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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十二 秦汉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性格和命运

 现代乌托邦 2012-11-03

五、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集权政治的思想基石

    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死了,时年四十八。太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刘彻能继承皇位,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它反映出帝位传承过程中宫廷争斗。

    景帝四年,立长子刘荣为太子,立子刘彻为胶东王。因为皇后簿氏(太皇太后簿氏的内侄孙女)没有儿子,所以景帝就打算废簿氏,立太子的母亲栗姬为皇后。胶东王的母亲是王美人,与栗姬一样得宠。

    景帝六年,皇后簿氏被废。栗姬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后,因为她是太子的生母。景帝有个姐姐长公主刘嫖,与景帝关系非常好,她嫁给陈婴的孙子堂邑侯陈午,生有个一个女儿叫阿娇。长公主想把阿娇嫁给太子刘荣,可是被栗姬拒绝了。因为长公主老是应后宫美女的请托,帮她们去接近景帝,栗姬由是因妒生恨。王美人地位低下,也知道长公主在景帝心中的地位,就曲意奉承她。于是长公主又提出把阿娇嫁给她的儿子刘彻。王美人受宠若惊,痛快地答应了。王美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景帝,景帝觉得阿娇比彻儿大好几岁,就没同意。王美人碰了一鼻子灰,就向长公主述说。这天,长公主带着阿娇来看他弟弟景帝,王美人也趁机带着刘彻来拜见长公主。两家人说说笑笑,长公主把刘彻抱起来放在腿上,指着一个宫女说:让她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刘彻说:不好。长公主又指着自己的女儿问刘彻:阿娇给你做媳妇儿好吗?刘彻乐着说:要是把阿娇给我,赶明儿我一定盖一间金房子给她住。众人听他这么说,都笑了起来。景帝觉得这是两个孩子的缘分,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屋藏娇的故事,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这出戏是不是长公主和王美人导演的也不好说。长公主既然把女儿嫁给了刘彻,她就还想着将来让阿娇当皇后,也就是要让刘彻当太子。

    景帝七年,太子刘荣被废,改封为临江王(后来被逼自杀了)。刘荣的母亲栗姬因此气得害病,也死了。太子的位子空出来后,钩起了梁王刘武的野心,他是景帝的胞弟,他们的母亲窦太后最疼爱他了。此前,梁王来京城时,母子三人也谈起过这事儿,窦太后也想让景帝将来把皇位传给他弟弟。七国叛乱时,梁王刘武就坚定地站在朝廷这边,顶住了吴、楚的进攻。为此,景帝还赐给他天子旗帜,梁王因此越发放纵起来,大兴土木,广招门客。太子刘荣被废的消息传来后,门客都撺掇梁王进京找窦太后争太子的位子。于是窦太后就当着两个儿子的面对景帝说:我老了,活不了几年了,我希望你做皇兄的好好照顾弟弟。景帝赶忙答应道:我一定听从母亲的话。于是,景帝与几个大臣商议传位给弟弟的事儿。几个大臣,尤其是袁盎都反对,劝景帝不要坏了传子不传弟的规矩。景帝把大臣的意见回去告诉给窦太后,这事就搁下了。

    景帝八年,立王美人为皇后,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景帝死后,太子刘彻就当上了皇帝,时年十六岁,在位54年。汉武帝与秦始皇和汉高祖刘邦一样,都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从其当太子的过程,我们看到,历史进程中偶然性所孕育的必然性。

    汉武帝喜欢文学,偏好辞藻华丽的文章。他诏令各地推举贤良,于是有一百多人被送到京城。汉武帝叫他们每人写一篇文章,他读了之后觉得都很平常。只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这篇文章是河北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东)人董仲舒写的,汉武帝单独召见了他两次。董仲舒又写了两篇文章呈了上去。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不是靠刑罚,而是靠文教。用仁义礼乐教化老百姓,就能使正气上升,把邪气压下去,老百姓就不会犯法、作乱。朝廷需要人才,就得培养,就得办学校。教化百姓、培养人才,需要有一套统一的理论,不能一个老师一套理论。老师各说各的,会让学生无所是从。因此我建议,除了孔子的学说以外,别的一律禁止。天下的思想一致了,百姓就知道了他们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董仲舒的建议正对汉武帝的心思,就在朝堂上把他夸奖一番,派他去江都王刘非(汉武帝的异母哥哥)那里做相国。老丞相卫绾知道了汉武帝喜欢孔子的儒家学说,就上了一道奏章说:各地推举来的人,有的宣扬商鞅、韩非观点(法家学派),有的宣扬苏秦、张仪观点(纵横学派),还有的宣扬其他观点。这些人各说一套,会把朝廷的思想搞乱,应当一律不用。汉武帝也同意他的想法,就把公孙弘、庄助等几个儒家学派的人留下,其余的人都不要了。

    随后,汉武帝有意提拔主张儒家观念的官员,譬如窦婴接替卫绾为丞相,田蚡当上太尉。这两人又推荐了几个儒生给汉武帝,御史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些人开始忙着按儒家典籍修改朝廷的礼仪制度,如巡狩、封禅、改历法、衣服颜色等。但是,太皇太后窦氏信奉的是黄老观念,她当着汉武帝的面儿把儒家的道理批得不值一钱,还把赵绾、王臧说成是只会说话不会干事的人。这些话被儒生们听到后,十分气愤,他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按照古时的规矩,妇女不得干预朝政。现在是皇上当政,凡事就应当自己做主,怎么还要请示东宫呢?汉武帝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可是窦太后得知儒生说她干预朝政后,就把汉武帝招来责备一顿,逼着汉武帝处罚他们。汉武帝不敢不听太皇太后的话,就按窦氏的意思把窦婴和田蚡免了职,把赵绾和王臧下了狱。被下狱的这两个儒生知道太皇太后不会放过他们,就在狱中自杀了。这是汉武帝元年,朝廷发生的因学术观念不同导致的政治震荡。在集权体制下,官员的赏罚只在皇权的一念之间。

    经过这件事,汉武帝知道有太皇太后在,自己还说了不算,就把精力放到玩乐上去了。有一个会奉承的臣子,给汉武帝出主意说:把南山和邻近的山林、河道、田地圈起来,叫里面的百姓搬出去,把民房都拆了,四周砌上围墙,修成一个极大的上林苑,在这里面打猎,既安全又好玩。于是汉武帝就决定修建上林苑。那一年(建元3年,汉武帝即位的第3年),正碰上大水灾,黄河决堤,平原(就是齐地)的庄稼全都淹了,老百姓饿死的很多,后来竟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但是,十九岁的汉武帝不管这些,他执意要修上林苑。有个叫东方塑的给汉武帝讲了一番不该修上林苑的道理,汉武帝还因此赏赐他一百金,并提拔他为大中大夫。汉武帝还是继续修建上林苑,在集权体制下,没有什么能阻挡皇权的意志。

    汉武帝即位六年(建元6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死了。现在,没有谁能妨碍汉武帝充分行使自己的皇权了,于是武帝再次拜田蚡为丞相。翌年,改年号为元光元年。

    汉武帝是如何逐步实施董仲舒当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即位之初,建元元年)的建议,《史记》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记载。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第二册)进行转述。

    西汉初期,家有十万钱以上财产(汉景帝改为四万)的富家子弟,可以自备车马服装生活费到京师做郎官,朝廷从郎官中选拔官吏。那些家产不够资格的人只能在本地做小官吏。此外,朝廷还不定期征召地方贤良,也就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到京师供朝廷选用。显然,此时官吏的来源较为宽广,挑选的标准也比较宽泛。汉武帝推崇儒家学说,尤其是任用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儒学成为挑选官吏的唯一标准。汉武帝在京师开设太学(学校),由五经博士当教师,有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此后,太学的学生数量逐步增加,到汉元帝时博士弟子有一千人。此外还有各郡保荐的学生到太学学习,待遇同博士弟子,数量不定。太学每年考试一次,成绩在中、上等的学生给官做,下等的勒令退学。这样,官吏的来源也限定了。于是,此后朝廷的官员主要来自太学,官员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政治思想统一。汉武帝立下的这个规矩,把学习儒家学说变成当官的敲门砖,变成死记硬背的教条。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仅中国不再有学术研究,而且那些不能当官的知识也不被看重,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与此有直接关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汉武帝的做法,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我认为这是颠倒因果关系的谬论,中国两千年来的分分合合,并非思想纷争的结果。

    汉武帝的权力扩张还体现在对经济的控制,他把煮盐业和冶铁业收归国有,禁止民间业者经营,国家因此获得巨额利润。汉武帝在盐产地和铁产地设立盐官和铁官,甚至在不产铁的地区也设立铁官,回收废旧铁器重新筑造。国家垄断盐业的结果,就是官盐价格要远高于走私盐(私盐与粟米同价,可见国家未垄断时,盐的价格更低),致使许多贫民买不起盐,只好淡食。冶铁业为国家垄断后,除了技术工人(工匠)外,主要使用被罚作苦工的罪人(徒)和定期服徭役的农民(卒)。铁管为了完成朝廷规定的定额,只能使用更多的征发农民服徭役。同时,铁官生产出来的铁器(指农具)完全是按照上面的要求,不管民间的需求,还要强迫农民高价购买不中用的农具,有些贫民买不起,就只好用木器耕田,用手拔草。国家垄断冶铁业,虽然在短时间内对铁器的生产有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则是限制的技术进步,因为工匠没有利益驱动,丧失了技术发明的兴趣。由此可见,所谓国有企业自古有之,并非社会主义独创,国有垄断企业的弊端在那是就已经暴露无遗。

    国家权力的触角还伸到商业领域,官营商业规模巨大。朝廷及郡国设有掌管运输的均输官和调剂物价的平准官。汉武帝创均输法,把郡国上缴的贡物由实物改成钱币。平准官熟悉各地物价贵贱,通过均输官在低价地方买进货物,转运到价贵地方卖出去,而运输所需人力往往由农民负担(服徭役)。官营商业因有各种便利,每年获得巨大赢利。朝廷设立平准官的本意是平抑物价,而实际上则是平准官与大商贾勾结,共同获利。

    国家还拥有不少手工业作坊,制成品专供皇室及军事使用。管理这种手工业的官府,最重要的是管理皇帝私人财产的少府,掌管军械的制造,此外还有负责生产衣物、器皿等部门。少府所用人工,主要都是徒(有罪的人)和奴。皇室独占大手工业,一切器物都自制自用。皇室自产自用和无偿征用民工或使用罪徒或奴隶的做法,虽然可是国家获得巨大利益,但是却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技术进步。“官营手工业至汉宣帝时,工匠制造器械,技巧方面有高度发展。汉元帝、汉成帝时,手工业很少能追上这个标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77页)此后二千余年,基本上都延续了汉朝的这种做法,所以才导致中国的技术进步缓慢,终于为西方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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