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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正定,千年贔屓衝破迷霧

 相约归渡头 2012-11-13

河北正定,千年贔屓衝破迷霧

  

 

【正定开元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赑屃碑座。



  2000年6月,在正定的府前街一处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尊巨大的赑屃碑座。

  长8.4米,惨宽3.2米,高2.6米,残重就107吨。

  在这个赑屃出土之前,世界上保存最大的石碑,是河北省大名县的《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德政碑》,也称为《五礼记碑》。这座巨碑,原本是唐代何进滔的记功碑,北宋把何进滔的功德记内容磨平,刻上五礼记。所以就称为《五礼记碑》。碑座赑屃高2.2米,重61吨多。碑身高6.45米,宽3.3米,厚1米,重58吨。

  正定出土的这个赑屃,比大名府何进滔的巨碑大得多,碑座赑屃比何进滔赑屃大一倍,是 “天下第一赑屃”。当时轰动全国。此后,陆续发掘出十多件残碑断块。考古工地吸引了全国许多学者专家。这是一通怎样的巨碑,碑的主人是谁?雕刻这么精美的巨大碑刻,为什么会被砸毁深埋于地下呢?

 

  这座巨大的赑屃和这通残碑,除了碑座赑屃保存基本完整之外,碑文中所有涉及的人名,全部刻意被砸毁。就是说,凡是有人名之处,都是砸断处。因此,一个人名都没有,这就为确定碑主人增加了难度。只能从碑刻残留的一些帝王年号、庙号、官职爵位、所记事件,对照相关史料分析,在相关的历史人物中查找可能相关的线索。

  当时发现这通巨碑后,正定县文保所的刘友恒老师、郭玲娣所长,都给學者梁勇(以下為“我”)打电话,希望一起探讨。梁勇应邀进行了实地考察,刘友恒老师把碑文中残留的所有文字给我抄录了一份。學者梁勇开始翻阅唐书、五代史等文献典籍。寻找与真定相关的各类人物的蛛丝马迹。

  首先,这通碑刻,不是立在墓地前的神道碑,而是立在成德军牙城门前的纪功碑。和现存于东侧的李宝臣记功碑属于同类的碑刻。但是,这通碑的形制、体量都远远超过历代帝王将相的纪功碑,显示了碑主人标新立异、目空一切的野心。这是谁留下的东西呢?  首先我想到了会不会是王镕呢。

  这个王镕,我们前面说过,他统治真定,38年,他每天都能看到他牙城门前,第一代节度使李宝臣的记功碑,也知道在大名府,有比李宝臣碑更大的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的功德碑。王镕在真定大兴土木,建造牙城和宫殿,扩建潭园,他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建造这样的巨碑。而且,成德军节度使有为自己刻碑记功的传统。据元代学者纳新记载,成德军牙城正门西侧,原来就有王镕曾祖父王元逵的记功碑。

  王镕会不会也给自己刻碑记功呢?

  而且王镕不得善终,是被牙将杀头,被他干儿子诛灭九族。很有可能,是他干儿子杀了王镕全家之后,把他的记功碑砸毁,埋在地下。所以,我就从巨碑残存的文字中寻找与王镕相关的信息。结果一看,这个巨碑上有“明宗皇帝”的称呼,还有“上在此北京日”字样。明宗是谁?北京在哪里?

  前面我们说过,明宗皇帝就是李嗣源,他是晋王李克用的养子,李存勖当皇帝的时候,他任成德军节度使,住在真定。后来他夺权,当了皇帝,曾以真定府为北京。这说明,这通碑肯定刻在明宗以后。明宗皇帝公元926年到933年在位。

  王镕呢?883-921年在这里当节度使。也就是说,王镕被杀5年之后,才有了明宗皇帝即位。所以,如果是王镕刻得碑的话,不可能有明宗皇帝和“此北京”的字样。

  看来,王镕不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不是他,又是谁呢?

   会不会是卖国贼赵延寿呢。这个人我们上次说过。他是幽州刺史赵德钧的干儿子,后唐明宗的女婿,真定人。是他出卖了平山老乡、后唐末帝李从珂,投降契丹。后来当了辽朝大丞相、南朝总管,改真定为中京,欲谋在真定称帝。
  会不会是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德,在他故乡刻立巨碑呢。而且他也是不得善终,在真定预谋称帝不成,被辽世宗擒获,押到辽都,客死他乡。他的经历,肯定在后唐明宗之后。符合这个碑文的时代。

  但是,仔细分析,碑文上的地名、官职,好像和他都不搭界。而且他在真定想当皇帝,仅仅闹了三五天,就被辽世宗灭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造这么大的巨碑。如此巨大的一座石碑,要建造成功,需要从获鹿选择石灰岩,凿成碑料,然后运回来,磨平,雕刻图案和文字,竖起来,不是一年能完成的。赵延寿他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也可以排除了。

  接下来,就是第三位,这个人叫麻达,在后面我还要讲他在真定的罪孽。他是契丹人,辽世宗委任的中京留后,中京,就是真定。

  他在真定杀人如麻,残暴如兽。无恶不作。会不会是他在这里刻立一通巨碑,标新立异。
  而且因为他残暴。真定军民被迫起义,要杀了他,结果他逃跑了。会不会是爱国军民,为了发泄对他的仇恨,把他的碑砸毁掩埋呢。这个恶棍的经历看来和这通碑刻有关。

  可是,这通残碑的碑文造型没有任何契丹的特色,反而有些辱骂蛮夷“伪庭”的语言。
  因此,这个中京留守麻达也不是这个被的主人。那是谁呢?
  还有一个人,或许有可能。这就是安重荣。安重荣是谁?

  他是后晋石敬瑭时期的成德军节度使。

  安重荣,是山西朔州人,就是朔州煤矿那地方。小名叫铁胡,后唐明宗时他是巡边指挥使。石敬瑭背叛李从珂,安重荣率领着巡边的千余骑兵投奔石敬瑭,跟随石敬瑭灭了李从珂。石敬瑭当上儿皇帝以后,委任他胜州刺史、北面招收指挥使。第二年,任成德军节度使,来到真定。他目睹后梁、后唐、后晋帝王都是由藩镇节度使起家夺取皇位,因此常说“天子也不是天生的,兵强马壮者为之”。他拥兵自重,心怀异志,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当皇帝。

  这个人还有点民族气节,他对石敬瑭卖国当儿皇帝,认贼作父、割地卖国的行为很蔑视,对契丹心怀仇恨,经常大骂途径镇州的契丹人。还把途径真定的契丹使臣拽刺擒作人质,率领骑兵抢掠契丹控制的幽州南境,屯兵博野,公开给契丹叫板。石敬瑭明知安重荣反抗契丹情绪激烈,但因为他是开国元勋,只得一再劝慰,并不断地给他封官晋爵,诏谕安重荣,与契丹修好。

  但这个安重荣,也不是什么良民,他在镇、赵、冀、深等州境内,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网络亲信,成为一方的土皇上。

  941年腊月,安重荣杀了契丹使者,率领马步兵万人,汇集了镇州境内数万饥民,拥兵南下,要推翻石敬瑭的“伪庭”。石敬瑭急忙派大将杜重威出兵镇压。在广宗一战,杜重威大破安重荣的军队。安重荣大败,仅仅带着十多名骑兵突围,逃回真定城,固城坚守。但赶上腊月天寒,守城的将士缺衣少食,先后冻死二万余人。杜重威率军围攻真定一个多月。到了正月,镇州的牙将从东城水碾门引导杜重威的军队进城。我在说唐代真定城格局的时候,提到过这个水碾门。这是真定城郭的一个水门。杜重威从水碾门进城后,残杀守城兵民两万人,并杀了那个牙将的向导,擒杀安重荣。石敬瑭把安重荣的首级涂漆送到契丹,以讨好契丹人。让杜重威出任成德军节度使。

  看看安重荣这个经历,正好与碑主人符合。那么,能否认定埋在地下的这个大赑屃和残碑就是他的记功碑呢。
  看看碑文中的地名、官职,是否能和他对上号。碑文中有“胜州刺史”的官职,正好与安重荣有关。

   “胜州”在哪里?治所内蒙古包头市东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最初设立于隋期。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后,辽朝废这个州。因此,在唐末五代出任胜州刺史的官员很少。而与这一官职有关的成德军统治者,只有安重荣和他爹做过这个官。

  《旧五代史》记载:安重荣的父亲安全,后唐明宗时“胜州刺史、振武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安重荣投靠石敬瑭后,被委任为胜州刺史、北面招收指挥使。巨碑中恰好有 “胜州刺史、依前充西北面……”。与正史的记载完全吻合。

  第二年,安重荣被石敬瑭授成德军节度使、镇深诸州观察处置使。

  碑文中残留 “**军节度使、镇深等州观察处置……”字样,与他的官职也吻合。

  安重荣到真定以后,民族情结得到张扬。对契丹王朝表现出反抗情绪。

  正定巨碑的碑文中有“伪庭失德、群盗挺(埏)起”字样,还有“岂让夷!吾金如粟、而马……”。这口吻就是说:我们镇州金银如粟、马匹强壮,岂能畏惧契丹蛮夷。这种反抗“伪庭”的和抗击契丹之夷的情绪,也完全符合安重荣的身份和他的民族情结。

  还有,安重荣使用铁鞭为武器。在《新五代史》记载:他曾“使人为大铁鞭以献,诳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辄死。”号“铁鞭郎君”。 残碑文中“戟射小技,孰偕勇略,鞍横长槊。”就是夸耀安重荣勇武谋略谁能比?在马鞍上手持长槊,就是铁鞭。这都和安重荣身份相符。

  在五代时期,能够与“明宗皇帝”、“胜州刺史”相关,并且敢建造旷世巨碑的镇州军政要员中,看来只有安重荣。
  采用排除法和印证法,就像判案子一样,判断应该就是安重荣的碑。
  但是,《新旧五代史》等文献,都没有记载安重荣刻碑纪功的事情。后世在真定做过官员的欧阳修、元代的纳新等,也从来没有记载过这通碑。那么,安重荣是否刻立过纪功碑呢?

  这完全可能,可能是随着他势力的壮大,就为自己建造了天下最大的巨型石碑,显摆自己的所谓功德。而且一定要超过李宝臣、何进滔纪功碑的规模。成为天下第一碑。既然是安重荣的记功碑,又是被谁砸毁的呢?又为什么一定要砸毁,而且不留一个人名呢?學者梁勇认为,应该是杜重威剿灭了安重荣的叛乱之后,下令砸毁了安重荣的石碑,留下了埋在地下的残碑和赑屃碑座。學者梁勇这次为什么如此肯定呢?因为,从发现的巨碑残部看,镌刻的刀锋规整清晰,碑首龙鳞的刀刻痕迹崭新,显然是刻立不久被砸毁而掩埋的。从时间上看,这通巨碑,在北宋欧阳修出任河北西路省长之前,就深埋地下,所以欧阳修没见过。肯定与杜重威镇压安重荣有关。



  于是,《燕赵晚报》首先刊发了學者梁勇的考证文章之后,正定县、石家庄市和省政府联合在河北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荣庄伟副省长出席发布会,邀请我在会上阐述了这座残碑刻立和砸毁的历史真相,全国二十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让我在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大大地出了名。这个天下第一赑屃,后来经文物部门批准,动用三台吊车,搬运到正定开元寺,成为古城正定的一大名胜。



这就是學者梁勇当年侦破这个案件的推理过程。事过六七年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冯金忠博士,告诉我还有另一条铁证,为我们编著《石家庄市通史》提供了更权威的史料。

   这就是北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22《曹和尚传》载:在安重荣刻立纪功碑过程中,有位真定的曹和尚,疯疯癫癫,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镇赵的人们都知道这个人高不可测。“府帅安重荣作镇数年,让百姓和官吏奏请朝廷为他立德政碑。碑石将树的那一天,曹和尚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立碑的将士们都吓得大惊失色,主事的将领赶忙跑过来驱赶他。可这个曹和尚还是唠叨不断。 结果安重荣谋逆,“朝廷讨灭,碑寻毁之。”

   可见,关于这通残碑的身世,在《高僧传》当中的记载,而且和我在考证过程当中的推论是完全一致的。

   当这尊大赑屃往开元寺搬运的时候,老天垂泪,下起了蒙蒙细雨,因此当地老百姓都认为安重荣好像是一位民族英雄。其实安重荣虽然有民族自尊的情绪,但他不是英雄,他也就是成德军割据的一方节度使,他在历史上有功有过,给我们真定也曾经造成过巨大的灾难,千秋功过,后人评说。
  这正是:
   后晋悍将安重荣,割据成德拥重兵。
  刻碑造反欲称帝,兵败被诛万事空。

  杜重威杀了安重荣之后,占领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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