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 大盂鼎 清道光年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潘达于女士捐赠 中国国家博物馆借藏
清光绪中叶的一天，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镇任村，一户任姓村民于村东土壕取土时，无意中在一窖藏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所谓窖藏，就是当时的贵族处于妥善保存青铜器的需要，将它们挖洞埋藏至家宅附近的厚土之中，以期使用时或者战乱过后再取出使用。可当时埋藏这些厚土吉金的人们不曾想到，这些旷世奇珍再次被发现，竟是两千余年之后的事情了。
国之重器
扶风法门寺任村青铜器窖藏共有39件珍贵吉金面世。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膳夫克家族的几件器物，目前见于著录的有克钟5件，克镈1件，大克鼎1件，小克鼎7件，师克盨2件，膳夫克盨1件。
青铜器的出土，对于一个文化知识相对落后的农民来说，只认为是挖出了宝贝，对其真正价值却全然不知，任村出土青铜器窖藏的消息终于不胫而走。其时，正值清朝末年，军阀恶霸强取豪夺，达官显贵搜刮民膏，许多古董商四处活动收购宝物，这批青铜器也就成了他们猎取的对象。
青铜是由铜锡等化学元素组成的合金，在商周时期，常常被用于铸造各式各样不同用途的礼器和兵器。由于刚刚铸造出的青铜器呈现其原本的金黄色，不同于现在看到布满绿锈的样子，所以在古时称其为“金”或“吉金”。
中国青铜器曾经翘楚于古代世界的舞台，其恢硕的形制，繁多的器类，华丽的纹饰，精美的铸造技艺，远非其他文明地区所能比拟。青铜器在先秦时期等级社会中的地位之高，作用之重要，也远非一般日用器皿所能望及。它那高雅的生命力源自于礼制的赋予，正是“明贵贱、辨等列”繁复而精密的古代礼乐制度，规定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内涵，继而从至美的角度规定了其特有的形式。
·西周孝王 大克鼎 清光绪中期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 潘达于女士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著名的大克鼎也是从任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与至今发现所刻铭文字数最多的毛公鼎和记载西周立国之初重要法令的大盂鼎一起被誉为“海内三宝”。克鼎重光后，首先为津门人士柯劭忞收藏，之后便被潘祖荫所有。在三十年前潘达于就已藏有大盂鼎，于今又得大克鼎，两大礼器至尊齐聚潘府。
郭沫若、唐兰等先生一般被认为大克鼎是西周厉王或宣王时器，但马承源先生认为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五祀卫鼎是西周恭王时器，在其铭文中出现了在大克鼎铭文中引导克觐见周王的宫廷大臣。而这位大臣，没有可能从恭王到厉王王时期，一直从事引导职务。所以，大克鼎不可能是西周厉王时器，最迟应该不会晚于西周孝王。
克鼎越千年
大克鼎是青铜器中当之无愧的鸿宝重器，又名克鼎、膳夫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由于与大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鼎七件，为示区别，便称其为大克鼎，七件小鼎称为小克鼎。
大克鼎以其雄浑的形制，精美的纹饰，内容丰富的铭文而闻名于世。从整体上看，此器腹壁厚实，方唇宽沿，形制厚重，鼎腹下垂，显得稳重大方。三只粗大的蹄足稳稳地托住器身，而两只大耳，有一股向上拔挺之势，给端庄雄浑的巨鼎增加一丝活泼气息。
鼎的颈部装饰有三组变形兽面纹，这种纹饰所描绘的兽面已经没有了商末周初兽面纹狰狞可怖的形象，而是大大抽象简化了，只有兽的双目还可辨识。在鼎的腹部有宽大的波曲纹带，带状与环状纹饰的结合，状似上下翻腾的波浪，流动感极强，给巨鼎增添几丝律动感觉。波曲纹的出现是青铜器纹饰的一大发展，显示了西周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一大变化。流动的波曲纹打破了兽面纹的对称感，给人以活泼舒畅的感受。此外，器两立耳两侧铸有相对的龙纹，三足的根部饰有突出的兽首。
大克鼎内壁铸有铭文290字，字体特大，端正质朴，笔道均匀遒健，形体舒展有度。因铭文字与字之间划有整齐的长方形格子，一字一格，所以行款纵横疏密有致，格局严谨，是西周金文书法艺术中的煌煌巨篇。
铭文按照内容可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记叙了膳夫克家族祖师华父的功业。他品格高尚，尽心辅佐王室，安定边疆战事以使山河永固，人民安居乐业。周恭王念其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克为宫廷大臣，这段文字是克在赞颂师华父的功德，并希望得到祖先的荫护。下篇铭文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流程和赏赐的内容。册命仪式是在宗周的穆庙中举行的，典礼官负责引导克进入中庭，在那里周王命官员尹氏册命克。周王赏赐克礼服、土地、奴隶、低级官吏和乐队，克的封地位置大约在今天陕西西部直到甘肃东部的泾水流域，是一块面积相当大的土地。周王还命令克要日夜谨敬地执行自己的使命，不忘朝廷重托。
这篇铭文历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周宗法制度的重要史料，反映了在西周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世官世禄的现象依然存在，贵族依靠祖先的余荫仍然享有种种特权，并可获取大量的财物赏赐。这说明在当时诸侯制度还未完全失去其历史作用，它对于探索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是十分有价值的资料。由于商周时期没有更多的文献流传下来，因此克鼎的铭文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文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解当时社会的窗户。
被重订的出土时间
上海博物馆青铜馆的大克鼎说明牌，一直标注大克鼎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仁村。这其实是沿用了罗振玉在《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三小克鼎铭文后的一段跋文：“近以询厂估赵信臣，言此器实出土凡百二十余器，克钟、克鼎及中义父鼎均出于一窖藏中，于时则光绪十六年也。”
在潘祖荫的庶弟潘祖年编撰的《潘文勤公年谱》中，光绪十五年条：“是年得善夫克鼎，大鼎与盂鼎埒。兄嘱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作为潘祖荫的兄弟，在其兄去世不久撰写的年谱，应该是忠实反映事件，且光绪十五年更是与年谱的编撰时间接近，应该十分可靠。但推翻学界长期以来的共识，“孤证不能立论，要推翻一个陈说，起码要有两条过硬的证据。”
一幅装裱有大克鼎全形拓和铭文的立轴，在北京琉璃厂一家书店中出现。铭文拓本下，有数家流下的跋文或观款，其中就有晚清学者李文田亲笔手书的释文，后又有“郑盦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这段跋语与《潘文勤公年谱》的记载相符。
李文田释文旁，拓本上钤“己丑所拓”朱文印，己丑年即光绪十五年。一般器物出土后的初拓本，由于没有清理表面浮土和锈蚀，铭文字口、外表纹饰往往漫漶不清，而此拓本却没有这种现象，说明大克鼎已经面世一段时间了，并不是刚刚出土。以当时的运输条件，在大克鼎出土后很短时间内就被送到潘祖荫府上绝非容易，况且中间还有古董商赵信臣“尝为潘文勤公亲至任村购器”这一过程，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大克鼎是光绪十五年之前出土，但也不会相隔太久。
由于大克鼎目前确切出图时间难以考证清楚，为慎重起见，将青铜馆大克鼎的说明牌出土时间修改为清光绪中期。大克鼎出土时间的重订，得益于发现李文田跋大克鼎早期拓本的上海学人姜鸣，亲去苏州查阅潘祖荫《滂喜斋日记》的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周亚两位先生的严谨考证。
 |
保护大克鼎
收藏大克鼎的潘祖荫逝世后，其孙媳潘达于就挑起保护家藏文物的重担。曾有外国人得知大盂鼎和大克鼎被收藏在潘家后，专门派人试探，说是愿意用六百两黄金外加洋房作交换。潘达于想起祖先曾叮嘱这些珍贵文物来之不易，将来要传给子孙后代，因此一口回绝。看到连外国人也眼红这两件文物，潘达于更加知道它们的重要，用心妥善保管。抗日战争爆发前，她曾请可靠的摄影师，将全部青铜器逐个拍照，共得三百八十块玻璃底片，另外收藏好。抗战开始，潘家也卷进战乱。潘达于将国宝深埋于祖屋“三间头”内。在日本兵占领苏州城之后，潘家闯进七批日本强盗，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财物损失不可计数，万幸的是埋藏的青铜器没有被发现，总算躲过了这场灾难，大克鼎被保存下来了。
建国后，历尽磨难的大克鼎与大盂鼎等多件国之重宝一起，被捐赠给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由上海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珍藏。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亲自为潘达于签发褒奖状，一时传为美谈。 |
在上海博物馆成立50周年晚会上，年近百岁的潘达于女士被邀请参加。当主持人提及现在大克鼎有几个亿的身价，您还舍不舍得捐赠时，老人毫不犹豫的回答“舍得”。一句舍得，饱含了几代人对宝鼎传承的悲喜。
2004年，在潘达于老人百岁诞辰之际，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从北京接回，与大克鼎并肩陈列在一起，以回顾展的形式为老人祝寿，表达了对老人捐献克鼎的感谢。
保护和传承大克鼎的重任扛在了上海博物馆的肩上。与大克鼎同时出土的七件小克鼎，形制与纹饰几乎与大克鼎相同，只是高度依次递减。历尽磨难的扶风法门寺任村窖藏所出青铜器分散殆尽，七件小克鼎中只有最大的与大克鼎一起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它们现今永久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一楼的青铜器馆内，成为所有人共有的财富，接受着众多海内外参观者的检阅，给无数人带来美的享受。
附：
|
器名 |
高（厘米） |
口径（厘米） |
收藏单位 |
|
小克鼎 |
56.5 |
49 |
上海博物馆 |
|
小克鼎 |
45.7 |
41.5 |
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
|
小克鼎 |
35.4 |
33.3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小克鼎 |
35.2 |
|
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 |
|
小克鼎 |
35.1 |
32.8 |
天津博物馆 |
|
小克鼎 |
29.5 |
29 |
日本书道博物馆 |
|
小克鼎 |
28.5 |
29 |
南京大学博物馆 |
·（左）中国国家博物馆聘请华协珍品专业人员进行大盂鼎裸展工作（右）马承源、陈佩芬、李朝远、周亚等在上海博物馆库房查看大盂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