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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在学问上作出成绩，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与努力，其中对学问本身影响最大的当是人的品德。钱穆先生有一封劝勉后学的信，其中说：“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苟勿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诚哉斯言！关于道德对学问的重要性，许多大学者包括钱穆先生本人已经 在道德标尺上为后学作出了表率。但我认为，德性之外，物质生活的水平对一个人所能达到的学术成就化定了另一个边界，树立了另一个限度，贫穷乃学问之大敌。 《东轩笔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范仲淹在南京应天府睢阳做学问期间，秀才孙明复，因贫穷而乞讨，常常“汲汲于道路。” 范仲淹观其乃才俊之士，对他这种“日得百钱，则甘首足矣”的胸无大志表示不能理解，不过，当得知是贫穷使然后，范仲淹就使他“日得三千以供养，让他能安于为学”。十年后，孙复明不负众望，以一个秀才成为一代大儒，范仲淹知道后感慨地说：“范仲淹，倘因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复明者犹将三日没而不见也！”少时家境贫穷，为求学经常划粥而食的范仲淹对此深有体会。 “贫之为累亦大矣”，谁说不是呢？在古代，有多少聪敏，勤奋之人因家境贫寒而导致学术“早夭”啊！”王安师笔下的方仲永少时天赋异常，能够“指物作诗立就”，一时名扬乡里。但故事的结局却是一个悲剧——方仲永长大后“泯然众人矣”。王安石不、对此分析说：“方仲永虽天赋极高，但由于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以致有这种结局，但进一步来看，方仲永为什么没有获得良好的饿教育呢？那是因为他家“世隶耕”，祖上世世代代都以种田为业，家境贫寒啊！这和今天农家子弟因贫穷上不起许学，道理是一样的。且不说方仲永家财万贯，即使是一个中等之家，恐怕他父亲也 不会“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四处乞求而“不使学”了，因贫穷导致方仲永的人生悲剧，我们要为他惋惜。 贫穷对学问之累，古代尚且如此，在今天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环境下，当是更严重。“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事情，不是随处可见，支耳可闻吗？ 人穷志短，富兰克林也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没有其那保持一己的品格操守尚且很难，又何谈做学问这个更需要人格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学要安定气质的事业呢？大圣人孔子招收弟子尚且要求干肉一束作为学费，想必是非常明白个中道理的。如果没有这种物质基础，孔子又怎能安下心来删定六经呢？那种又穷于酸。穷困潦倒又自命清高的饿文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司马迁就说：“无岩处奇士不行，而长贫贱，如语仁义，亦足羞也。“如果一个学者连一己的生活都不能很好的维持，何谈抱负、理想，又怎能兼济天下呢？ 学界大师的成功历程一再告诉我们，做学问除需要有一个衣食无忧的“后方”，一个面对一定的资料费和交游费而不用愁资金支持……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学问就会论为谋生的手段，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取得优秀的的成果，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现实的状况并不令人乐观，不妨以研究生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读研究生期间，尤其是博士生阶段，正是一个饿人精力充沛，时间充裕为学问打基础 时候，但也是最需要钱的时候，可又不好意思再向家里伸好手的饿时候。这时候国家的助学补助理应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可怜的是每月300元左右的补助，吃饭尚且不够，又何谈学业上的“补”与 “助”“呢？于是，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去换生活上的温饱。 而有些人却撇开这些物质基础，大肆批评学术浮躁和后继无人，这种批评无疑隔了一层没法挠到的痒处，也显得批评者不厚道，学人固然应“寂寞投阁”，固然应不追求名利富贵，但学人自身的不追求、不应成为管理者们不给予他们的理由啊！既要马儿跑的快，又哟啊马儿不吃草，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记得一位长辈给我说过这样的话：上学的时候需钱，但没钱，工作后不那么需要钱但有了钱。我想，也许就在这有钱与没钱之间，需要与不需要之间牺牲了个人做学问饿理想，牺牲了国家学术事业的发展。想到这一层，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写下了这篇文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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