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章迪思
在日前举行的浦江创新论坛上，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发表了演讲。论坛间隙，他就“李约瑟难题”，以及中国的创新机制体制瓶颈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李约瑟是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许多中国人知道他，是因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水平相当长时间内领先于欧洲，但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中国；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许多典籍被毁灭，却反而成为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发源地。对此，古克礼说，李约瑟先生是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的，但在随后50余年时间里并没有形成系统性观点，各国科学史专家对此也有不同论述。古克礼认为，欧洲的科学技术能在近现代赶超中国，关键在于有成熟的工商业体系，出现了大量城市手工业者和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做生意，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要求助于技术和产品的持续更新。这种来自市场的需求，反过来又促使基础科学领域不断突破。相反，在古代中国传统价值观中，聪明人是要去做官的，即“学而优则仕”，追逐利润的商贾是被鄙视的。这样也许就失去了探索、创新的原动力。
古克礼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同 “以企业为创新主体”，这是好事，不过有些地方还需要在思路和方法上略作调整。“这次浦江创新论坛上有两个报告对比非常强烈，让我印象深刻。”古克礼说，一个是中国某地方政府官员的发言，他介绍了许多规划、许多项目，愿意为帮助企业创新加大财政投入。另一个是美国的市长，他介绍的主要就是建立一个园区，培养宽松自由的环境，让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企业留在那里。由此，古克礼担心，中国有些地方的政府，是不是做得太多了？那样的话，企业的主动性可能反而被削弱了，“关键还是要让政府和企业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目前，在世界财富500强榜单上，也开始出现中国企业的名字。对此古克礼认为，中国有些大企业的销售业绩可以直追日本、韩国的著名企业，但如果比较其利润，会发现中国企业远远少于日韩企业。原因很简单，他们要么不愿意在科学研究和试验上多花钱，要么钱花得不到位。没有研究，就没有新发现，产品的附加值也无从谈起。
关于创新体系建设，古克礼提出了一些“通用原则”，即关键问题是，谁来进行科学项目中的资源分配。如果科学家能获得更多决定权，那么在此环境中就更易萌生创新和创意。他认为，科学创新是一种渐进演进的过程，它可以是一种线性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但不应该被任何外来的东西过度“引导”，应该让科学家和企业在各种可能性的尝试之间逐渐摸索。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相信就能看到可喜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