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耍一把外交———一位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的作者陈伟雄系职业外交官。从非洲小国塞拉利昂到超级大国美国，都曾是他出使的范围。在五光十色的外交舞台上，他既为重要的大腕们跑过龙套，也曾亲自披挂上阵。在本书中，他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披露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台前幕后的诸多轶事。这里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听会听出不少“门道” 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需要具有几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是听会和记录的“功夫”。初来乍到的人不知道深浅，听会记录都是“认认真真”的，生怕有丝毫闪失。但对于在联合国多边领域工作多年的外交官来说，听会却是一门有趣的“学问”。人坐在座位上，时间一长，便可以听出不少“门道”和“味道”来。 听会是讲究窍门的，最通常的听法是掐头去尾。一般发言稿的开头部分无非是客套话，结尾无非是表达美好愿望。听众大可听而忽之，“因公因私”迟到早退一点也影响不大。 最轻松的听法是左耳进、右耳出。在联合国的各个论坛，许多国家的发言只是老生常谈，有些国家对某某问题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对于这类发言，听众可以采取“印象派”方式处理，知道某某国家发过言便行了。 最实惠的听法是一心多用，边听边想自己的事儿。各国在联合国会议厅内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为了尊重别人的发言，也是为了例行公事，许多时候各国代表必须到现场坐会。虽然会议讨论的可能只是“一般性”问题，但如果届时连某某国家的“一般级别”代表都不在场内听会，亦会引起外界“不一般”的猜测。这时，坐会的外交官只要双眼不要发呆，脑袋不要后歪，两手不要托腮，不管你如何异想天开，也不会有人来责怪。 最难言传的听法是听懂说话。每次会议都会有许多代表发言，对于不同语种的发言，还需要通过联合国六种语言的译员转译才能听懂。如果发言简明扼要、层次分明，听后自然容易领会，记录亦会省心不少，事后书面归纳也会快捷迅速。如果发言拖泥带水、含蓄隐晦，听后便会感到不知所云，无从下笔。如果遇到译员偷工减料、丢三落四，会议总结就只好靠“演绎”了。在多边领域的会场内，耳尖手快的行家里手都是通过长年累月的大量会务实践，才修炼成“精”的。 发言要抢“黄金时段” 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预先向会议秘书处报名，也可以在会场内临时举牌或举手发言。如果没有特别的规则，通常是先来后到，挨个排队。如果需要提前“夹塞”，就必须找到一个国家更换发言时段。争取一个好的发言时段是非常重要的。 联合国的会议通常在上午10时或下午3时开始。由于人多事杂，重要的贵宾和打杂的助手往往都难以准时与会，因此，有四个时间段是兵家大忌：上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大多是对“椅”弹琴。午餐前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则会目睹人们纷纷离席就餐。下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势必能同时听到台下许多回声———原来是有人在打饱嗝。晚上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则会是“月亮走，我也走。我送自己到床头”！ 2001年8月，我赴南非德班参加了联合国反对种族歧视大会。当时，10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都报名发言，东道主不得不安排夜会。结果，各国代表团都设法争取白天最好的发言时段。 有一天恰好轮到新加坡代表在夜会上作最后发言。新加坡代表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向下一看，真是目不忍睹：偌大的一个会场内只剩下主席和寥寥几名打着哈欠的工作人员。新加坡代表在发言时，故意改动了发言稿惯用的一句开场白。他讽刺地说道：“尊敬的摄像机镜头，尊敬的桌子们、椅子们，新加坡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向你们致意，感谢你们参加这次重要的夜会！”东道国对此大为尴尬。 我国精心安排时段挫败台湾阴谋 我国政府亦非常重视发言的“黄金时段”。每年，我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上，都设法争取到最佳的时间段和较高的聆听率。每次发言都赢得长时间、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近年来，每届联合国总务委员会都冒出一个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有一些台湾所谓的“邦交国”拿人钱财，替人说项。这些国家的代表不把心思用在正道儿上，却琢磨出一些歪道儿。这些代表每次都设法集中报名发言，企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主导发言内容，在会场内形成一股噪音。这些卑鄙伎俩从来都欺骗不了俺们这些久经考验的外交战士。我们通过正当的手段，将我们一些“全天候”式的“铁哥们儿”国家插将进去，打乱了对方的发言部署。结果，只要有台湾所谓的“邦交国”为台湾张目，就立即遭到下一个我方友好国家代表的严正批驳。每次都是“东风”压倒“西风”，大长了我方正义的威风！ 总之，在安排发言时段时，不能听天由命，只能人定胜天！ 磋商决议进行咬文嚼字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安理会的决议可以带有强制性。因此，安理会各个理事国在草拟决议时，都十分注重行文的措词。在多边领域磋商文件其实是一次多人参与的国际游戏。由于各国代表立场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玩这种游戏时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许多时候，磋商一项巴掌大的声明稿就犹如一场“上甘岭战役”，各方寸土必争，围绕一个小字眼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项决议便是各方妥协的产 物，是由你一言我一语的外交辞令拼凑而成的，不但语法狗屁不通，而且用词怪僻无比，无法破译。我国常驻联合国前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就在一次安理会上干脆将这种决议戏称为“天书”。 有一次，我参加安理会一项决议草案的专家磋商。这项草案是谴责当时某个法语非洲国家的叛军违反《和平协议》，对平民百姓实施了一系列的暴行。大家都希望在其中的一段话中加入强烈要求当事方遵守《和平协议》的内容。 按照中文的习惯，“敦促”（urge）这个严厉措词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我要求使用这个措词。但英国代表却认为，在英语词汇中，使用“callon”（呼吁）比“敦促”更严厉，希望采用“呼吁”的说法。而美国代表则认为，在美式英语中，“demand”（要求）就是一个严厉的措词，用在彼处是最合适不过了。法国和俄罗斯又根据各自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措词。结果，直到日落西山，大家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决定分别连夜请示各自首都，由她们定夺。
(责编：刘金兰 作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