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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丹尼尔·贝尔“后工业时代”的误读
丰田汽车召回事件，最新的消息说是
“迫于”美国政府压力的行动，又有报道称美国将采取“民事惩罚”措施，美运输部直批丰田“反应迟缓”。近日，又有丰田门下普锐斯品牌爆出“脚踏门”缺陷，
加入到不断延长的“缺陷车”行列……一时间，“丰田召回事件”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夺得世界汽车王者桂冠的丰田，似乎正在以“召回天王”的身份体验着前所未
有的痛苦煎熬。
堪称现代汽车制造、乃至现代制造业典范的“丰田生产模式”，缘何一夜之间遭遇如此冷酷的现实，这里自然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有太多的事实期待查证，还有太多的课题值得研究。
了解丹尼尔·贝尔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个人提出了美国1956年“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著名论断。他是在一本著名的书《后工业时代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1973年）中，提出这一观点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观点的睿智和闪光之处，其实要等到该书出版后至少20年，才被美国人“重新想起”，就像他们“重新发现戴明”一样。也正是这一点，在丰田工厂津津乐道于“精益制造”模式的同时，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和误读。下面讲点历史。
第一份报告，提出“精益制造”
1980年时，美国NBC电视台播放了一个称为“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的节目，对日本汽车全面打入美国市场，且在制造工艺水平、质量控制方面，显然已经获得了强大的竞争力发出了惊呼。
令美国企业界和大众瞠目结舌的事实是，出现在这个电视节目中的核心人物，竟然是“转动日本质量飞轮的人——戴明博士”，这一年，戴明博士已经80高龄了。
丹尼尔贝尔出版他当时并不著名的书
《后工业时代来临》之际，美国汽车工业其实正遭受中东石油战争、能源暴涨、以及日本大举进军底特律带来的后遗症：过分关注所谓制造连两端的“知识型经
济”，令美国汽车制造业工艺落后、管理僵化、质量下降、成本居高不下、竞争力大幅削弱。
1985年，麻省理工学院筹资500
万美元，纠集丹尼尔·鲁斯为首的53位学者，发起了一个叫做IMVP的《国际汽车计划》，认真研究“为什么日本能，我们不能”。1986年，麻省理工学院
发表了第一份系统的研究报告《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除了继续在世界市场参与制造业竞争外，别无选择”。
这是一项历时10年、遍访14个国家的90个汽车装配厂的超大规模研究。1990年出版了正式的成果报告，《改变世界的机器》。在这个报告里，鲁斯把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定义为“精益制造（Lean
Production）”。
“精益制造”的核心理念，的确是丰田工厂从60、70年代总结提炼出来的一整套日本特色的制造模式：全面质量管理（TQC）、团队协作、看板管理（KanBan）、消灭库存、零缺陷、紧密的供货商体系、恰时管理（Just
In Time）等等。
这份报告在1996年进一步表达为《精益思想》。
第二份报告，倡导“敏捷制造”
在言必称“精益”，高度注重质量的
80、90年代，虽然美国制造业也尝试提出自己独立的方法，如“六西格玛”（摩托罗拉，1986；通用电气，1995），以及鲍德里奇质量奖
（1983），虽然美国的制造业振兴计划，让美国人重新夺回了竞争优势，但缺乏更加适合美国文化的、独立的制造思想一直是美国制造业的“心头之痛”。
与“国际汽车计划”前后脚，美国里海
大学艾柯卡研究也在致力于“制造思想”的研究。1991年，他们提出了“敏捷制造（AgileMAnufacturing）”的概念，并迅速得到了政府、
工业界和学术团体的积极支持。1992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投资500
万美元组建了敏捷制造企业协会（AMEF）。1997年，在国防部、能源部、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等资助下，美国开始制订《下一代制造业—行动框架》，为
21世纪的制造业发展勾画了蓝图。
简略地说，“敏捷制造”的核心思想就是“竞合（Co-opetiion）”
，即“协作式竞争”（顺便说，这一观念迄今在国内制造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以关注质量、关怀客户、提升服务为宗旨的制造哲学，都没有超越企业边界，都是以企业自身的独立存在为衡量标尺的。
然而，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制造过程早已跨越有形的企业边界，延展到供应链、服务链的各个细枝末节——更重要的是，它要求这些环节之间绝非传统的竞争关系，也不是日本企业联合体的“紧凑联盟”式的伙伴关系，而是更富有活力的灵活组织和虚拟企业。
衡量竞合组织效能的关键指标，就是“敏捷性”，即对客户的需求快速响应能力、制造流程的快速重组能力、市场风险的快速应对能力、信息与知识在工艺过程、制造过程、服务过程中的快速传递能力。
一点反思：误读丹尼尔·贝尔的后果
还是回到丹尼尔·贝尔，回到这本
《后工业时代来临》的著作。在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早年访问丹尼尔·贝尔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后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
Society）”对贝尔 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误读，就是将信息社会解读为工业社会“之后”，贝尔 不同意这种说法。
按照贝尔的“中轴原理”，他把工业社会划分为“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
“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这是后工业社会在经济方面的特征”，贝尔指出：“按照这个标准，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
在后工业时代，传统工业远没有“退缩
到不重要的地步”，而是需要在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强调资源整合与信息分享、转向个性化生产与大规模定制、倡导协同作业。后工业时代需要在工业组织的组
织形态、管理思想、业务流程等方面展开深刻的变革——但是，绝不是抛弃工业时代，更不是替代工业时代（“替代论”是对信息社会最大的误读，令传统工业饱受
各种话语的“摧残”，呵呵）。
其实，应当重视的是丹尼尔·贝尔的“中轴理论”，即认为“知识”处于这三个工业时代分期的“核心地位”的论断。
贝尔指出，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
产商品，而“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虽然知识对任何时代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贝尔的独到之处
在于，他细致分辨了理论思想与经验知识在“后工业时代”所占比例的变化。即，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积累过程和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洗礼之后，特别在抽象的符号
知识已经日益形成有机的“版图”、“路线图”之后，理论知识的“先导价值”将日益凸显，透过理论知识的创新，将不是停留在经验数据的精确度、重复度上面，
不是停留在应对“确定性万无一失”的高级工匠的技艺方面，而是应对“不确定下结构演化”的驾驭与创新方面。
在谈到“中轴原理”时，贝尔给出了明
确的定义：“一个领域的发展日益有赖于理论工作的优先发展，它汇集整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为经验验证指出了方向，实际上，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
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合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
联系到丰田召回事件，我想说的是：精
益求精本身并没有过错，也正是丰田的精益制造思想和模式，使得丰田创造了汽车制造的历史奇迹。但是，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大环境，以及日益复杂多变的企业协
同体系，使得过去那种指望“技术标准”、“过程管控”、“质量方针”式的“眼睛向内”的制造模式，日益暴露出它的软肋和不适。
这种软肋和不适，集中体现在精益制造
模式，说到底是典型的“金字塔”官僚工厂体系。丰田家族早年在工厂里依赖家族荣誉感、责任心维系的“质量就是生命”的价值观，在这个充满齿轮、指挥链条、
生产计划、工艺数据的工业官僚面前，丧失了起码的“敏感度”和“快速反应能力”。甚至在某种条件下，“遵循规范”、“按图纸生产”变相成为责任推诿的最佳
借口。
用数目字管理是不错的，但靠数目字管理就有问题了。精益与敏捷并非水火不容，但要取得必要的平衡，的确需要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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