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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莼隐，别署瘦楠、东瓯憨山老人，人称“瑞安先生”，瑞安县城（今罗阳镇）人。
一、生平简况
黄体芳是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二年（1863）癸亥清穆宗登极恩科会试第一名为会元，殿试为二甲十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清朝时是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科举进士中有潜质者先在翰林院内学习，成绩优异者留任。四年散馆二等七名授编修（正七品）。五年大考二等四名，授詹事府司经局洗马（从五品）。六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七年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八年任詹事府右、左庶子（正五品）。九年充福建学政。十一年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从四品）。十二年贵州乡试副主考，山东学政。
光绪元年（1875）以后，黄体芳任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日讲起居注官，咸安宫（官学）总裁，内阁协同批本，稽查右翼宗学（皇室子弟专学），诰授中宪大夫。光绪六年八月，因前任学政夏同善卒于任上,黄体芳得以补授江苏学政。光绪七年十二月擢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光绪八年八月又连任江苏学政。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任兵部左侍郎（正二品），因弹劾李鸿章，引起慈禧震怒。光绪十二年官降二级，调为通政使司通政（正三品）。光绪十七年（1891），黄体芳年六十岁，从任上乞休。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九日，去世于瑞安，年六十八。黄体芳传见《清史稿》卷四四四。
黄体芳日探讨掌故，慨然有经世志。1861年咸丰帝病死，慈禧发动政变，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定年号为“同治”。政变后，清政府对外维持“中外和局”，对内推行洋务新政，鼓励臣下对时政提出条陈，做遇事敢言的“直臣”。清朝内部出现“清流派”。主要成员多是翰林院有专折奏事权力的官员。清流派参劾官吏，臧否人物，上疏谏诤，评议朝政，一时蔚然成风，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一度产生较大影响。黄体芳先后劾尚书贺寿慈饰奏，俄使崇厚误国，洪钧译地图舛谬，美使崔国英赴赛会失体，时论推许，黄的奏疏“皆人所难言，直声震中外”。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何金寿四人被称为清流派“翰林四谏”。
二、“烧锅”之争
光绪二年(1876)，黄体芳山东学政任满还朝。三年六月，上《裁定外省陋规疏》。
光绪三年（1877），中国发生300年不遇的大旱，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省份，因饥病等死亡人口900—1300万。为节粮，御史胡聘之提出严禁烧锅之议。其实，早在乾隆二年（1737）就规定禁止私自造酒。但是，这一政令难以通行，咸丰年间（1851—1861），户部奏请“准发照，抽收烧锅稅银”。御史胡聘之认为每张执照年收银三十余两，许可经营后“百弊丛生”，顺天、直隶烧锅数千家，一年耗谷岂止数百万石？现天旱朝廷粮食无处採买，要严行禁止。已发照的酿酒户也要上缴执照，等日后五谷丰登再酌量发给。李鸿章也提同样建议。两宫太后把两道奏折一并交给户部讨论。
光绪四年（1878）二月，户部不同意，他们认为日后只需禁止新开烧锅就够了。一些言官深为不满。黄体芳上折驳，因为烧锅执照是由户部发给的，所以户部向来有不入正帐的收入。上谕要求户部解释明白回奏。接着，朝廷同意了胡聘之、李鸿章、黄体芳等人的建议，现在灾情严重，烧锅应该一律禁止，等来年谷物丰收，才能烧锅酿酒。
黄体芳不满意这样的上谕，他继续上奏：烧锅的地方“竉大如屋，突烟腾上”，形如轮船的烟囱，数里外可见。去年冬天，传要禁止烧锅，京城粮价马上下跌。借口不扰民而不禁烧锅是偏见。现在大灾之年，政府决不能行自由放任的粮食政策。黄体芳弹劾户部尚书董恂贪鄙欺罔，举止卑谄，请立予罢斥。
三月初，户部以魁龄为首，联名上解释条陈，认为从咸丰开禁以来二十余年“各商安业已久”，现忽禁烧锅一千多家“坐失生计”；其次，胥吏藉端敲诈勒索，会造成朝廷“未收米谷平价之利，而已先受骚扰失业之害”。对此建议，光绪四年后不许新开烧锅。现年有数十家呈报歇业，久之烧锅会不禁自绝。对于三万两饭银事，现每年实收一万数千两，都用在正途上，而不是像黄体芳所言被户部私分。两宫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奉旨黄体芳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毁，著交部严议。张佩纶再上“请宽言事之咎折”，称黄体芳以论劾董恂交部议处，深恐与求言初意未符，请将黄体芳应的处分特旨宽免。
三、参贺寿慈
光绪五年（1879），黄体芳迁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折参工部尚书贺寿慈，劾使俄大臣专擅误国，言人所不敢言。
贺寿慈，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甲四名进士。先任吏部主事，咸丰初年进军机，后任监察御史，光绪三年（1877）任工部尚书。
贺寿慈晚年行逾不检，颇有贪名。结交了声名狼藉的书商李春山。李春山在北京琉璃厂开了“宝名斋”大当铺。“行大欺客”京中的穷翰林很多人受过他的气？贺寿慈食量很大，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李春山投其所好，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张佩纶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宝名斋当铺书商李春山，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内自朝官，外而州县，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请饬下顺天府，将李春山驱逐回籍。”
慈禧太后派李莲英暗查属实，发军机处处理。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跟贺寿慈是否亲戚？贺寿慈复奏“与商人李春山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慈禧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收监严办李春山。御史李蕃奏，宝名斋九开间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
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反添不满。黄体芳再次上奏。原来，李春山的前妻是贺寿慈义女。前妻死后，贺寿慈将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李春山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元配早故的老“丈人”娱老。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穆宗梓宫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同时，都察院与刑部拟李春山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将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军机处还根据慈禧的的要求进行自责。言官的地位，越发抬得高不可攀。那些平日不惬于清议的大老，不免个个自危。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四、继统之争
1874年农历十二月五日，同治皇帝病死。按照清代祖制，应该从同治帝近支下辈溥字辈中选立皇位继承人。慈禧太后却选立了同治同辈仅4岁的载湉（即光绪皇帝）继承皇位。因为，选溥字辈的，同治帝皇后就该尊为皇太后，慈禧是太皇太后就不能再垂帘听政。慈禧怕情况有变，立即以两宫皇太后名义发布懿旨：“（同治）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帝）为嗣，特谕。”并宣告改明年为光绪年。
光绪元年（1875年）农历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举例：“宋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后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广安由此提出应该立下一个铁券，以防另生事端。慈禧在谕旨中对广安大加申斥。
光绪五年（1879年）4月11日，同治惠陵大葬结束，参祭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陵墓边小庙服毒自尽，并留下一道密折，指责慈禧太后为咸丰立嗣而没有给同治立嗣，事情一拖再拖，一误再误。由于尸谏，慈禧当天就颁布皇太后懿旨：前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5月9日，遗疏先在小范围传阅，朝廷命臣属赴内阁“公同阅看”。 5月15日，太后和光绪于东暖阁召见重臣，询问处理办法。5月21日，清廷将议事范围扩大，召集更多官员在内阁集议。部分臣僚特别是宗室的某些王公大臣认为继统牵扯建储，故而表态“不敢参议，不得擅请，不能预拟”，提出对遗折“以毋庸置议复奏”。打算跟过去一样，把事情敷衍过去，引起部分与会者的不满，某些与会者认为统一会奏显然不能反映他们的意见，酝酿“别疏陈所见。”
御使李端棻指责所谓的“不敢参议”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清廷原先发布的上谕提出光绪生子即为同治继子，此过继人便要成光绪帝位的继承者，违反清朝不预立皇储的祖制；而且，光绪无子或多子怎么办？生子不贤又怎么办?
编修黄体芳更对5月7日谕旨中的定调表示不满，“体芳略言：‘即是此意’一语，止有恪遵，更有何议？乃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嚅不吐，或忠或谨，皆人臣盛节，而惜其未明今日事势也。”他分析，皇帝继嗣和民间不同：如果为同治打算，光绪的皇子继嗣为同治之子，应该继承帝位。那么，光绪将来就成为皇伯。反之，光绪的皇子继嗣为同治之子，只封一个王，同治的帝位没有延续又不行。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他鼓动臣僚打消顾虑，“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非干犯忌讳。”
经反复征求意见，翁同龢、张之洞明确设计了如何解决建储与立嗣矛盾的方案：不管光绪生有几子，都先不继嗣，直到继统决定才继嗣，继承光绪帝位之人也就是继嗣同治之人，两下里同时完成。终于将先前争论不休复杂纠缠的继嗣同治问题廓清云雾。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黄体芳提出的光绪将来就成为皇伯的问题。事后，朝廷把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衔折，宝廷、张之洞、黄体芳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著另录一份存毓庆宫。
后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在中南海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根据原来继统之争的决议，立光绪皇帝胞弟载沣的长子溥仪为帝，溥仪继嗣同治，同时兼嗣光绪，由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
继统之争还张扬了同光之际风行当道的清流党人的气势，时论认为：“体芳、宝廷、佩纶等，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然体芳、宝廷议承大统，惓惓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在 翰林四谏中，把黄体芳排在第一位。
五、南菁书院
光绪六年（1880）八月，黄体芳提督江苏学政。光绪七年十二月擢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光绪八年（1882）八月又任江苏学政。九月，他倡捐廉俸，在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支助下，卜地在江苏学政所在地江阴城内中街长江水师京口营游击、协镇两署故址，创办南菁书院。九年秋书院落成。书院仿浙江诂经精舍例，分经学、古学两门。聘请浙东经学大师黄以周任书院山长，倡导以阐扬传统经学为宗。书院开馆之始，黄体芳又调集了各省官书局所刊书籍，贮存院中藏书楼，供学习者观阅。《古红梅笔记》记载了一件旧事：1915年任教育总长的江苏吴县人张一麐（1867－1943），光绪八年14岁考中副榜贡生却无钱买书，他去拜谒江苏学政黄体芳，道出无钱买书的苦恼，“酒气熏人”的黄体芳即拍板让其入院读书，表现其体谅寒士的为师情怀，赢得了士子之心。
又如翰林院编修出身的清末民初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方志学家金鉽(1869—1950)，光绪十年（1884）童子试考取秀才资格时，参与童子试的一些考生害怕金鉽参考会挤掉自己，便借口他原籍安徽，未加入泰兴籍，县试时群起攻击，州试时攻击者更多，甚至要求主试者扣考。院试时，攻之者益众。幸亏江苏学政黄体芳力排众议。不允所请，金鉽录取入县学，时年仅15岁。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力图改革，命各省书院一律改为中西兼习的学堂，南菁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书院历经十六年，入院肄业的课生有1186名（失落资料的人数不在内），其中进士8名，举人46名，秀才327名（肄业后考取功名的不在此数）。南菁书院的创办，使江阴这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区区一县，在19世纪中叶以后成为近代文化、教育较为发达之乡，俨然跻身于文化之邦。近代著名学人金天羽（1873－1947）指出：“瑞安黄漱兰学使创南菁书院于江阴，数十年来，大江南北，才俊之士，多出其中。”
六、 劾李鸿章
光绪九年（1883）12月至光绪十一年（1885）4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黄体芳还京任兵部左侍郎（正二品）。黄体芳自为官以来一直主战。法军进犯越南，他上书主张与法军开战，建议破格重用黑旗军主将刘永福御敌。前线捷报频传之时，李鸿章却与法国使臣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
黄体芳大怒，遂递上折子，要求朝廷革去他的海军衙门会办一职，把他的北洋水师统帅权让给曾国藩的公子曾纪泽。黄体芳奏：李鸿章“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所用）皆贪诈卑污之辈，遍布海军，一旦有警，祸甚噬脐，悔之何及……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威，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上年边务迭兴，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云云。 这些犀利的贬诋言辞，充分体现了黄体芳不畏权势，敢同损害国家利权的权贵作斗争的勇气和魄力。
李鸿章是深为慈禧太后所宠信，倚为辅弼，资为干城的重臣，并屡被任为钦差，代表国家处理重大外交事务。此奏折写于甲午战前8年，所陈忧虑，在甲午战争中均应验。但此奏折引起慈禧震怒，黄体芳以“妄议更张，迹近乱政”罪名，交吏部议处。光绪十二年（1886），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官降二级，调为通政使司通政（正三品）。清廷通政使司主要职责是收纳各省题本，校阅后送交内阁。如题本有逾限期的，则须移文有关部门议办。在京各衙门的一切奏本，不分公私，也均须送通政使司呈进。
七、自建铁路
光绪十四年秋，黄体芳主持福州乡试，当主考官。光绪十五年（1889），清政府决定修建芦汉铁路，但在资金筹集问题上发生分歧。总理海军衙门奕睘等人因为有办理铁路事务的经验，对商款并不抱多大信心，而是主张依靠官帑和外资。当时绝大多数人反对借用外资。因此，奕睘等人的筹资建议招致很多人反对。黄体芳两次上奏“专止洋债”，黄彭年也告诫清廷勿借外资，“免失大国之体”。1889年８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也明确反对利用外资，提出不仅要自筹建路用款，而且还要自制铁轨。1889年12月6日，清廷宣布：“请饬部岁拨的款二百万，不借洋债，不购洋铁，用蒇全工，如所请行”。这是清政府明确提出自筹资金修建铁路的政策，反对借助外资修路。
八、建“话桑楼”
光绪十七年（1891），黄体芳从任上乞休，退休后回乡静养。回家后迭主河南大梁、信陵、敬敷书院讲席。后主讲于金陵文正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江宁（今南京）主讲文正书院，时值康有为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乃与其子绍箕、其侄绍第均列名会籍。
回家后，不甘寂寞的黄体芳想辟一处可雅集畅饮、吟诗诵赋并可供奉乡贤诗人牌位的地方。此念头与王岳崧、胡调元等几位离官回瑞安的雅士们不谋而合。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们共同出资在瑞安小东门外买了数畦桑田，建三间小楼，周边设围墙，于次年春竣工，并借用唐孟浩然《过故人庄》“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诗意取名为“话桑楼”。围墙的大门题篆书“丰湖别墅”。但此楼建成的几个月后，黄体芳与王岳崧的母亲却相继谢世。坊间既传，“话桑”与“话丧”谐音，不吉。同年，黄绍箕返乡，开始赴丧守制，更字鲜庵。改话桑楼为“飞云阁”。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九日（1899-06-16），黄体芳去世于瑞安。年六十八。黄体芳墓在潘岱街道前垟村、传见《清史稿》卷四四四。叶尔恺撰有《黄体芳传》。孙延钊撰《瑞安五先生系年合谱》。著作有《漱兰诗葺》一卷、《黄漱兰先生骈文》一卷、《赋抄》一卷、《黄漱兰先生奏稿》、《江南征书文牍》、《司铎箴言》、《醉乡琐志》、《钱虏爰书》等。《晚晴簃诗汇》卷一六一录其诗作6首。俞天舒编成《黄体芳集》，2004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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