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走了。他就像小村田埂上的一棵小草，就那么自然地枯萎了。的确，他太普通了，普通得在别人的心中留不下清晰的痕迹。
他走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么好的季节，若是在往常，他会欣喜自己那些熬过寒冬的牛羊，会迎来一个牧草丰美的季节。在他心中它们有时比自己的孩子还重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孩子是人生的负担，而牛羊却是人生的财富。这种意识自从他出生，就深深地潜藏在了他的内心，随着苦难时光的滋养而更加根深蒂固。
叔叔时常穿一件黑衣服，那黑色已经被阳光漂白了很多。打我记事的时候，他就是这幅打扮，一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天。
每天大清早，他就驱赶着自家的牛羊，走出散发着浓郁羊粪味的羊圈。他轻轻挥舞手中的牧羊鞭，大声吆喝着走过小村。有些村民老早就站在自家门口等候他，看到他赶的牛羊像散兵游勇一样缓缓而来，就忙不迭地把自家的牛羊放出来，免不了与叔叔说几句客气话。
那时候农村很穷，买不起化肥，家家户户都用农家肥。养几只牛羊，积攒农家肥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所以，叔叔对牛羊情有独钟，而且一生选择了与牛羊在一起。除了自家数量有限的田地外，牛羊的收入成了叔叔家的主要途径。也真是依靠了这些牛羊，他才不慌不乱地办理了五个孩子的婚事。这让村民们不可思议。父亲有时候就开他的玩笑，说他是赤脚富汉，他总是不好意思地微笑。其实，他没有什么钱，可是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是满意。
叔叔从来不走亲访友，哪怕是自己的亲闺女家他也是从来不去。他总是借口说，自家的牛羊需要他管，别人他不放心。也真是这样，堂兄弟们替他去放羊，不留心走失了牛羊，他们都不敢回家。要么披星戴月找到走失的牛羊回家，要么就躲在我家。其实，小村民风淳朴，没有人会偷盗牛羊。可是，叔叔就是不放心自家的牛羊在别人家过夜，或者在山高坡陡的野外过夜。
村民有句俗语，当三年的羊倌，给个县官都不换。我不知道这个俗语起源于什么时代，也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觉得羊倌怎么可以与县官相提并论呢？谁都明白，县官可是凭借财力和人力谋取的一本万利的肥差，可是羊倌却能得到什么呢？上小学时，老师问我长大干什么，我就说放羊。老师很是惊讶，问我学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考大学，出去工作呢？我无言以对。毕竟那时候刚刚时兴考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到底是什么模样，工作到底有什么好处？在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农村，谁会想到小村之外的世界呢？
我也曾跟随堂兄弟一起去放羊，也在纠结县官与羊倌的问题。后来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真有因放羊而流芳百世的人物。西汉大臣苏武，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许诺公羊产仔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获释回汉。苏武死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苏武是古今中外羊倌中的极致，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国士大夫极力推崇的英雄脊梁。
所以，当羊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五月的高原依然春寒料峭。当我挟裹着这春寒颠簸十多个小时，行程六百多公里，走进叔叔家那个契阔的小院时，小院依旧，我感到深深的愧疚。
自从别离小村之后，尽管经常回到小村，可是叔叔家我极少去。一次是带着新婚的妻子去的，叔叔和婶子很是热情；一次是在他离世前的一个月，我陪着从沙特阿拉伯朝觐回来的母亲去做客，在他家的火炕上坐了一两个小时，叔叔和婶子没有叫一次我的名字，他们似乎已经淡忘了我的名字。我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静静地听着母亲、姐姐、嫂子与他们的交谈，几乎无话可说。听叔叔说，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他预感可能要走了。婶子就埋怨他，不要胡说。
大姐要我给叔叔买些药品，我答应了。想着下次回家的时候带给他，可是就在我离开他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安然离世。
我经常梦见他，梦中的他和颜悦色，他那张像枯败的荷叶一样的面庞，变成了鲜艳的荷花。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很吝啬，我考上大学时只给过我五元钱，没有参加我的婚礼。而当他一离开我，我突然发现自己比他还吝啬，出门在外近二十年了，我就去了他家两次，而且什么也没有带给他。他的吝啬可以宽恕，毕竟他是一个与牛羊为伴的人；我的吝啬无法宽恕，因为我是一个上过学的人。每当梦见他，我都会为他祈祷，这是我唯一能够弥补自己过错的方式了。
人生真是短暂呀，叔叔的一生却是在漫长的困苦中度过的。小时候他给别人当长工、打短工。过多的苦难使他的面相一直饱含苦涩。他很少笑，一直是愁眉苦脸，好像心头一直有难以卸去的重担。
叔叔的世界是闭塞的，他很少与人交流，可谓孤陋寡闻。有些不怀好意的村民有时候也拿他开玩笑，挖苦讽刺他。叔叔笨嘴笨舌，他很少与人争辩，总是讪讪而去。
他的话题也很少，都是些老生常谈的琐碎。家人没有人愿意听他祥林嫂一样没完没了的琐碎，客人也是耐着性子听他啰嗦。
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离家不到一百公里的西宁。这还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月，突然晕倒在地，堂兄弟带他去西宁看病才去的。看了病大家才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大家身心疲惫，想到二姐家休息休息。可是叔叔死活不愿意去二姐家，他觉得这样会给二姐增加麻烦。大家连哄带骗把他带进了二姐家。他说只想吃二姐家的酿皮，让二姐多放些辣油，一口气吃了两碗。叔叔说这是他吃到的最好的东西。二姐说，叔叔很可怜。
叔叔到了成家的时候，很多女孩子都看不上他，觉得他太老成，有谎报年龄的嫌疑。于是有一次我父亲替他去相亲，那家女孩子和家人满心欢喜。可是当知道内情后，女孩子家就死活不愿意了。可是，那女人一直对我母亲有好感，此后两人亲如姐妹。
叔叔的第一个妻子是换门亲，娶的是我姑姑的小姑子。他们彼此恩爱，生了一女两男。可是就在他们逐步走向幸福的时候，有一天正在坐月子的婶子突然心血来潮，去看放羊的叔叔是不是回来了。她独自走出狭长的巷道，正赶上一个汉族老太婆出殡，受到惊恐，回家后大病不起，最后浑身溃烂，不治而亡。听母亲说，期间屋子里苍蝇密布，恶臭难闻。
现在的婶子是叔叔的第二个妻子。新婶子进门的那一天，正值隆冬，夜空下起了鹅毛大雪。堂兄在父亲的怂恿下，穿着小背心，跳一支小马奔跑式的舞蹈。大家被他滑稽的舞蹈，惹得哄堂大笑。
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个婶子的到来，使叔叔与我们家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文革期间，有一天晚上，叔叔来了我家，他的脸色不是很好。他说他们一家要与我们一家“划清界限”。“划清界限”在当时是一个上纲上线的政治立场问题。爷爷听了叔叔的话，一下子就火了。因为“划清界限”是冲着爷爷来的。爷爷被划为“四类分子”，是被批判的对象。叔叔说如果不与我们“划清界限”，婶子就与他离婚。父亲笑着说，没有关系，你们想怎么“划清界限”就怎么“划清界限”。于是，叔叔再也不来我们家了，两家就隔着一条马路，五十多米的距离，说不来往就不来往了。可是，叔叔家的孩子经常到我家来玩，可是我们不去叔叔家。这并不是我们担心“划清界限”的危害，而是在叔叔家没有什么可期待的食物，他们家的门锁得很严实。
此后，冰点过去了，可是两家的温度一直没有回升到曾经的高度。尤其是婶子，总是与我们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对叔叔非常包容，从来不让我们指责叔叔的不是。他说我们是外乡人，定居小村不容易，应该兄弟和睦、妯娌相亲。父亲去世时，还在对我们再三叮嘱，家族之间要宽容，不要搞分裂。叔叔的丧事，就是在我大哥的主持下，所有的亲人齐心协力办理的。
叔叔家的酸梨树正在开花，那颗碗口粗的树上繁花堆簇。酸梨在没有熟透的时候，很少酸涩。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栽种这样的果树了，满村子也许只有他们家有这么一棵树。过去二十多年了，那酸梨的滋味依然那么厚重，一想起来满口流水。
洁白的花朵像一堆堆棉团，给那个小小的院落增添了不少的亮色和春意。大家似乎没有伤悲，都是和颜悦色地办丧事。我们在院子里搭起了锅灶，宰牛招待村民和亲戚朋友。小院里就像办喜事一样热闹。牛骨头煮出来了，喷香的牛肉味飘出小院。就着紫皮大蒜，用锋利的小刀剔骨啖肉，真是快意。我被几个孙子围着，他们不住地向我索要肉片。恍然觉得我和堂兄弟们也曾经如此顽皮，虽然那时与现在相比，生活条件天壤之别，但是快乐依然，情景如昨。叔叔差两岁就八十岁了，人们说这是喜丧，叔叔一生困难，这样的丧事是很好的。
我们用石块堆砌了叔叔的坟墓，他的坟墓就在爷爷的坟墓的后面。我们的脸上沾满了黄尘，泥土的气息非常芳芳。我突然觉得心情非常愉悦，心中块垒纷纷分崩离析，我似乎看到不计其数的亡者，还是生者，在小村的黄土地上满面春风地相聚，他们的脸上只有一种表情—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