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则久(1867～1956),天津市人,是上个世纪以“实业救国”、“专卖国货”而闻名的商界奇才。
宋则久生于小康之家,幼入私塾,受教育8年。15岁入布店学徒,因勤奋好学,
钻研肯干,32岁便被聘为天津著名大商号敦庆隆绸布庄经理,时为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摘要】：正 1913年,号称“华北工商重埠”的天津市,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紧逼,大量宝贵的资源被掠夺而去,数不清的洋货和外国资本蜂拥而来。整个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国难当头之时,宋则久挺身而出,抱定“振兴实业,救国图存”的宗旨,毅然离开敦庆隆绸缎庄经理的宝座,扛起了“扶植国货生产,专门经营国货”的大旗,创立了我国近代商业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国货售品所(后改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成为工商界中一位颇具威望、知名度极高的企业家和中国近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之一。
为了纪念他,1987年落成的地处和平路与长春道交叉口的一幢现代化的大楼,重新以“中华百货售品所”为名开业。
赤峰道125号宋则久旧居普通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
宋则久(1867～1956),天津市人,是上个世纪以“实业救国”、“专卖国货”而闻名的商界奇才。宋则久生于小康之家,幼入私塾,受教育8年。15岁入布店学徒,因勤奋好学,钻研肯干,32岁便被聘为天津著名大商号敦庆隆绸布庄经理, 时为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天津为北方洋务运动中心, 宋则久善于学习,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思想开放,较早地阅读过严复在天津翻译并传播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富论》)及赫胥黎的《天演论》。
上世纪初,积极参与淸末北洋“振兴实业”的经济活动,结识了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出任总局属下考工厂(商品展览馆)议绅、考工审查员、工商研究会会长;1905年,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等实业。辛亥改元,民国成立,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宋则久毅然辞去薪酬丰厚的敦庆隆绸布庄经理职务,凭借多年积蓄的两万元,接办了原考工厂附设的工业售品总所。他高扬“人人用国货,中国不会亡”的旗帜,以“救国不在空喊高调,应脚踏实地去作”,致力于“专卖国货”。在此期间,与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余日章结识、过从,聆听过二位先生关于美国学用一致和中外教育比较的介绍,印象深刻。
“人无精神,虽生犹死;国无槽神,虽存犹亡。有糟神,万事进步;无精神,万事退步。”
这是爱国工商实业家宋则久的座右铭。
宋则久一生致力于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爱国行动赢得众人景仰,他本人获得了“国货旗手”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既为他本人赢得了荣誉,也曾经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15岁时,宋则久来到天津义德泰绸缎庄当了学徒,学徒满师后,又到庆祥绸缎庄当上了一名店员。随后的十余年中,宋则久相继在聚隆、德生锦等绸缎庄任职,在各个绸缎庄他都受到经理的重用,在天津绸缎业中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1899年,32岁的宋则久应邀到天津著名的敦庆隆绸缎庄担任了经理。 执掌敦庆隆绸缎庄之后,宋则久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成效明显。他采用公开招聘学徒的新方法,自愿报名,考核录用,从而提高了人员的基本素质。宋则久对学徒和店员进行了专业培训,规定每日营业结束后,即在店堂摆开桌椅,向学徒和店员授课,由他本人亲自讲授。他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宋则久在店内制定了一整套商务规则,店员做到各司其责,各行其事,井然有序。他认为“凡天下事,有法则治,无法则乱。立法固然可贵,守法更为可贵。” 宋则久采用新促销方式。宋则久沿铁路线将敦庆隆绸缎庄的广告延伸到边远的城镇,还经常雇人在街头散发传单,后又在报刊上登载大幅广告。同时还发行“礼券”进行促销,针对一些固定的大客户另设立了“折子”,可实行赊账,定期结算。凭借以上举措,敦庆隆绸缎庄生意兴隆,年贸易额达到30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宋则久开始大力倡导国货,大张旗鼓地宣传售卖“爱国布”,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抵洋实践 专卖国货
1911年5月,天津工商界成立了工商研究会,宋则久以其威望和热情被推举为会长,该研究会定期开办提倡国货之讲坛,共同商议工商改良和工艺革新事宜,并研讨开商智、兴商学等各项具体措施。 1912年,宋则久发起创立了直隶国货维持会,聘请社会名流顾琅出任会长,自任副会长。为了促进国货运动的深入普及,宋则久亲自撰写了《直隶国货维持会请男女同胞快快入会》一文,在报上连日刊登。该文号召凡入会的人,全要买本国货。若果全国统能联络在一块,何愁吾们中国不富不强?不仅如此,他还创办了《白话报》,发表大量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宣传国货运动的重要性。尤为可贵的是,宋则久意识到国货运动的深入离不开平民大众的参与,因此,他还编写了朗朗上口而便于流传的白话诗文《维持国货歌》,提出:救中国,用国货。
天津敦庆隆绸缎庄门脸
此时的宋则久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自行创办一家专卖国货的百货商场,巧的是,清末官办的天津工业售品所由于经营不得法,正在进行招商承办,于是,宋则久毅然决定辞去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投资接办工业售品所,创办了天津第一家综合性百货商店。接办工业售品总所,宋则久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亲戚朋友们都劝阻他,不要干这种“傻事”,银行业也认为经营有风险而不肯贷款给他。除宋本人出资两万元外,无人愿意与之合伙。这种种的阻力都没有能够动摇他的决心。宋则久宁肯放弃优厚的待遇,也不愿放弃这个专营国货的事业。
国货售品所广告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洞开，到上世纪初，外国商品像洪水一样涌向中国。宋则久生活的那个时代，“洋布”“洋火”“洋面”充斥在大街小巷和百货商场中，民族工商业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为了扶植本国工业，清政府也做过一些努力，例如1903年，时任直隶工艺局总办的周学熙在天津成立了工艺学堂及实习工场，织爱国布并仿制洋货，为了陈列产品，在北马路龙亭旧址设立了考工场。1912年“壬子兵变”时，考工场被焚毁，重建后改名为天津工业售品所。但因国货缺乏竞争力，实习工场不得不停办，工业售品所也要招商承办。
这本是块“烫手的山芋”，但宋则久还是被吸引了。 那时的宋则久是敦庆隆绸缎庄的经理，还有自己的其它产业，从一个小学徒走到这一步，他的人生不可谓不成功。宋则久的父亲因吸食鸦片早逝，兄妹五人的生活全靠长兄维持。宋则久16岁起即在义德泰布庄做学徒，出师后先后在庆祥、隆聚、德生锦等工作，很快崭露头角，32岁即成为了敦庆隆绸缎庄的经理。
亲戚朋友都劝宋则久不要做“傻事”，银行也因风险太大而不肯贷款给他，他甚至连合伙人都找不到。但知难而退不是宋则久的个性。他倾尽家财，最终还是接办了工业售品所。接办工业售品总所以后,宋则久首先遇到的问题,即是货源问题。实习工场的产品,不过300余种,势难维持一个职员多达30人的商店的生存。所以,宋则久除了原来投资的天津造胰公司等外,又独资或与人合资办了一些小型工业,如板纸厂、卷烟厂、织染公司等,其中织布厂有13处,专织“爱国布”与仿洋的漂白布和染色布。以条格布代替进口印花布;没有毛纱毛线,自织长毛巾以代替进口的毛围巾;派人去日本学制造绒衣技术,自制绒衣;自织花条斜纹布加工运动衣,代替进口针织运动衣。同时还组织郊区一些家庭手工业加工织毛巾和袜子等,帮助一些小工厂仿制各种洋货,如童车、鬃刷、木制玩具、万国旗、挂彩、纸花、纸灯笼等。此外还向一些制造国货的工厂垫付资金,如天津织染公司、爱国造纸公司、裕民公司等,共计垫资一万余元。但这些工厂的产品,除肥皂、火柴尚能有销路外,其余各项产品,均因质量低劣或一般,不能打开销路,无助于售品所的营业开展,所以在1923年以前因亏损都陆续关张。
燙手的山芋
为了开辟货源,宋则久从全国各地广泛搜罗产品。1917年又在上海设庄,采购商品的地区不断扩大,商品的范围除日用品而外,还包括各地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如北京的景泰蓝、雕漆、铁花、宫灯、玩具、松花,广东的各种名药、嵌螺钿,广西的白铜器,福建的画漆、皮枕,江苏常州篦子,宜兴陶器,河南道口锡器、剪子,河南郾城的鬃条帚,山东莱阳刻石,潍县嵌银丝,烟台座钟、挂钟,直隶保定酱菜、面酱, 胜芳藕粉等。
如果说专营国货是售品所的第一个特点,那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提倡国货的重要意义,激发群众乐于使用国货的爱国热情,就是售品所的第二个特点。工业售品总所重新开张后,十分醒目地打出了“专卖国货”的大旗。“凡为国货,不拘优劣,皆列肆而售,洋货,概不售卖。”并于1914年创办《售品所半月报》,随时印赠国货目录,向群众介绍国货产品,研究各货销售情形,综合顾客意见,指导各有关工厂改进技术和花色品种,交流经验。1915年又在所内组织音乐会,同年,为了掀起国货运动的更大声势,国货维持会在天津公园连续三天举行大会,设立演说场、国货陈列场,并配以花鼓会、音乐班,形成人声鼎沸的盛会。
公园入口的显眼处贴着用大字书写的《直隶国货维持会告全国同胞书》,阐明“国货不改良,实业不能兴,中国永无弃弱图强之日。”仅三天时间,题名加入国货维持会者就达3340余人。1917年组织新剧团、魔术团,经常举行文艺演出活动,演出内容除矫正风俗,破除迷信,揭露官僚等腐朽生活而外,以宣传提倡国货为主要目的。有时并约请各界知名人士来所登台演说,宣传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重要意义。此外,还经常举办“国货展览会”、“国货大竞卖”,出动宣传售货车,参加各地庙会(曾远至内蒙)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以济贫、赈灾、助学等方式向有关单位捐赠款项,以扩大影响。总之,宣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无论在提高群众对于国货的认识上,还是售品所营业的开展上,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为国货摇旗呐喊
1923年，走进工业售品所的人会发现除了日用品外，还能见到北京的景泰蓝、广东的各种名药、广西的白铜器、江苏常州的篦子、宜兴的陶器、山东莱阳的刻石、烟台的座钟、直隶保定的酱菜等。十年间，售品所“换了人间”。当初，官方的工业售品所之所以办不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销售的产品品种少而且质量不高。宋则久接收后，“自力更生”投资实业充实货源，为了帮助天津本地发展实业，他甚至向一些工厂垫付资金。同时，他还利用“他山之石”从全国各地搜罗产品。到1923年，工业售品所的经营种类已经由当初的300多种增加到4800多种。为了突出所销售的货物全部为国货的特点，宋则久将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商界罢市响应，宋则久的国货售品所首先响应。在成立的救国十人团、天津国民大会委员会、抵制日货委员会等爱国团体中，宋则久都担任了重要职务。第一次国民大会遭到镇压后，宋则久等人又秘密集合了各界市民五千多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全体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国民政府逮捕了更多的人，宋则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所属的爱国团体转入租界内，继续活动。
时任警察厅长杨以德曾给宋则久打电话，说：“你不要和学生们一起闹。”宋则久立刻回击说：“集会结社载在约法，我怎能不参加呢？”杨以德无奈，威胁他说：“这样，咱们就不谈了。”宋则久并不屈服，说：“不谈就不谈吧!”在运动中，售品所准备了大量国货供应市民，但有心怀不轨的人却污蔑售品所销售日货。为此，宋则久登报声称：“我大利即舍，根本纯洁，如卖洋货，也不犯法，卖国货是我心甘情愿。”日本人无奈，称宋则久的住宅为“抗日机构”。“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被日本人占领。宋则久因之前的抵制活动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国货”二字更是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仇视。于是，不断有日本浪人和特务寻衅滋事，甚至恫吓敲诈。更有甚者，写匿名信警告不得使用“国货”二字作为名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宋则久也极力维持，但是两年后，终于被迫更名为“天津百货售品所”并销售洋货。日本投降后，宋则久立即恢复了专门销售国货的传统。但是国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榨和美国货的冲击使售品所一再亏损，不得已，增设国外贸易部，售品所更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但依旧亏损。
并非宋则久能力不足，售品所前期的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那个民族工商业被各种势力打压从而举步维艰的年代，爱国商人有太多的无奈。但疾风知劲草，在手脚被缚的情况下仍能为国倾尽全力，恰见真骨气。
请女士入园看戏
售品所无疑是宋则久的阵地，但是据戏曲评论家甄光俊考证，这位“抵制日货的第一人”还有另一块阵地——大观茶园。
大观茶园始建于1898年，主要股东是宋则久。1907年，提倡戏剧改良的话剧先驱王钟声在《大公报》发表文章，声称要以话剧为手段，“唤起沉沉的睡狮”，并且明确提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
两年后，王钟声来到天津，见到了宋则久。宋则久表示接受王钟声的思想，并请王钟声与他一起创建天津新舞台有限公司，把大观茶园建成天津第一家尝试改良新剧的中心。他立即投资翻新大观茶园，竣工后更其名为大观新舞台。随后，他亲笔制定了《大观新舞台文明戏园营业规则》，共26项细则，内容包括准许女性群众进入戏园看戏，每天留出固定位置专卖女座，由此破了自清军入关以来妇女不准进入戏园的禁忌。细则还规定戏票按座位分等级、定价公开，不准另索小费；观众进入戏园，有专职接待员引导入座等。这26项细则公诸报端后，茶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1911年王钟声因在天津策划北方起义被清政府杀害，但宋则久仍在大观新舞台悬挂王钟声大幅便装照片，以示敬佩与纪念。没有了王钟声，宋则久继续坚持戏曲改良。宋则久接办售品所后，百忙中仍组织大观新舞台的艺人们进行慈善演出，非但如此，他还办了王钟声曾提到过的另一件事——办报。
宋则久办的报纸为《售品所半月报》，是唯一一份由商店创办的报纸。他办报的宗旨为“提倡实业，鼓吹国货，激发道德，矫正风俗，灌输知识，传递技能”，视此举为宣传国货的方法。宋则久曾亲自为半月报撰文，还创作了多首维持国货歌：
救中国，用国货，国货畅销民安乐，虽然自己是富人，须想天下贫民多。
贫民多，将奈何，安插救济人有责，国货畅销工业众，贫民工作得吃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