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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金鹏 西南联合大学，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时代符号。 它不但跟二十世纪众多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紧密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当今天的人们开始反思千疮百孔的教育时，它总是代表着一种榜样闪亮登场。仅就教授治校和人才辈出两项，就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 启蒙终结之后的迷茫，促使思想界和学术界重新关注联大时代所塑造出来的范式。在社会领域，以寻找生存性智慧和对外来文化本土化解释为主的中国社会转型，正尝试着将转型的开端追溯到二十世纪之交（甚至更长远），以便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轴上考虑当前中国的巨变。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有幸通过阅读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先生的学说和传述，以铺开一幅中国转型时期思想和思想家的卷轴。今秋十月长假，鄙人有幸造访春城，瞻仰前辈学人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屋舍楼岩，亦有望为记忆添墨着色。 联大的旧址坐落在昆明西北角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春城的秋天，凄凉的黄色，盛开的红色和长青的绿色在同一时间汇合。那里天气多变，时而雨，时而艳阳。在一个秋天的午后，细雨冲刷过整个城市，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一切看上去就像郎世宁笔下的画作。 云南师范大学，原初是1938年创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1946年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多半个世纪之后，这所学校最终蜕变为一所非常普通的地方二本学校。与云师大只有一条路之隔的云南大学，静静地躺着的会泽院，同样引人关注。1935年，蒋介石驻节云南大学会泽院，把这所云南最高学府当成了他的行辕。在当时的昆明，云大的会泽院算得上十分气派的建筑，它紧靠翠湖边，风景宜人。 但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在昆明人眼里，只不过是遥远年代的外来者寄存下来的一点记忆。如果不是云南师范大学校园正大门东侧墙上朱光亚先生的几个大字“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人们很有可能将这段历史清理干净。 大步踏入云师大校园，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联大路。两旁伫立着的，是数个纪念联大而建成的三角亭子。三角，意味着纪念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曾经在此办学的艰险历程。
顺着联大路，不到两百米处是民主草坪。草坪的正前方立着块牌子，中央竖立着闻一多先生的雕塑。先生的雕像，气度不凡，威力慑人，不免让人回想起先生黑暗年代的可贵人格。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工宿舍门口，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那一天，春城的特务扬言要取先生的项上人头，但先生闻而不惧，仍直身前往预定地点。对这一切他是有准备的，李公仆被杀之后他发表《最后一次的演讲》说：“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拜别先生的雕像，径直奔向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旧址在联达路的右手，紧挨着民主草坪。旧址在一个狭长的园子中。一进门，左右手各有两排浮雕。右侧的浮雕，展示的是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和南开南迁的经历。浮雕的前面，竖立着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伦三位先生的雕像。左侧的浮雕安静地躺在地上，浮雕的设计类似于一本翻开的书，多幅图向来人讲述联大在昆明8年的经历。 再前行，便是联大原来的教室。当年西南联大在昆明购置了100多亩地，建盖了百多间教室和宿舍，均以泥土为墙，茅草为顶，比较简陋。教室的墙壁上挂着当年由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先生撰写的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词调沉重的校歌，简明地表述了西南联大诞生的历史背景，表达了他们应负的时代使命，显现了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决心。 就这在这件小小的教室内，汇集了当年中国最一流的师资，结成了最丰硕的加血成果。后来的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中有171位出自联大，还有7位两弹一星元勋，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均是西南联大的本科毕业生。 再往前走便是，便是园子的尽头，眼前并排着的是人冯友兰教授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四烈士墓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透过《西南联大纪念碑》，浮现的是当年三校联合办学的情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联大的民主制度，不仅仅用于对内的治理，确实也是抵来外干预的堡垒。曾有一次，民国政府为强化对大学教育的控制与管理，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举遭到联大教授们的强烈抵制，又是冯友兰代表校方上书，对教育部的训令一一驳斥，使训令在联大最终无果而终。往后行不远处，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四烈士墓。烈士们静静地躺在这片土地上。眼前，一群大学生在墓前发表演讲，缅怀先烈。 藏在四烈士墓的右侧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纪念馆共两层，收藏了众多当时的物品。在那个战火不断的年代，联大就有多个科目竟都能用上英文教材，这着实令人惊讶。
在纪念馆看到一张校友池际尚（女）先生当年在云南边陲做地质考察的照片，还有袁复礼先生、冯景兰先生、王鸿祯先生、杨起先生和郝治纯（女）先生等的记录。这些先生天资聪颖，敏而好学，我在上大学期间多次听到他们的故事。在中国教育曾经最辉煌的地方看到校友，令人欣喜，但又倍感惭愧。 在纪念馆还看到光绪年间的同乡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正是在南迁的途中，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二十世纪诸多学术和思想成就也都发端于此。吴达元先生翻译剧本《费加罗的婚礼》、吴宓用英文写成《世界文学史大纲》，还有钱穆的《国史大纲》、金岳霖的《知识论》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潘光旦的《自由之路》。那时候陈寅恪先生已经眼睛失明，但为了去那里教学，他辗转进入云贵高原，并在那里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三稿。物理系教员周培源关于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速度脉动方程在湍流理论中的研究问题。
从纪念馆出来，原路返回。在这不足500米长的路上，踏满了大师的足迹，每一步踏下去都有可能跟一位大师的脚步重合。曾经在这里的脚步经过尘世的回响，仍旧铿锵有力。但当尘世的脚步声来到这里，却表现的焦躁不安。这是这一代人的苍白和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探索世界和科学的恐慌。 本文删减后发在2012年第5期《产经报道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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