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小朝廷于偏安之际追求道学上的寄托，玩弄文化上的精致，恰好给出路不多的士人们提供了机会。宁宗时韩侂胄北伐失败被害，史弥远掌政，标榜褒崇名节，推崇朱熹，侈谈“正心诚意”，假道学以欺世，“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疆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因而“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皆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贾似道专权当国，也高谈性理，录用冬烘先生，以不致分去权势。这股风气不仅弥漫朝廷，而且变成社会时尚。叶适说，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
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必当渐渐退化，心术世事日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精，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咸淳九年(1273年)，由于援军断绝，襄阳失陷，元军主力沿汉水南下，突破长江防线，宋方各地文武百官闻风而逃，投降的官吏们竟无耻地请求先给他们及子弟分封官职，归还资产和奴婢。以致于后来太皇太后在诏书中大发悲愤之词：“我朝300余年，待士大夫以礼，我和当今皇上现在正遭难，你们这些大小官吏同情和对付的话一句都没有。我哪点怠慢你们了？”照理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外族夺了汉家皇权，汉官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反抗情绪应该很盛才是。但事实则并不然。
赵宋亡国之际，真正以身殉国的不多。大多数士人选择隐遁不仕。“遗民”中确有一批坚守名节的，后来屡荐不出。但事实上，有不少宋官入元后仍循故习，汲汲求仕。只要是有点儿门道的，便纷纷北上元大都结识官府，投牒以求察举。“北行”蔚为风气。只是元人对南人严重歧视排斥，且科举废去，南人的经济地位又大大下降，行贿的资本又多丧失，因而对仕途望而却步，不得已而隐。在元入仕的汉人大多也得不到重用，位卑无权，升迁极难，像书院山长、州县学录等教职其实不大算得上官。各地长次官大多数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汉人，他们对江南士族大加凌辱和盘剥。所以南士既无可奈何，又悲愤不满。
忽必烈尽管对南士戒备较多，但元初各地反元活动频繁，他知道南士的消极情绪不利于江南的稳定，便任命一批北方文臣到江南担当重职。这些人兴学重士，对南士的利益加以保护。忽必烈还有限度地吸纳了一些南士充任朝廷或地方官员。这样便缓和了江南的民族矛盾。但是最起作用的却是尊儒重学政策的推行。忽必烈对汉文化早已有所认识，建立政权后“遵用汉法”建国立制，他对南宋的儒学风气也早有察觉，于是便借儒学来稳定其政治基础。他立诸路提举学校官，兴复各地庙学，保留学田，并推行优待儒士政策。凡定籍儒户的，与佛、道、医等户同样可免科差杂役，虽未恢复科举，但除了让南人充任教官外，还开了“岁贡儒吏”之途，据说名额不亚于宋金的科举。于是南士们有一种错觉，以为皇帝尊孔隆儒，是要讲文治了，心事上稍稍安定。后来仁宗即位，科举恢复，南士风闻鹊起，从前不得时的老儒又重操旧业。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陈大有，仕元时为处州教授，延佑元年（1314年）已74岁，不愿受聘当考官，执意参加乡试。南士对科举、对皇帝一片颂扬，以为过去的好时光要重来了。这时候，故宋士人所谓“节义”的堤防已崩溃，不少原来退隐不仕者又重新出来。
一个没落的时代，必定会有一种迟暮的思潮勉为精神支柱，这种思潮必定具备相当的功利性。尽管道学的性命之理与南士的贫乏思想不是一回事，但道学仍然为南宋士人的空虚灵魂提供了开脱；此外，道学还成为了谋生的手段，这时候的道学就不是吃饱了饭以后的思考抑或谈资了。元朝的皇帝一旦废弃它，就等于毁去了南士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或远离朝政而去，或卖身求荣，此刻再把“稻草”还给他们，他们的心便很容易就被收买了。
在国际上有关中国学的学术界，一直流行一个不成文的观点：其实自从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崖山跳海后，真正的中国就消亡了；在外交界日本一直执一个说法：我们日本人当然钦佩你们中国，但我们钦佩的只是宋以前的中国。鄙以为以上两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读书人的气节整体沉沦的缘故，真正的中国气节与中国精神赵宋以后就基本消亡了，起而代之的，是追求穷奢极欲的物欲化中国。所以，以色欲废靡喻世事沉沦的一大奇书《金瓶梅》，这时候出现在商业经济极度发达的明中后叶的江南市井之间，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除王夫之、顾炎武以及黄宗羲等少数几个外，而这时的读书人因为在信念的丧失、专制者的缄口、和糊口果腹需要的三重打压下，已经基本上和这个市井浑然一体。只有借《金瓶梅》之类，将沉沦喻明白，呼一口胸中的污浊之气了。
尽管火灭了，但石头还在。这块石头后来经历史的头胎儿子李贽的打磨，金圣叹苏州街口一腔血的浇灌，传到章太炎、孙中山、鲁迅的手中，终于化成了冲天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