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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4日的夜晚。伦敦城的灯火点点辉映，灿若繁星。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子爵看着窗外，感喟说：“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那段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 格雷说这话的时候，欧洲正处于它的巅峰。当时世界上有八个列强，六个在欧洲。这六个巨人的工业生产超过世界总值的一半。它们最辉煌的的代表——大英帝国，掌握着世界1/4的人口，领土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在它的土地上，太阳永远不会落下。欧洲是世界的枢纽，地球的霸主。全世界都在欣赏它的艺术，学习它的智慧。在那个时代，它的武力无与伦比，它的文化举世无双。它控制了现在，似乎也掌握了未来。 那是欧洲梦幻般的黄金岁月。 但这一切，在格雷子爵面前戛然而止。太阳落下了。灯火熄灭了。 格雷子爵确实没有机会再次看到欧洲的灯火。他在另一次世界大风暴的前夕死去。那是1933年。在那一年，德国出现了一位长相怪异的新总理。他的名字叫希特勒。 一 雪 崩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非常简单：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这次暗杀并不是长期策划的惊天阴谋，完全是一个突发的偶然时间。刺杀活动也非常拙劣，但是斐迪南的愚蠢弥补了这一缺陷。 斐迪南结束军事检阅后，和他的夫人索非亚坐在敞篷车里，驶往市政厅，道路两旁挤满了观看的群众。但是斐迪南不知道，有六个暗杀者就藏在这些人群里。车开到闹市中心的时候，一名刺客冲上前去，抛出一枚炸弹。炸弹扔的很不专业，完全没有命中目标，在车子的后面爆炸，伤着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被炸后并无大碍。暗杀者则被当场抓获。四名缺乏敬业精神的同伙见此情景一哄而散。只剩下一个17岁的年轻刺客——普林西波仍旧留在原地，等候机会。这个时候，如果大公取消下面的活动安排，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也许格雷子爵也就不必发出那样的感喟，也许几百万人就不会横尸沙场，也许列宁只能作为流亡者客死西欧，也许希特勒只能以一个三流画家终老一生。 历史的轨道在这一瞬间被劈成两条。 在这两条轨道里，斐迪南做出了选择。 他依旧驱车前往市政厅。欢迎仪式结束后，斐迪南坐车返回下榻处。命运的骰子已经掷出。他走上了死亡之路。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司机拐错了方向，不得不将车倒回。这个小小的意外决定了一切。普林西波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快步走了上来，掏出一把勃郎宁手枪，向车内连开两枪。一枪打中了大公的脖子，一枪打穿了大公夫人的腹部。几分钟后，夫妻二人双双死去。 这次暗杀象野火一样点燃了整个欧洲。外交官们充满活力地四处忙碌；政客和将军们关起门来召开秘密会议。他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卓有成效地让形势完全失控。 到了7月底，一切都已不可挽回。奥匈帝国相信（或者假装相信）塞尔维亚政府是这次刺杀案的幕后元凶。这个指控完全是捕风捉影，但是真是假，谁也不在乎。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递交了最后通牒。后者回应得非常恭顺，但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坚定地向自我毁灭大步挺进。它在28日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其后一周内发生的事情快得让人目眩神迷。报纸上差不多每天都要刊登一个新的宣战书。欧洲人被震惊地目瞪口呆。但此刻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所熟悉的世界即将一去不返。 德国、俄国、法国、英国一个又一个被卷入大风暴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没有斐迪南刺杀案，也许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仅有斐迪南刺杀案，也断断不会有世界大战。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才能找到战争的源头。 1914年的战争就象一座巨大的古鼎。文明世界在鼎里面，被血浸泡，被火煎熬。上千万的尸骨在血海火湖中被溶解得无影无踪。在这邪恶之鼎的下面，是它的三条鼎足。 第一个支柱是民族主义。 在中世纪，民族主义在欧洲完全不存在。一块领土可以作为嫁妆，在王朝之间转移交接。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基督教的十字架笼罩着欧洲，国家-民族共同体还只是虚幻的存在。宗教改革后，统一的基督教不复存在，国家的权力则开始迅速崛起。在这种大背景下，民族主义的根芽在茁壮成长。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民族主义开始定型，逐渐发挥其无远弗届的威力。此后的一百年内，它更成长为一头凶猛的野兽，吞噬了整个欧洲。民族主义直接导致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永久性地改变了欧洲的局势。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认为“民族”本身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现代的美国人可以这么说，但1914年的欧洲人决不会做如是想。对他们来说，民族已经取代了上帝，成了新的精神图腾。对他们来说，民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也不是什么人造物。民族成了比文明更伟大的不朽存在。一些人愿意为法兰西民族而死，一些人则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20世纪的欧洲人，为同一出歌剧鼓掌，为同一本小说流泪，为同样的文明成就而自豪，但他们却献身给不同的精神图腾。为了这些图腾的荣誉和利益，他们有义务彼此杀戮。 民族主义曾经是生气勃勃的历史推动力，但在20世纪初的欧洲，它已经堕落成了野蛮信仰，教唆人们去恃强凌弱、滥杀无辜。一个普通的德国青年，平时可能是一个和蔼的父亲、多情的丈夫、温良的邻居，怎么也不会想起拿着刺刀捅别人的肚子，但是一旦有人在他耳边吹起“德意志民族”的号角，他就能瞬间蜕化成野兽。就是这样的青年，簇拥在一起，向1914年冲刺。几百万尸体、崩溃的国家，就是终点的彩带。 1914的另一个支柱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布后，引起了一连串的巨大的反响。它对社会意识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它对科学的贡献。一些对生物学知之不多，对社会学所知更少的半吊子学者把它引入了社会领域。达尔文卓越地解释了野兽的进化。这些学者就干脆教唆人们披上野兽的皮毛，互相吞噬，以这种可悲的方式来诠释达尔文的学说。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欧洲人就迷恋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欧洲人深信，文明世界和非洲草原并无本质区别。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统治一切。整个世界无非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巨大舞台。成功者的收益就是失败者的损失。他们尚不敢将此法则公然引用到民族内部。但在民族主义的大力帮助下，他们宣布所有的民族都不过是茹毛饮血的丛林斗兽。民族要想生存，就要摧毁其他民族的生存，至少也要让其遍体鳞伤，苟延残喘，从而无力危害自己。 这种思想象巨大的瘟疫一样在欧洲四处蔓延。所有的大国都渐渐相信：自己要想幸福，最好的办法无过于让别人受苦。公平地说，这种野蛮思想并不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的。它有自己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它最完美的理论表达。 1914的最后一个支柱则是恶化的政治局势，这也是世界大战的直接推动力。 从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享受了一百年的和平（1815-1914）。在这一百年内，欧洲大国之间战争持续的时间只有三年半。（见阿瑞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而这些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也相当有限。这种长期和平要归因于英国的霸权地位。在欧洲，英国的霸权地位不是靠武力来实现的。它依赖的是主要是一种软性力量。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动者，它也是世界经济的轴心、金融体系的枢纽、欧洲秩序的协调者。它就象欧洲的太阳，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吸收着它散发出的光和热。但是随着新工业国的崛起，民族主义的高扬，英国的霸权地位摇摇欲坠。太阳黯然失色，失去了中心的行星开始互相冲撞。星尘弥漫，无序蔓延。新的稳定系统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惨痛的代价。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个体系崩塌与重建的苦难进程。 1914年的欧洲就是一个面临瓦解的太阳系。各种矛盾纠缠难解：德国想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则想继续当世界霸主；俄国想得到更多的土地；法国害怕德国；奥匈帝国则害怕俄国；意大利则想要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但这些复杂的矛盾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全面战争。战争的起源有一个发展渐进的过程。 有人把战争的爆发归咎于争夺殖民地，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如果殖民地的争夺能导致战争的话，那么英国和法国最有理由开战。也有人将战争归咎于金融集团的阴谋。再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了。如果说伦敦城的金融集团天天策划着怎么搞一次战争，好让英国经济垮掉，那只能说那些金融家疯了。美国的金融家通过给财政破产的战争国贷款，倒是可以套取一些利益。但如果硬说英国首相和德国皇帝都是摩根集团利益的代理人，那就完全是阴谋论的胡言乱语了。还有人相信外星人控制了美国政府，阴谋通过美国来奴役地球人呢。这两种阴谋论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为了耸人听闻而炮制出的胡话。 真正的问题在于：几十年来，恐惧和焦虑的气氛日甚一日。所有的强国都在为未来的地位忧心忡忡。现在，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德国，但英国不会因此就策划发动战争打击德国。但在100年前，欧洲国家就有这样的冲动。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把世界描绘成一个你死我活的斗兽场。英国霸权瓦解之际，所有的大国都急于寻找自己的位置。所有大国都把在斗兽场中地位的跌落，看成世界的末日。在这种恐惧的驱动下，列强们组成了军事同盟。 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了三国同盟。1907年，英国、法国和俄国则组建了三国协约。这是危险的一步。这种军国同盟使局势进一步失控。现在，局势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能控制的范围。任何冲突都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欧洲的列强陷入了死局。 等到1914年的考验到来时，死局已然无解。俄国不可能不作战，否则巴尔干就会落入奥匈帝国手中。德国不可能不作战，否则奥匈帝国就会在俄国打击下崩溃；法国不可能不作战，否则俄国会被德国粉碎；英国不可能不作战，否则德国就会成为欧洲的霸主。在强硬的敌人面前，只能装作比他更强硬。任何退缩都不可想像。这是一场雪崩似的大灾难。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真想要打一场殊死的全面战争。也许他们想要战争，但没有谁想要一场世界大战。卷入到大战的列强都被矛盾心态撕扯着。预感到灾难来临，却又无力避免的人，不止格雷子爵一人。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 弗兰茨宣布战争爆发时，说道：“我并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德国皇帝直到最后一刻，还在问询他的将军们：能不能避免和法国作战？将军们回答：这是可能的。 这简直是一出希腊悲剧：神明在奥林普斯山上抛掷着命运的骰子，合唱团在吟咏着古老的谶语，主人公怀着恐惧和矛盾的心情，一步步走向毁灭。 悲剧的核心在于：局势已经失控，所有的强国都陷入了死角，只能任由命运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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