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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过很关于玄武们之变的书，小说也好，史传也罢，在提到李靖与徐世勣二人时，多以此二人为骑墙派，未曾参与玄武门政变之事。此说似乎起于《资治通鉴》，后世多引用之。然吾辈近观古籍，此说大缪。）
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治通鉴》中从武德八年至武德贞观元年三年间李靖和徐世勣二人的行踪。 武德八年 “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丁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先是，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丙午，车驾还宫。 己酉，突厥颉利可汗寇相州。 睦伽陀攻武兴。 丙辰，代州都督蔺謩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大谷以御之。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逾石岭，寇并州；癸亥，寇灵州；丁卯，寇潞、沁、韩三州。 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破之。 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客任瑰屯太行，以御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馀万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虏以彦博职在机近，问以国家兵粮虚实，彦博不对，虏迁之阴山。 庚辰，突厥寇灵武。甲申，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丙戌，突厥寇绥州。丁亥，颉利可汗遣使请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没贺咄设陷并州一县。丙申，代州都督蔺謩击破之。 癸卯，初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 丙午，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馀人。 突厥寇蔺州。 冬，十月，壬申，吐谷浑寇叠州，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救之。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权检校侍中裴矩罢判黄门侍郎。 戊戌，突厥寇彭州。 庚子，以天策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 辛丑，徙蜀王元轨为吴王，汉王元庆为陈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 以上是《资治通鉴》中部分关于贞观八年的事件的记载。从这些片段中，我们不难发现，差不多整个贞观八年的下半年，唐和突厥之间的关系相当的紧张，不断地发生边境冲突，甚至兵团以上级大规模的野战。 而李靖在这一时期担任的职务乃是安州大都督（安州的位置具体俺没查过在什么地方，不过大致应该在山西或者河北的边境地区差不多），并州都督张瑾在和突厥的作战中失利，全军覆没，温彦博被突厥活捉。导致唐在山西地区的防御体系几乎崩盘（并州是山西对北方的防御枢纽，唐朝曾长期在并州置大都督府）。李靖在危局下力挽狂澜，保持不败。 进入武德九年，我们再来看一下《资治通鉴》。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用现代文来说，就是李靖和突厥颉利可汗再宁夏银川地区大战，从早晨到傍晚，突厥退兵。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李靖担任的仍然是安州大都督。 下面再来看一条玄武门政变前夕的记载：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可见至迟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靖已经迁任灵州大都督。 《新唐书》中关于李靖在这两年间的行踪记载则更明确： “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大谷。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寻检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贺咄设寇边，征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颉利可汗入泾阳，靖率兵倍道趋豳州，邀贼归路，既而与虏和亲而罢。” 这里《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说法有一些不同，《旧唐书》中李靖是以安州大都督职挽救张瑾的，而《新唐书》中则是李靖和张瑾抵御住突厥之后升任检校安州大都督。不过，这一点，并不关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因此作罢。 综合新旧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可见，李靖至迟在武德八年和九年间已经作为防御突厥的主要大将之一活跃于北方边境地区了，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李靖和前几年担任李孝恭长史时的李靖不同，不再是以主将的僚属登场，而是独立开府的主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李世勣在武德八年至九年间担任的职务： “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 这是《旧唐书.李勣传》中的记载。结合在《李靖传》中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李世勣显然是接替张瑾出任的并州道行军总管，并出任并州都督的。也就是说，李勣在武德八年和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期间也是独立开府的并州长官。 而且，在这一时期，李勣的实际职务比李靖大约还要高一些。（李药师大器晚成，50来岁才出头，徐茂功却是少年得志，20来岁就已经名满天下了。）（并州是天下军事重镇，并州大都督职位比检校安州都督高） 因此，玄武门政变之时，李靖和李世勣都是独立开府的大将。其所任职务和秦琼，尉迟恭辈不同。 来看一下《资治通鉴》武德九年中的部分记载： “戊辰，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悉以齐王国司金帛什器赐敬德。” “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以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壬辰，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安业，无忌之兄；客师，靖之弟也。” 这是玄武门政变后李世民给手下人封的职务。前一段，是李世民登基以前给手下的加官。后面两段则是世民登基以后部将大臣的任职情况。这里面就很有学问。 “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以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也就是说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这些人，在出任大将军以前的身份，是秦王府的属臣，是秦王的家臣、僚属，而不是国家的大臣,这种身份，和李药师徐茂功两人是很不相同的。 家臣和大臣的区别，在以下一件事情上也可见一斑。 李建成送宝贝给尉迟敬德，想拉拢尉迟恭，但是尉迟恭不动心，写信给李建成说：“敬德，蓬户甕牖之人，遭隋末乱离，久沦逆地，罪不容诛。秦王赐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籓邸，唯当杀身以为报；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堂而皇之的拒绝太子引诱的理由就是身为秦王的臣属不能背叛主子。而李靖和李世勣两人如果碰上这个问题，就不能用同样的理由来回答了。 李药师和徐茂功与李世民，有朋友之谊，有将帅之别，却不是秦琼，程咬金那样和李世民的主仆关系。分析玄武门之变中这两人的表现的时候，这种关系的区别是不能不考虑的。 因此，我们侯氏三兄弟（侯景，侯景X，侯景改）认为，李靖、李世勣与秦琼、程知节等人的身份区别正是诸人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不同表现的关键原因。 玄武门之变，往简单了说，就是一场兄弟间的夺位之争，是李家兄弟之间矛盾达到无法调和时的一场家族权利之战。 秦琼、程知节、尉迟恭众人乃秦府家将，参与玄武门之变，等于是家臣维护主人的战斗，符合当时诸人的身份。而李靖，李世勣二人与李世民虽有名分高低之别，身份却非秦府家将，以二人当时所任职务论，乃是国家的大将。二李等国家的大将若直接参加玄武门的行动，那么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就不再是 家族权利斗争，而是内战了。而这种方式，无论是太子党还是秦王党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作为国家大将的二李就不大可能以直接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家族权力之争中来。 但是，二李是否就真的如《旧唐书》中说的没有参与到这一事件中或者说在这一事件中保持中立呢？恐怕未必。 首先，李世民为什么要在政变前写信询问二人？ 政变这种事情，不相干的人从来都是越少知道的越好。李世民这种绝顶聪明的人，绝不至于笨到将这种性命攸关的事告诉两个外人的。 能够全盘知道这种事情的，只有一种人，就是亲信，而且要是绝对的亲信。 假如二李和世民的关系不够铁，而世民将自己政变的秘密和盘托出，告诉二李。那么他就要面临这样一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二李把这些话告诉李渊，或者建成、元吉。这个时候，李世民所要面临的对手集团就是这样一个阵容了——皇帝李渊，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将李靖、李世勣、李艺（罗艺）狗头军师魏征……李世民要对付这套阵容的话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既然世民能够把这种级别的秘密跟二李谈，可见，二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倒向是明确的。 再来注意这一句话： “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安业，无忌之兄；客师，靖之弟也。” 这是武德九年刚登基时所做的人事安排的一部分。 “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 李客师是李药师也就是李靖的亲弟弟。而他在李世民登基前所担任的职务，是天策府的右内副率。侯君集当时担任的左内副率，张公谨担任的也是右内副率。也就是说，李客师，作为李靖的弟弟，是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高级打手之一。李家兄弟关系一直相当的不错，而且李客师后来长期担任高官也和李靖的面子有不小的关系。 李客师之于李靖和李世民的作用，恰和罗艺将薛万彻借给太子建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面，再来看一下李靖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任职情况。 先看一下《旧唐书》： “九年，突厥莫贺咄设寇边，征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颉利可汗入泾阳，靖率兵倍道趋豳州，邀贼归路，既而与虏和亲而罢。 太宗嗣位，拜刑部尚书，并录前后功，赐实封四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 再来看一下《新唐书》： “俄权检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践阼，授刑部尚书，录功，赐实封四百户，兼检校中书令。” 两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是表述的方式有些不同而已。 显然，李靖在玄武门之变后短短两三年之内就不断高升，很快就进入了帝国的最高执政核心。 令人不理解的是太宗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李靖的实封只有四百户，远远少于李世勣、尉迟恭、侯君集、长孙无忌这些人。这可能和李家两兄弟同时受封有关系。（关于太宗第一次大封群臣的问题，请参看拙作《从贞观元年唐太宗大封群臣看李世民的用人哲学和唐初朝廷的势力分布》） 继续来看《新唐书》 谏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仗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这是说的太宗登基之初突厥入侵的事情。显然，在这一时期，李靖是以大将身份积极参与了防备突厥入侵的工作。李靖和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下面来看一下李世勣在这段时间内的表现： 李世勣从武德九年至贞观十五年共十六年间一直担任并州总管。与侯君集、李靖的快速升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世勣十六年间几乎没有升过官，因此李世勣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有点奇怪——虽然据说李世民也说过“李世勣就是我的长城”之类的豪言。 （关于李靖李世勣李渊李世民四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请参看拙作《初唐李靖李渊李世勣李世民四人关系考》） 但是，李世勣和李世民之间的交往的亲密程度显然远远超过李世勣和太子齐王党。洛阳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之战，是世民和世勣二人通力合作的经典作品——洛阳之战战功排列前三位的是李世民李世勣和屈突通，这三个人的关系倒是非常的有意思——世勣之于世民很有点像《银英》中的齐格飞之于莱因哈特，而屈突通和世民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又像同盟当中的比克古或者梅尔卡兹之于杨威利。^_^ 而秦王党的总体格局的形成，正是洛阳之战的结果。李世勣作为洛阳之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战役的过程中与世民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再考虑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写信咨询世勣的事件，完全有理由认为，李世勣在玄武门之变中和世民是有深厚交往的。 前面已经说过，李世勣李靖二人的身份是决定二人不能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主要障碍。另外，玄武门之变，是发生在长安城内皇宫和东宫、秦王府之间的一次行动，所投入的兵力，太子党不过东宫长林兵、齐王府卫队，秦王党不过几百死士、囚犯和秦王府卫队，外加部分皇宫卫队。如果比指挥大军攻城掠地、南征北讨，当世故没有比得上李靖和李世勣二人的。但是，如果不是比攻城掠地开疆拓土，而是比城市内的街道巷战单挑肉搏以及指挥小分队短促突击的话，那么李靖和李世勣二人的作用就未必比得上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程咬金这些人了。 另外，搞政变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做必要的准备。首先是要防止余党的叛乱，太子齐王党在当时拥有不小的势力——尤其是在山东。秦王党最强悍大将在外镇守对于防止太子余党的反攻能起到最强有力的震慑效果。其次，万一政局发生动荡，防止突厥乘虚而入是首要目标——不幸的，突厥果然以为有机可乘而大举入侵。前面李世民和萧瑀谈话中已经提到，万一唐和突厥和谈不成，李靖和长孙无忌就要负责对入侵突厥部队实施战略包抄。显然，这些需要提前准备。 下面来总结一下 从总体上来看，李靖和李世勣二人在玄武门之变中应该都属于秦王党，而不是没有归属的中立派。其之所以没有直接参与玄武门的战斗，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二李都是国家大将，身份不适合参与肉搏厮杀；第二，二李参与单挑的作用有限，反而容易暴露秦王党的行动，所以不必要参与；第三，为李世民的全局战略服务，需要二李镇守边关，这是尽快稳定局势的关键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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