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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一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 宋元时期运河的整修及治理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与演变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指运河的萌芽时期，即东周春秋时期。第二期主要指隋代的运河系统。宋元时期的大运河大致处于第三期。 宋朝对运河的变迁影响较少，主要是对大运河进行疏浚整修。尤其重视大运河的维护、利用和开发，克服江淮一带地势低洼、运河之水大量流失的问题。 赵匡胤(即宋太祖)夺取了后周的统治权建立了北宋王朝。面对几十万大军粮秣军需和庞大的政府日常开支，选择一个最佳的城市作为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赵匡胤曾想到过隋唐旧都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地方“居国之中”，且易守难攻，诸多朝臣也倾向于此地。然而那里距经济发达的江南路途遥远，虽有运河沟通，但一路转运耗费颇多。若建都于江南又不利于北方安定。经朝野上下反复商议，终于决定把国都建在大运河中段的汴州城(即汴京，今河南开封)。这里地处北方，而汴河位于运河中部，南北交通都很方便，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大运河的运输效能，国家可以坐享其利。因此，北宋一朝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维护、利用和开发。为了把大量的粮食从江南运到汴京，把浩繁的军需物资运到北方抗辽守边，宋朝统治者对大运河全线进行了严格的整治。为了保证运输的顺利进行，在运河上重新恢复了唐朝所实行的分段运输法，并在江南各地建立了转运司，负责汇集江南各地的物资并且担负储备和向北方发运的任务。在苏北设立了发运司，负责收储江南物资，待黄河水势适于行船时，再将货物陆续运往北方。同时发运司还负责收购市面上的粮米，将其存人仓库，以备江南船只延误时，可将库中粮米直接装船运往北方，实现了仓中常备漕运米，河中有水即行船的顺畅局面。发运司有可载400石米的大船60艘，每年往返三四次，加上其他零星船只，每年输运到汴京的粮米达600万石，是唐朝最大年运量的二三倍。苏北历来是重要的产盐区，北宋政府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度，江南的漕船把粮米交到发运司后，又可装上食盐运往江南各地。这样使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活跃了江南经济。 为了有效地解决运河淤浅航运不畅的难题，宋朝时在运河上修建了许多水闸，以求达到蓄水行船的目的。宋天禧二年(1018年)，在扬州河段置闸节水济运。天圣四年(1026年)，在江淮运河的南口真州和北口楚州分别设闸，适时启闭，解决了局部地区因水涸停航的问题。当时发明了一种解决河段间水位差这一难题的水闸，称为“复闸”。这种水闸的使用方法是待船行至关闭的闸前，然后关闭后闸，在两闸间或充水，或放水，以提高或降低水位，使闸中水位与前方河道一致，然后开前闸，使船通过。这种水闸的发明是水利设施中的一项重要贡献，至今仍广泛使用。同时还在一些河段重新修筑了堤坝，以约束河水使之达到行船的要求。宋真宗景德年间，李溥利用回空粮船从泗州载运大量石头在高邮以北筑起长堤。天禧年间张伦又用此法筑堤200余里。到南宋绍熙年间江淮运河两岸已全部筑起了河堤，有效地克服了江淮一带地势低洼、运河之水大量流失的问题。 由于大运河给宋朝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两宋时期各朝统治者都把大运河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十分注重运河的维修改建。就连迁往临安(今杭州)的南宋政权为了满足其政治、经济的需要，在它日益缩小的势力范围内，在利用江南运河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疏浚改建工程。 南宋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加之金兵南下，战乱不断，北方许多河段逐渐废弃，尤其是宋都南迁至临安，建立南宋政权后，国家南北分裂的局面再次出现。作为沟通南北经济命脉的大运河，在分裂动荡的年代里已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而最先遭受废弃之灾的就是淮北运河。当时有位由临安北上出使金国的使者，亲眼．目睹了淮北运河水道荒废的情景，并把所见写到日记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淮河以南运河有水尚可行船，而淮河以北水道日渐干涸，继续北行，道路断绝，河身也完全湮塞了，有的地方河身和两岸一样高，河道里种着麦子，甚至还盖了房子，车马更是通行无阻。曾经名扬中外，“富丽甲天下”的宋都汴京，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繁盛之后，随着战火的袭扰，大运河的废弃，也变得满目疮痍、面目皆非了。 到南宋末年，大运河已经历了600余年的沧桑岁月，这之中虽屡遭破坏又几经修复，而运河本身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现今在地图上所看到的大运河是从北京直接南下通到杭州的，这与前面所说的运河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的形成，也就是说现在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河道是元朝统一中国后，对运河进行大规模整修改道后最终的结果。元代是大运河全线通航的时代，届时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 元朝是蒙古族所建立的王朝，它灭掉北方的金和南宋政权后，逐步统一了中国，并定都大都(今北京)。经过长期战乱的北方广大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江南地区较北方安定，所受损失较小，加之多年的发展，当时仍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为了把大量的物资运往北方，甚至运到北京，就必须有一条能够承担如此巨大运量的运输通道，统治者的目光自然要注意到大运河。可是，隋朝所开凿的大运河是一条连接陕西、河南和扛南之间的通道，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而元朝的都城北京距运河尚有一段距离。初期漕运路线，是由江淮溯黄河向西北至封丘（开封北）县中砾镇，转陆运180里至新乡入卫河，水运经天津至今通县，再陆运至大都。这条运输路线不仅绕道过远，且要水陆转运。为了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元朝 1282年动工挖济州河，自今济宁引洸、汶、泗水为源，向北开河150里接济水（相当于后来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从济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线有二，一是由济水入海，经渤海湾至天津；一是由东阿旱站（东平北）向北陆运200里至临清入今卫河。沿前一路线，漕船常遭海涛风浪之险，沿后一路线每遇夏秋霖潦，粮车跋涉艰难。于是在1289年，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长250里，接通卫河。因为会通河位于海河和淮河之间的分水脊上，所以在会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门船闸26座，并在济宁设水柜，南北分流，以调节航运用水，控制运河水位。会通河建成后，漕船可由济州河、会通河、卫河，在溯白河至通县。 大都和通州之间、临清和济州之间没有便捷的水道相通，或者原有的河道被堵塞了，或者原来根本没有河道。因此，南北水道贯通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区间修建新的人工河道。1291年——1293年，元朝从仅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建闸20座。从此，漕船可由通县入通惠河，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积水潭成了繁华的码头，“舳舻蔽水”，热闹非常。至此，今天的大运河的路线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运河建成后，元朝专设都漕司正、副二使，总管运河和漕运事宜。但因会通河航道窄浅，水源不足，不胜重载，且海运比河运省钱，而且可以免去转运之劳和搁浅之患，因此，除北方一些内陆州县仍利用运河输运漕粮外，江南大部分货、粮船都改行海路。当时每年由运河输运入京的粮米仅为几万石，而通过海路运抵京城的粮米已达300多万石。所以元末，会通河废弃不用。 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完成后，便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利用了隋朝的南北大运河不少河段，如果从北京到杭州走运河水道，前者比后者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宋元通过运河的对外交往 北宋统一后，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的形成，在宋朝政府实行奖励国内和海外贸易政策的背景下，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宋朝的对外交往利用汴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沟通沿海港口与日本、高丽交往，并继续开通南下广州与南海诸国及阿拉伯国家交往外。由于宋朝政府的经济重心偏于太行山以东，因此其海外贸易主要是靠运河来实现的。史书评论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洚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大科学家沈括也说：“自淮南之西，大扛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足见大运河在宋朝对外交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宋代向海外输出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织品外主要是瓷器。北宋的制瓷业，在生产技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窑的产品，由于做工精细、式样典雅，是海外诸国争相购买的商品。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就设在运河沿岸，其他三座名窑(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锏窑)的产品也要从运河运往杭州，转至明州、广州港运往海外各地。由于瓷器是易碎之物，用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运安全便利，因此，大运河为中国瓷器由产地直接装船运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及非洲、欧洲提供了最为便捷可靠的条件。正如宋代诗人梅圣俞在诗中所言：“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间牛驴骡，定应无完皮。”形象恰当地说明了运河为当时交通所提供的方便条件。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大运河作保障，大宗易碎瓷器靠当时车载牛拉的落后交通工具，从陆路运输销往海外简直是不可能的。 当时由海外来宋朝的使臣商人以大食和高丽人为最多。大臣一次贡奉最多达2.11万两、象牙60株、香药3000多斤。而北宋回赐有时竟达钱8.1万多缗、银5．2万两。这些外国使臣就用宋朝所赐的大量银两在京师开封或其途经之地，购买王室贵族或本国所需之物，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满载而归。大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明州、真州等地都是他们聚集交易之所。宋朝政府也鼓励各地商人到使臣驻地进行交易，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条件。当时与宋朝进行商贸交往的国家多达50多个，为此，政府在开封设立榷易署，把国内各地货物增价卖给外国商人，最高额曾达到50多万贯。同时，政府还允许中国商人将一部分南海舶来的香料、珠宝、象牙转卖给外国商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民间商贾还在汴京大量收购香料，在运河装船南下至浙东运河出海，长途贩运至日本，随船还带去中国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他们在日本换回砂金、硫黄、水银、绢布、扇子、刀剑等，将满船日货沿运河载人汴京市场出售。当时汴京的相国寺一带就是繁华的交易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刀剑、绘画扇、屏风等。 高丽国是与宋朝交往最密切的国家，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双方贡赐数额巨大，不可胜数。这种对外交往中的贡赐，在古代社会里，其实质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的贸易行为。高丽人善于舟楫，多数客商带着满船辎重由“二浙溯汴至都下”。宋代运河与海路相连，为宋与高丽的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高丽将良马、金银、铜器运人中国，换回大量的瓷器、茶叶、漆器。由于双方贸易频繁，宋朝政府在浙东运河沿岸的明州(宁波)设立“来运司”专门负责与高丽的往来贸易业务，并配备巨舰二艘、小船百余只供高丽商人使用。又在明州设立高丽行馆，为高丽商人提供食宿之便。 大运河不仅为中外经济往来架起了桥梁，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高丽政府每次遣使到宋朝都要搜求大量的书籍，宋朝政府也多次向高丽赠予大量的经卷典籍。这些书籍由开封借助运河运往明州出海。 宋代造纸业、雕版、活字印刷技术发展很快，刻书业也很发达，为适应海外客商使臣的需求，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当时开封、杭州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民间商人常私刻中国经籍，由运河运往高丽出售。此事曾受到宋朝政府的关注，当时苏轼称：“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翰，印板即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许多书籍流人高丽，对朝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 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两国间佛教徒经常性的互访。宋太宗时日僧成算等乘宋商船渡海入宋，参拜天台山后入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宋都汴京，晋谒宋太宗后又入汴北上五台西巡龙门，再转回汴京。宋太宗礼遇甚厚，赐予宋版《大藏经》及许多中国典籍。4年后日僧又西渡入宋，由汴河南下台州后乘宋商船返国。数年后寂昭、元灯诸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亦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 南宋时期由于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女真人占据，南宋政权控制下的运河仅剩下淮河以南河段。由于临安(杭州)“左江右湖，河运通流，舟船最便”。这段运河仍充分地发挥着它的作用，维系着首都与海港的交通运输，“使余杭四明、通藩五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南宋政府亦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疏浚运河河道，维护堤岸，使这段河道保持畅通。当时由于运河通航条件良好，南方相对稳定，外商入南宋人数逐年增加，运河沿线市井繁荣、交易活跃。当时明州“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百货凑集”。四方商舶停满三江口。到12世纪末由于日本实行奖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西亚一带许多国家的客商也有许多由南海直航明州登岸。为方便海外客商，明州城出现多处“波斯馆”、“清真寺”。越州(绍兴)随着运河交通的发展也逐渐繁盛起来。当时越州城内栋宇栉此，舟车穿梭，一些宗教寺观竟演变成市场。当时的开元寺(今第二人民医院)，“有数十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山积云委，眩耀人目；书法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两宋期间，无论北宋定都开封，还是南宋节节南撤，直到偏安杭州一隅，都始终不肯远离运河一步，可见运河在古代社会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唐宋时期高超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艺术、建筑技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经济的交往给唐宋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日益扩大，科技水平日益提高。尤其是当亚洲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沟通西方的丝绸之路逐渐阻断衰落后，海上运输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和政治联系的主要渠道时，运河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如果从这个角度评价京抗大运河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就会更加深切地感到大运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乃至现代文明世界的形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宋元时期京杭运河的作用 陆游长篇散文《入蜀记》感慨道：“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耳。汴与此渠，皆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岂亦有数邪？”可见，大运河对宋代的影响多么巨大。元代全线通航的大运河除对当时的统治集团提供便利外，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为明清运河的畅通以至现代大运河的水运条件奠定了基础，并且为北京大都城地位的逐步确立增加了一个重要前提。 政治
北宋王朝把国都建在大运河中段的汴州城(即汴京，今河南开封)。由于京杭运河的存在，几十万大军粮秣军需和庞大的政府日常开支变得有所保证；而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统治者通过重新修建，将北京与江淮运河连接起来，把大量的物资运往北方，才得以为它的统治提供条件。南北的联系，也让国家的统一维持得更久。 经济
大运河开通，航运得以发展，商业逐渐繁荣，运河沿岸逐渐形成名城苏州和杭州，造船工业基地镇江和无锡，对外贸易港口扬州等重要城市。尤其是扬州，已经成为南北交通枢纽，藉漕运之利，富甲江南，为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而当时的杭州“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经营范围也极为广泛，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到珠宝金石无所不有。可以说古城杭州因运河而兴、得运河而盛。当时城中最著名的107家店铺皆“夹河而设”，大多分布于城内运河的两岸，充分反映出杭州的商业发展与大运河的依赖关系。元朝初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游历过杭州城，他称杭州是“天城”，说杭州城“河水经许多大大小小的河道，流入全城的每一个地方”，“城内交通发达，水陆俱备”，“在距运河较近的岸上建有容量较大的石砌的仓库，供从印度和其他东方来的商人储存货物及财产之用”。马可·波罗笔下的运河和杭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运河与杭州之间关系的真实画面。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栩栩如生的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日常社会生活与习俗风情，体现了宋都汴京的“富丽甲天下”。而汴京的繁荣无疑也得益于京杭运河的开通。由此看出宋朝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京杭大运河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域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无疑成为了中国的经济灵魂。 文化
大运河的开凿，其本身就反映了人类在当时与自然相互较量中的最高文明水平。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好辛劳。同时 “大运河诗词文化”，是历史文化约定俗成的说法，属于大运河文学与大运河文化的高级层次。指大运河孕育了“唐诗宋词文明”（唐诗宋词，为核心代表，同时涵盖其他历史朝代）。大运河，因是人工开凿的河流，人文因素比重大，运河就成为带有文学生命的河流，带有艺术基因的河流。例如公元1170年5月至10月间，陆游从山阴赴任夔州通判，由运河入长江，历时160多天，一路就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旅游散文《入蜀记》。《入蜀记》把这160多天的水上行程写成了一段光照千秋的诗人之旅、文化之旅、华彩之旅，从此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散文风格。水流滔滔的千年古运河，能使烦愁顿消、躁热全无。让人只觉得“凉爽如秋”、“月如昼，极凉。”于是，诗人的情趣、诗人的眼光就变成一篇篇锦绣文章，随小舟驶过，在江南洒下点点鳞光、一路浮金跃银了。 元朝改造后的大运河将南北得以贯通，为元后的统一繁荣的文化奠定了基础中国文学史专家对此早就有定论：明清的九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无不是以运河的贯通繁荣为基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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