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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当下谈“三国”，并非“专家出身“的易中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个中原因，不仅仅因为“易中天《品三国》”的社会影响，而且还涉及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有人提出学术走向大众导致学术庸俗化，也有人认为学术应该放下架子与大众结合才能获得生命力。
基于“刻意回避也不是一种学术正直”的共识，我们由“学术和大众”的话题渐渐切入“易中天品评”——尽管谈话期间，沈伯俊先生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逊谢不敏。
新民周刊：现在一个争议热点是：“学术走向大众导致学术庸俗化”，以及“学术只有放下架子才能获得新生”。另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专家学者讲不了文学名著”，您对此怎么看？
沈伯俊：我认为学术走向大众，并不必然地“庸俗化”，关键看你怎么做。罗贯中让严肃枯燥的史籍《三国志》变成了《三国演义》，走向了大众，庸俗化了吗？元白的诗老妪都能懂，他们庸俗了吗？上世纪80年 代以来，我多次给学生作报告，在成都武侯祠给一般游客开讲座，还多次给不同层次的老年大学讲《三国》，也给解放军干部讲过，有时候听众是普通的下岗或退休 工人，照样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学术走向大众本身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两点：第一，走向大众是为了更好的普及学术，而不是扭曲学术、牺牲学术。第二点，普及的目的是为了让大众更好的了解学术，关心、支持学术，增加对学术的亲近感，鼓励大众更好地去读书，让他们对学术产生好感。
新民周刊：您是怎么做的？
沈伯俊：比如说讲“三国”，可以讲得很生动，我自信我也做到了这一点。“生动”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取向。一种是仅仅取悦于大众，让人家听了觉得有趣、好笑，哈 哈一乐。结果呢，听了以后就不想再看原著，这事实上是对经典、对民族文化根基的一种伤害；反过来，另一种生动的讲解是使大众了解经典好在何处、妙在哪里，从而更有兴趣去阅读经典，去吸收传统文化。我认为后一种才达到了普及的目的。不要说到普及就忘记了学术本身，也忘记了普及的目的。不要只看到媒体的强大，好，都去加入一份。
新民周刊：若有所指？您觉得易中天先生属于哪一种？
沈伯俊：我历来以宽厚待人，属于“温和派”；去年与易中天先生见过两次，有过简短交谈，本不想陷入争议旋涡。但您“苦苦相逼”，我若再缄口，反倒有刻意回避之嫌了。
自2006年初易中天先生开始在央视品《三国》以来，经常有师友、学生和《三国》爱好者征索我的评价。2006年国庆期间，我到济南开会，遇见“新浪网” 的一位编辑，他一再动员我开博客，就是想让我与易先生PK。我只想自己踏踏实实地研究，以自己的风格评说《三国》，不愿搞什么PK，婉言谢绝了。此后，仍 不断有人询问动员，简直势不可挡……
首先，我觉得易中天先生的成功是不容否定的，他是严肃的，为品《三国》做了认真准备；其次，他的表达是生动的，最大的成功是以“杂家”的功夫，视野开阔地切入《三国》。相比而言，我看过他的一些文章，认为他的文章更有深度，高于口头表达能力。
最后，他善于掌握受众心理，语言比较新鲜生动，因而产生了良好的接受效果。
但是，他的缺陷也不容否认——
一， 他的历史观很有问题，过分推崇、强化权谋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点如不注意，危害很大，对青少年尤其如此。我上面说过，和“道”相比，“术”是层次较低的东 西，“阴术”伤人，自古上不得台面，为什么呢？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 子·告子上》)， 就算是阴谋害人，“施术者”的内心最深处其实也有忌讳，知道有违天仁。现在倒好，居然有人赞许“坦然地使坏”，孰知“坦然地做坏事”其实比“隐蔽地做坏 事”更能证明良知泯灭之彻底！考虑到“示范效应”，考虑到社会风气，我深感忧虑。我想，我们的道德水准无论如何不应该低于罗贯中的时代罢。
二， 易先生的思想方法不无偏激之处，常常故意与传统的公认的观点唱反调，而缺乏对古人的“同情和理解”，一些提法轻率而片面，对曹操、诸葛亮的评价尤为突出。 贬曹操的人多，他就为曹操多说几句好话；褒诸葛亮的人多，他就拿诸葛亮开涮，甚至把诸葛亮逐出“一流军事家”的行列。连他的同学，武汉大学教授程亚林都撰 文《品得不公》，批评他“为维护曹操形象，已陷入思路混乱、立场不明的困境；为曹操‘真小人’的表现大唱赞歌，更叫人惊诧莫名，恐怖满怀。”
说到曹操，很容易想到曾经一度流行，至今仍不时有人提到的“为曹操翻案”的口号。其实，从历史学的角度审视，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其一，历史上对曹操的评 价，并非一团漆黑，一概骂倒，从西晋到晚清的一千六百余年，对曹操一直是有褒有贬(褒贬的轻重比例时有变化)，并未盖棺定论。既未定“案”，又怎么谈得上 “翻案”？其二，历史上诸家对曹操的贬斥和批评，大多堪称“基本属实”，并未使他“蒙受不白之冤”，这个“案”又怎么能“翻”呢？
从文学艺术的视角来看，《三国演义》塑造的曹操形象，写出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丰满生动，真实可信，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这一形象，早已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更是谈不上“翻案”的。
当今一些人对曹操颇有好感，称道其“坦率”。诚然，曹操有他“坦率”的一面，如公开宣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确是事实。然而， 曹操不坦率不老实、忌才害贤的一面更多。我们决不能因为他的偶尔“坦率”而抹去他的邪恶和残暴——鲁迅先生在其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 经写道：“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后面又说：“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 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 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眼泪以示懊悔……火烧赤壁前夕他横槊赋诗，扬州刺史刘馥仅仅说了一句他认为是“败兴”的 话，便被他一槊刺死，全不顾刘馥乃是方面大员，功绩显著(第48回，此事属虚构)；为封魏公而逼死头号谋士荀彧，竟将其多年主持日常政务、尽心辅佐的赫赫 功勋一笔勾销(第61回)；以惑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也忘了其忠心追随之力(第72回)…… 杀了刘馥，他“懊恨不已”，下令“以三公厚礼葬之”；逼死荀彧，他又是“甚懊悔，命厚葬之”；杀了杨修，他又“将修尸收回厚葬”……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 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 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请问，这能算“坦率”吗？今人与曹操相距将近一千八百年，不会有无辜被杀的威胁和含冤莫白的痛苦，可以轻飘飘地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有谁愿意被曹操冤枉杀害，再得一具好棺材？有谁愿意选择他做顶头上司，或者与他毫无顾忌地交朋友呢？
三，易先生的专业功底不够，存在一些“硬伤”和对史料的误读。我的朋友盛巽昌所著的《〈品三国〉补正》仅在《品三国》上册，就找出48处“硬伤”，例如把 “高览”列为“张郃”的部下(《品三国》上册第90页)，又说“曹操虽然抢走了关羽的老婆，却也被人抢走了‘空城计’的发明权”。(第222页)等等， “硬伤”一多，你又以“良史”自许而非“戏说”，大家较真地信你，误传就厉害了。不过，我认为“硬伤”的有无和多少并非问题的关键。
总之，我是愿意和易先生以朋友的方式友好地切磋商榷的，只是就学术而言发表不同见解，绝无伤害他的意图，希望他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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