谥号居于中兴功臣、洛阳南宫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何以如此？

邓禹（公元2—58年），两汉之际人，字仲华，生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荆州南阳郡新野（今河南新野）人。

王莽元风二年（公元15年），十三岁的邓禹在家乡熟读诗书的基础上，为了深造，来到长安。此一行数年游学，经书自然读了不少，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一位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老乡刘秀、后来的汉光武帝。“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后汉书。邓禹传》）。瞧，十几岁儿童的幼眼竟能识人，而且识人如此准确无误！这样过人的“知人之 明”，怎能不令我们这些后来子孙瞠目结舌、甘拜下风？说什么“相亲附”，其实就是邓禹一上来就看好了比自己大八岁的刘秀，人家比自己老练成熟嘛。不久，一定是王莽改革遇到麻烦，社会动乱了。看来，在长安，书是读不下去了，邓禹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南阳，以待时机。

不过，时机似乎真的来了。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绿林军爆发起义。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起义军遇到了天灾及瘟疫，十分困难，只好“分散引去”，先后分为下江兵、新市兵和平林兵。紧接着，以刘氏地主刘秀族兄刘玄和长兄刘縯为代表的南阳豪族地主也带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目的，“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号舂陵兵（《后汉书。齐武王縯传》）。刘秀也参加了反对莽新王朝的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一月，绿林军的刘玄以更始将军为号；接着于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二月，刘玄被拥戴为帝。刘秀时为太常偏将军职。虽然刘秀在同年的六月赢得了昆阳之战的大捷，但是刘玄与刘縯争权的矛盾同时爆发了。刘縯被刘玄设计杀害，刘秀只能韬光养晦，以解刘玄的疑心。此时的邓禹在干什么呢？《后汉书。邓禹传》记道：“及汉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荐举禹，禹不肯从”，他在观察着。看来，邓禹并不在乎这可能是参加首事之举的良机。他在乎的是，不急于出手，只能是该出手时才出手。不久，出手的时机终于到了。九月，王莽在长安被杀，其首级传于南阳，悬于宛城；同月，更始政权攻克洛阳。十月，刘玄北上都洛。都洛前已担任司隶校尉的刘秀又升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同月刘玄派他代表更始政权，“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从此，刘秀有了开始脱离刘玄政权的约束、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机会。邓禹认为时候到了，于是当他听到刘秀北上“安集河北”的消息后，立即从南阳出发，一路北上，“杖策北渡”（《东观汉记校注。邓禹传》），跨过黄河，追至魏郡邺城（今河北临漳）。刘秀见之大喜过望，马上对邓禹说：“我现在有任命和解除官吏职位的权力．你从远方的南阳来，难道是想进入仕途，弄个一官半职吗？这好办！”，邓禹回答：“非我所愿！”。刘秀接着由问；“既然如此，你究竟是为了什么？”邓禹答到：“只是希望在你的威德播放四海时，我多少能够效上尺寸之劳，使我的功名垂于竹帛青史”。刘秀微笑着，赞许地点点头。

刘秀在河北活动不久，刘玄更始政权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 月，自洛阳向西，迁都长安。长安成了更始权贵们享乐腐败和掳掠财物的场所。刘玄急不可待地“王诸功臣”二十人之多，滥授官爵，“皆群小贾竖”。自己“日夜与妇人饮晏后庭”，沉溺于酒色，不问政事，委政于赵萌。此人专权跋扈，作威作福。“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这哪有一点新政权的样子？这一切，都为后来的赤眉军能攻入长安埋下了伏笔。面对这样的政权，刘秀能有出路吗？刘秀的前途究竟在哪里？邓禹必须拿出自己的见解来。

首先，邓禹分析形势。邓禹指出，虽然莽新王朝被推翻、更始政权都长安，似乎形势还不错，其实天下没有太平：一是，山东没有安定，河北没有消停，赤眉也好，青犊也罢，人数动辄万计，往往聚集在关中三辅一带与更始政权处处对立，打的也是除莽兴汉的旗号，很不好办。二是，最要命的是更始政权这一面问题尤为突出。刘玄未曾经受过大的挫折，遇事自己不拿主意，全听别人摆布；更始的诸位将领大多是庸人，志在钱财，争权夺利，计较朝夕的短期利益，根本就不是“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邓禹提出：“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今以天时观之 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四方分崩离析的形势，已经可以看到了。所以，就算你刘秀能为更始收拾河北、建立藩辅之功又有何用？到最后，恐怕会是一无所成、一无所得吧？

其次，邓禹提出对策。邓禹认为，你刘秀“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已具有中兴的人脉条件。因此，“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资治通鉴。卷三十九》）这番话其意有三：一是另打旗帜。更始的旗帜万万用不得了，必须打出汉高祖的新旗帜，以示中兴汉室，区别于绿林、赤眉、青犊之类，走汉室中兴之路；二是重视人才。凡是能为我所用、愿为中兴事业建功立业的各方豪杰英雄，尽在延揽网罗的范围里；三是争取民心。注意形象，禁止虏掠，以救万民之命为大。邓禹对形势 的分析和提出的三点建议：旗帜、人才、民心，得到了刘秀的赞赏和认可，成了今后汉军的行动纲领。此建策的提出，遂使邓禹获有“元功”之誉，以至于后来能拔得云台二十八将之头筹。邓禹的献策迎合了刘秀的想法，终于赢得了刘秀的信任。“光武大悦，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后汉书。邓禹传》）。从此，邓禹在汉军中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成了刘秀的心腹人物。

刘秀在河北活动时遭遇的对手很多。第一个、也是欺骗性最强的一个是王郎。王郎本是占卜卖卦的游民，在原赵王刘林、豪强李育和张参的策划下，诈称是汉成帝子刘子舆，在天下大乱的更始元年十二月，被立为天子，都邯郸。王郎一度势力发展很大，攻城占地，招抚州郡，幽州、冀州各地望风响应。更始二年正月，刘秀避开王郎主力，北上蓟州，很快不得不又南下转战信都，派邓禹“征发数千人，令自将之”，攻拔常山郡乐阳（今河北石家庄西北）。后来，邓禹又追随刘秀到真定（今河北石家庄），进击王郎的横野将军刘奉，将其击败，继续南下。不料王郎大将李育潜伏大军在柏人城（今河北内丘与隆尧间），前部偏将军邓禹、朱浮不知而进，遇到埋伏，亡失辎重，损失惨重。幸好刘秀就在在后边紧随，收集了溃散的兵卒，与李育大战于柏人外城门，夺回其所失。但李育退回城中死守，汉军却久攻不下。刘秀与邓禹只好暂时撇开柏人，引兵掉头攻占了广阿城（今河北隆尧东）。

在广阿城楼上，刘秀摊开地图对邓禹说“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有根据吗）？”面对刘秀流露的急躁和缺乏自信的情绪，邓禹马上理直气壮回答道“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 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依大小。”这里邓禹借用了《史记》苏秦说赵王的一段话：“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 地，禹无百人之聚，汤、武之士不过三千，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用在这里十分贴切，对刘秀激励鼓动的作用相当大。难怪，刘秀听了后“大悦”，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果然，经过激烈的反复较量，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四月，汉军进围邯郸，连战破之；五月汉军攻拔邯郸，诛杀王郎（《后汉书。光武本纪》）。接着在对河北起义军的剿灭中，邓禹也立有战功。有一次，邓禹奉命与盖延合击铜马于清阳郡的清阳城（今河北清河）。不料，盖延率先赶到，孤军作战，不利，只好退还保城，结果被团团包围。幸好邓禹赶来，遂进与铜马作战，大获全胜，并俘虏其大将。接着，又“从光武（刘秀）追贼至（中山国北平的）蒲阳（山，今河北满县西），连大克获，北州略定”（《后汉书。邓禹传》）。

刘秀在河北名声鹊起，引起更始政权的嫉恨，于是在违心地立刘秀为萧王的同时，却责成他立即罢兵南归回长安，来个明升暗降，夺其兵权。刘秀以河北未平为辞，拒不南归。此事标志着刘秀已与更始政权开始分道扬镳。从此，刘秀将建立自己的政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当时，随着更始政权的迅速腐化衰败，国内群雄竟起，“四方背叛”：刘永据睢阳、公孙述据巴蜀、李宪据淮南、秦丰据黎丘、张步据琅邪、董宪据东海、延岑据汉中、田戎据彝陵。他们或称帝或称王，“并置将帅，侵郡略县”；河北各地义军更是林罗棋布：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幡、五楼、扶平、五校、获索，人数达“数百万，各领部曲，所在寇掠”。刘秀审时度势，只能将平定河北作为战略重点，使河北成为自己的立足之地。于是，刘秀对众多的河北义军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将逐一铲除。首先，刘秀将矛头对准了兵马甚众的铜马。

为了能在钜鹿消灭铜马，以便进而控制河北局势，光凭现有的兵力远远不足。如果能从河北幽州征调大兵来助，最好不过。那末，派谁好呢？谁又能担当此任务呢？这可不是一件寻常之事。第一，此人必须熟悉幽州的情况、才干超群、能成大事，叫有能力；第二，必须忠心不二、同刘秀保持政治上军事上的高度一致，叫政治可靠。 邓禹“知人”是出了名的，于是刘秀“夜召邓禹，问可使行者”。邓禹回答，平常我曾与吴汉多次交谈，发现他“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于是刘秀“拜（吴）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吴汉果然不负众望，出色完成任务，为后来消灭铜马作出贡献。

邓禹的“知人”，还有几件突出的事例。当消灭了铜马及部分河北义军后，刘秀又进而将目光投向洛阳和长安。当时，赤眉和青犊西入函谷关，进攻更始政权，关中大乱。刘秀既要派邓禹率六位裨将引兵西进，攻占河东，进关中；又要派冯异据守孟津，对更始政权控制的洛阳施压，就不能不考虑河内太守的人选。于是问计于邓禹，邓禹答道：“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后汉书。寇恂传》）。寇侚后来任河内太守的杰出表现，充分证明了邓禹的判断是正确的。功臣铫期也是经邓禹的竭力推荐，才脱颖而出的。

早在颍川郡时，就追随刘秀的铫期，长期只担任督盗贼贼曹椽。在刘秀从蓟城南下来到信都时，也只是一个裨将。他与另外两个裨将傅宽、吕宴，俱属邓禹。铫期为壮大刘秀的队伍，动脑筋“侚（占领）旁县，（征）发房子兵”，效果不错，显示了才干。邓禹“以（铫）期为能，独拜（铫期）偏将军，授兵二千人，（傅）宽、（吕）宴各数百人。（铫期）还言其状，光武甚善之。”从此，铫期屡建奇功，担任了首任虎牙大将军（《后汉书。铫期传》）。所以《后汉书。邓禹传》中说，刘秀“时任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当然，刘秀更是知“知人之明”的人。

当时赤眉已经开始西行，向关中挺近。长安的更始帝刘玄派王匡、成丹、刘均诸将领分据河东、弘农，以据之。面对赤眉凌厉的攻势，王匡等一筹莫展，实在难以难以抵挡。刘秀预计赤眉必破长安、控制关中，自己不能就听之任之，也应当有动作，争取在关中有自己立足之地。但是自己正在忙于平定河北，实在难以抽身。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邓禹“深沉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于是邓禹被拜为前将军，持节，麾下精兵二万，偏将、裨将以下可以自选。西征军以韩歆为军师，李文等三人为祭酒，冯谙、樊崇、宗钦等六裨将升为将军。刘秀给邓禹分兵分将之多、权力之大，实属空前，足见刘秀对邓禹是何等信任。须知，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