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 大云山汉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二
暗花纹铜戈 汉代
铜戈尖锋，长胡三穿，内上装籥。籥顶铸一鸟，作回首状。清理时器身外表漆鞘保存较好，鞘饰云气纹。器身通体饰暗花纹，极其罕见。在铜戈籥顶装饰回首鸟的做法在西汉时比较流行，由于造型别致、装饰考究，这件铜戈及可能是礼兵器。
值得关注的是，暗花纹技术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独有的兵器装饰技术，一般认为秦以后即失传。而本次集中出土了一批暗花纹兵器表明，暗花纹装饰工艺在西汉早中期仍有所发展。
暗花纹铜戈共出土2件，出土于一号墓墓室前室中。
玉戈 汉代
尖锋，短援，长胡三穿，内上装籥。籥顶铸一鸟，作回首状，通体鎏金。主体饰浅浮雕勾连云纹。戈为攻击性兵器，一般均以铜、铁等金属材料制成。以玉制作兵戈作为非实用的礼器在商周较多件，但造型纹饰相对简单。进入汉代，玉戈极其罕见，仅在曲阜鲁王墓、永城梁王墓、狮子山楚王墓各出土一件。大云山所出两件玉戈，当属玉礼兵器，可能为江都王祭祀或出行仪仗用具。
玉戈共出土2件，出土于一号墓墓室前室中。
大云山1号墓、2号墓中均发现黄肠题凑、金缕玉衣和玉棺（也称玉匣)，这是汉代最高级别的墓葬。到 黄肠题凑目前为止，全国发现的黄肠题凑墓仅14座(在江苏，这是继扬州天山汉墓之后第二次发现黄肠题凑)，全国发现的金缕玉衣仅8套，全国发现的玉棺仅2具。这些汉代大墓的墓主皆为西汉诸侯王或王后，因此，大云山1号墓、2号墓的主人必定是西汉早期地位十分显赫的人物。
大云山1号墓是一处汉代大型竖穴岩坑木椁墓，墓室南北长35米、东西宽26米。墓室位于一个深塘之中，当地称为龙塘，南北双斜坡墓道，南墓道长40米、宽8-21米，北墓道被开山采石破坏，残长30米、宽12-16米。东汉和唐宋时期这里多次被盗挖过，盗墓贼盗走部分财宝后还曾放火焚烧棺木。尽管如此，墓室内依然可见金丝楠木整齐地码砌在棺室外围，能看出每根金丝楠木直径都在30厘米左右。这种在墓葬中椁室周围用贵重木材堆垒的框壁结构就是著名的“黄肠题凑”。1号墓棺木是梓木材质，墓中发现了“金缕玉衣”和“玉棺”。“玉衣”也称“玉匣”，是汉代高规格的殓服，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是穿戴者高贵身份的象征。其中以黄金丝线连结方形玉片的称为“金缕玉衣”，用银线、铜线 金缕玉衣编织玉片的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一套“金缕玉衣”要用两千多玉片和相当数量的黄金，而且每块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经过严密设计和精细加工，因此造价十分昂贵，通常是帝王的专用品。玉棺，即在木制棺木上镶贴玉片之棺。1号墓的外藏椁用的是枞木，这里幸存了大量文物，分藏在“两层楼”中：上层是装满兵器的马车，下层是钟鼎等生活器具。随葬兵器分为实用器和明器两种。明器较小，只有实用器真实大小的几分之一。实用兵器大多精美，种类有戟、矛、剑、铍、锥、弩机、箭镞、铁铤、铠甲等。墓中还出土了编钟、编磬、镈、铜鼎、鎏金龙首铜乐器架、错金银嵌玉石玛瑙铜镇、铜甑、铜虎、酒筒、钱柜、铜俳优俑、铜祖、铜镜、带钩、纯银伞柄、金缨络、红黄绿等各色宝石、环柄包金铁刀、铜灯、各种精美玉器、陶耳杯、陶壶……真可谓金、银、铜、铁、陶、玉、漆木器各种器具一应俱全，礼器、乐器、兵器、生活器具应有尽有，几乎把生前奢华精致的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地下宫殿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箭箙中有300支箭，而箭镞的品种竟有15种，几乎涵盖了当时远程射击和近程射击的所有箭镞品种，墓主人对兵器的钟爱和专业显而易见。2号墓与1号并列、相隔13米，墓中也发现了黄肠题凑、金缕玉衣和玉棺，墓主可能是1号墓墓主的夫人。7号坑位于陵园内东南区域，是未盗掘的 玉棺细部一座大型竖穴岩墓，南北长26米，东西最宽处达18米，坑内木椁保存基本完好，南北长约15米，可能是1号墓主的晚辈。此外，位于陵园北墙与西墙外的3号坑、6号坑内还出土了大量明器类铁戟、铁剑、铜弩机、箭镞、箭箙、盾牌等各类兵器。 而其中出土的一件铜铍更令人称奇。据介绍，铍是一种两面带刃，形状似剑，装有长柄的长兵器，通常由铍首、木柲和铜镦三部分组成，属于步兵类武器。铍在作战时主要用于直刺和砍杀，盛行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消失。大云山汉墓发现的铜铍其带刃的前端类似短剑，长约30厘米。虽然距今至少已有2100年，但黑色的铍身仍泛出幽暗的光芒，其铍尖和锋刃似乎并没有缺损。另外铍身上的暗花纹，更是令人啧啧称叹。这些黑色卷云纹虽然清晰可见，但手摸上去却很光滑，丝毫感觉不到纹路的存在。
考古专家介绍说，这叫暗花纹，是极少数精致的剑、戈、矛上所饰的菱形、米字形及火焰状几何装饰，只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所出的兵器之上，是吴越青铜兵器铸造中特有的绝技。暗花纹技术早已失传，再加上发现量极少，目前技术上对暗花纹尚无法完全复制，这些花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如今已成谜。
大云山汉墓考古末期，出土了“江都”字样的封泥和印章，因此考古专家断定，大云出土汉墓的主人就是江都王刘非。
鎏金铜矛 汉代
矛前锋弧尖，矛身起脊，宽叶，截面呈扁菱形，中部开有血槽四条，骹呈圆筒形。矛体通体鎏金，气势非凡。
鎏金铜矛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内，伴出大量兵器。从其造型与工艺看，此件铜矛极可能是礼兵器。
嵌宝石伞柄（车马器） 汉代
车马陪葬是古代丧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于商代，并逐渐盛行。汉代，用真车马陪葬现象较为少见，仅见于诸侯王级别的墓葬中。大云山汉墓的车马陪葬主要包括一号墓回廊内车马明器和陵园内车马陪葬坑两个部分。
一号墓回廊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共放置模型车二十余辆，从车厢内放置的大量铁剑、铁刀、铁戟、弩机、箭镞、弹丸等兵器可以看出车的性质主要是战车。而东回廊上层中部大量明器编钟、编磬及12件铜虎帐座与车的一起出土，从实物上反映出西汉高等级贵族的车马出行制度。所出车中，以东回廊上层南部所出的车最为精致，伞柄与盖弓帽为银制，均刻有纹饰并镶嵌大量宝石，制作极其精美。
车马坑K2坑内木椁内推测共有四辆实用马车，目前已发掘出马车2辆。虽然车构件木质大多腐朽，但表层漆皮保存极好，颜色鲜艳。从清理出来的车轮、车伞、辕、衡、轭等车构件来看，马车制作极其考究。尤其是车轮纹饰精美、工艺复杂，可与文献记载中仅限于诸侯王使用的“朱斑轮”相对应。
车马坑K7处于陵园东南角。木椁置于岩坑中部，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通过对椁室盖板的局部揭露，采用保护性发掘手段共清理出马车4辆，初步推测，整个木椁内共放置马车50余辆。从清理出的大量铁戟、铁剑等兵器来看，木椁内的马车应为战车，联系椁室中部清理出的木俑，整个K7战车与木俑的排列极可能汉代军阵制度有关。
铜弩机 汉代
裂瓣纹银盆 汉代
由于此类银器完全由锤揲制成，与古代中国传统的金属铸造方法迥异。加之同类器物在西亚地区出土较多，一般认为这类锤揲纹银器为古代伊朗高原的艺术品。
裂瓣纹银盒 汉代
玉璜 汉代
玉龙残件 汉代
鸡心佩 汉代
鸡心佩，是韘形佩的俗称。韘形佩是从玉韘演变而来,多作椭圆形，上端出尖，中有一圆孔，近似于盾牌或鸡心的形状。器体较扁薄，下面微鼓，背面略凹，两侧常透雕有龙、凤、螭等装饰，是汉代特有的并常见的一种佩饰。
研究表明，韘形玉佩不属于组玉佩的组成部分，而是单独佩戴的佩玉，男女皆可佩戴。韘形佩经过战国以来数百年的发展，至西汉时到达鼎盛。
本件展品出土于一号墓前室，由和田白玉雕琢而成，略有残缺。鸡心两侧各雕龙纹和凤纹，为西汉早中期典型样式。
玉衣残片 汉代
玉衣为汉代皇帝和贵族死后所用殓服。由于墓主人身份等级不同，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之分，即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由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起来的，这三种玉衣在考古工作中都有发现。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幕”“缀玉衣服”，到三国时曹丕下诏禁用玉衣，共流行了四百余年。
其中，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 只有皇帝、诸侯王及极少数近臣使用，其他贵族则使用银、铜线缀编成的“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玉衣二十余件，但金缕玉衣到目前为止只发现八件。
大云山二号墓的金缕玉衣较一号墓保存更为齐整。发掘表明，部分玉衣片上的金丝保存完好，甚至连金丝如何打结将玉片联在一起的细部都有保存，清理过程中，尚有部分2至3片金丝相连的玉衣片整体出土。
人面玉带钩 汉代 国内首次出土
玉带钩 汉代
兽面纹玉带钩
玉圭 汉代
双面印章 汉代
此次一号大墓出土了一枚小指甲盖般大小的双面印章。“这是一枚铜印，四方形，很薄，双面都为阴刻，一面是‘信印’二字，另一面为‘诚信’两字。”这是目前盱眙汉墓考古首次发现的印章。
错金犀牛与训犀俑 汉代 国内首次出土
在一号墓出土铜器中，鎏金铜象、鎏金铜犀牛与驯象奴、驯犀奴均为国内首次发现。对犀牛进行形态学初步研究表明，此种犀牛为亚洲犀牛苏门答腊种。显然，现产于东南亚的犀牛必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汉王朝，并成为了汉代工匠精细制作的工艺品对象。如此，深度发掘犀牛在两地之间的传播对研究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鎏金铜象和训象俑 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