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僧冯梦龙

　　■聂付生

　　冯梦龙得风气之先，率先提出“情生万物”的情本主张，与李贽、汤显祖等相应和，在十五世纪的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晚明时代的“王纲解纽”，与这场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中国思想近代化的先声。冯梦龙的贡献，就在于引这场运动于市井，在情本思想的指导下，为市民写心，采用通俗化的传播方式“导愚”、“适俗”，开启人们的心智。因此，冯梦龙被誉为“市井奇才”，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

　　诠释情僧冯梦龙，还得从他的青楼经历说起。
　　冯梦龙年轻的时候，多数时间都在青楼里度过，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感性世界，同时也加深了他对下层社会的了解和认识，他掩饰不住的那股对下层女性的怜爱之意和呵护之情深深地感染着他周围的人们，那些深受欺侮的青楼女子都视冯梦龙为知己。侯慧卿、冯喜生、琵琶女阿圆、旧院董四等都是进入冯梦龙视野并为之付出真挚情感的妓女，她们的存在点亮了冯梦龙的情感和人生，并构成冯梦龙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待妓女的态度成为后人衡量冯梦龙思想境界的一杆重要的标尺。
　　名妓冯爱生，十四岁被卖到苏州冯妪家做妓女。聪慧美艳的她，久有从良之心。同乡人丁仲知悉后，遂有迎娶之意，但却无力赎身而使冯爱生抑郁成病。利欲熏心的老鸨，不但不成全之，反将她卖给毫无怜香惜玉之心的茸城公子，冯爱生不堪其苦，不久病死。死时年仅十九岁。知悉这一悲剧的冯梦龙心情沉重，毅然为之作传，云：“（爱生）十四未知名，十九病死，中间衣锦食甘，选胜而游，剪红浮白，谑浪笑傲于王孙公子之场者，才三四年耳。以生之风调，更得从容旬载，庶几一遇，可毕此生无憾。即不然而效彼蚩蚩者流，安意风尘而无远志，则此三四年者，亦可稍占人生万一之娱。而不幸早慧，洞识青楼风波之恶，故汲汲求事有心人不得，以致衔郁以死。悲夫!”并联系爱生生前好友，捐资安葬了被鸨儿抛弃路旁的冯爱生。
　　冯梦龙说：“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地，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日，中夜展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屈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尝戏言：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必当作佛度世，其佛号当云‘多情欢喜如来’。”此言不虚，这正是冯梦龙人生旅程的真实写照。他的怜香惜玉完全出于一片真情实意，与他笔下的李甲之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冯梦龙爱过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并订立白头偕老的海誓山盟。但是，好景不长，侯慧卿遇到了一个颇似盐商孙富那样的对手，冯梦龙却没有李甲那样的好运气，只能将自己的满腔迷茫和痛苦书诸笔端。他写道：“离情惨，何曾惯者，特受这个磨折！终不然我做代缺的情郎，你做过路的妻妾，批颊。”想起离别时节慧卿的无情，冯梦龙还是执着地倾诉其割舍不下的那份牵念：“将此情诉知贤姐姐，从别后你可也消瘦些。”纯情、痴情。这就是冯梦龙。

　　一本相思账，万种风流情

　　《挂枝儿》、《山歌》　是冯梦龙收辑的两部民歌集。明代是一个个性张扬的社会，传统的和当下的、闪光的和污秽的、崇高的和卑下的、文雅的和世俗的都在这个社会里交锋对垒。正如嵇文甫所说，这绝对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粉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　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是一个新时代开始”。冯梦龙收辑的这两部民歌集正是这个斑驳陆离的时代的一个缩影，它们的面世直接向世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明代民间百姓情感世界的窗户。
　　冯梦龙谈及收集、编纂《挂枝儿》、《山歌》的动因时，曾说他收集这些“私情谱”，是为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这也是《挂枝儿》、《山歌》多情歌的原因。《挂枝儿》十部，前八卷选录的都是情歌，达四百余首；《山歌》十卷，前四卷“私情四句”和第七、第八卷“私情长歌”的情歌，占全部作品的八成以上。一本相思账，万种风流情。充斥这些作品之中的多是诸如男欢女爱、空床难守等之类的描写，其描写之大胆、率直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作品或表现男女偷情时的相悦，或表达永结同心的情感需求，或表达对情人的相思之情，或抒发情人间离别时依依不舍之意，或对负心人的谴责，牵涉到男女情爱的方方面面，其表现之细腻，堪与文人同类作品媲美。
　　冯梦龙欣赏这些情歌，肯定这些情歌，并用他的情本思想解释这些情歌。他曾对《挂枝儿·私部一卷》中的《调情》作批，说:“语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色”、“情”一字之改，其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却有天壤之别。在冯梦龙看来，有情的“色”和纯欲的“色”是不一样的，前提是是否有真情的付出。只要情真，哪怕是“偷”，也是值得称道的举动。他认为敢于为情去“偷”、去“奔”的事都是奇事，都是值得肯定的。
　　在理学盛行的明代，冯梦龙的这些思想无疑是指给那些追求情感生活的青年男女的一盏明灯。以前或忽略了的或连想都感羞耻的正当行为，现在却可以大胆地付诸实施，而且惊奇地发现，有情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幸福和自由。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年轻人争相体验，并变成行动，迅速在社会上蔓延开来。私奔、偷情、自由恋爱一时成为抵挡不住的时尚。可能，冯梦龙压根没想到，他的情歌收集居然掀起了如此具有影响力的情感巨浪。

　　写市民心，抒市民情

　　“为市民写心”，是鲁迅先生对冯梦龙编纂的“三言”的精辟概括。“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和《醒世恒言》）120篇，多以描绘世俗的人情百态为能事，第一次将士大夫、统治者视为贱民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作为表现的主角，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文人往往凭借着一颗世俗情怀涂抹出中国文学艺术的一片新天空。
　　市民是商业经济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开始从蒙昧中走出来，不再对现实的苦难麻木不仁，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再对社会不平逆来顺受，而是大胆表现一己的喜怒哀乐。周太祖郭威未发迹时，则与史弘肇结义，横行乡里，为了“撰几钱买酒吃”，二人偷打人家的狗，主人拿出三百钱替狗求饶，尚且嫌少。这是《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真命天子的形象。神圣威严的真命天子，被刻画成不如普通人的市井无赖，这确实是市民对正统心理的一次大胆反拨。他们这种反拨旨在发现人性、强化人性，为自己的合法地位寻找某种事实依据，尽管这种心理相当朦胧，需要一个像冯梦龙这样的代言人表达，但也足以见出市民要求人格上平等的强烈愿望了。
　　市民色彩最浓的还是冯梦龙对市民阶层的情欲的大胆揭示和描绘。我们知道，男欢女爱与生俱来，规范“情”的礼尽管有它存在的必要和理由，但也不能视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欲为禁忌。秦重，《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一个卖油的小经纪人。他一见“容颜娇丽，体态轻盈”的花魁娘子就“身子酥麻”。这是包括市民在内的所有人具有的一种生理本能，只是冯梦龙将它形象地揭示出来而已。
　　王三巧和蒋兴哥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中的主人公。王三巧因丈夫久在外经商、耐不住寂寞而爱上不该爱的陈商。有两点我们读出了冯梦龙的伟大：第一、王三巧对婚外情的浓烈和大胆。王三巧对陈商的爱恋源于自己情感上存在的空白。陈商的知暖知热，又让她多了几分感念。因此，王三巧爱上陈商，是很自然的事。当王三巧明白什么是“性爱”和“情爱”时，她已经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了。我们撇开道德一层不说，王三巧的风流已“不复是魏晋那种精神性甚强的风姿、风貌、风流，而完全是种情欲性的趣味了”，“它们的‘情’、‘心’、‘性灵’等等，都更是个体血肉的，它们与私心，与情欲，与感性的生理存在、本能欲求，自觉或不自觉地联系得更为紧密了”。第二、蒋兴哥对妻子的不贞所表现出的理性和宽容。蒋兴哥看到心爱的妻子与人有这段有伤风化的婚外情，其心情是极为复杂的，这无需多说，难得的是临近家门时一段心理独白：
　　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因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进得自家门里，少不得忍住了气，勉强相见。
　　美国性学专家金西教授说过，性是一种能量，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释放，如果它不能从正常的渠道得到释放，它就会通过非正常的渠道来释放。蒋兴哥把妻子的不贞归结为她“少年守寡”而寻找“非正常的渠道来释放”。有这层认识已属难得。蒋兴哥长期经商，见多识广，对人性也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他尽管接受不了眼前的现实，但其处理方式已相当近代化，是对旧道德、旧习惯的一次大胆反拨和叛逆。冯梦龙如此处理，无疑给层层封严的礼教铁笼戳开了一个小孔，让人文气息得以弥漫在渴望情感滋润的人们之中。
　　秦重、蒋兴哥、王三巧只是“三言”中市民情感表现的典型个案。仅从这些个案中，我们读懂了冯梦龙具有启蒙意识或曰近代意识的文学思想。这种文学思想丰富了冯梦龙的情教内涵，是冯梦龙情教思想的重要组成，也是冯梦龙情教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运用。

　　怎一个“情”字了得

　　《情史》是一部奇书。它的奇不仅仅表现在冯梦龙为我们收辑了近千个情感故事，还在于冯梦龙借这些故事彰显他的情本思想，强化他作为“情僧”的典范形象。在理学和礼教盛行的年代，在一个视情欲为洪水猛兽的社会，冯梦龙这些不可思议的举动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可想而知的。
　　《情史》卷首有篇五言诗序言，其中云：“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在冯梦龙看来，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有情的。如果人人有情，世界处处生机盎然，正如他自己说的，有情的世界就像一根红线，将散乱在地的铜钱穿在了一起。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大家都能沐浴在爱和情的阳光下而没有任何的邪念和非分之想。不然的话，等待人们的就是死寂一般的厄运，也给动荡的社会增添许多的变数。而人类的生命一旦与枯竭结缘，那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冯梦龙精心挑选发生在各个时代的每一个情感故事，又将这些故事分为二十四种类型，在“情”的范畴内赋予每一类型以不同的文化内涵。他的诠释有别于他同时代的文人，具有鲜明的近代化色彩。
　　项羽和虞姬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们的坚贞和悲情都化成了一个个优美的音符，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天空。有人欣赏，有人惋惜，也有人大声地谴责。对此，冯梦龙认为，英雄，首先是人，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着普通人的正常追求和生活理想。项羽之所以败在刘邦手下，与其说是智谋和远见方面略逊一筹，不如说是被情欲蒙蔽了心志，整日倾倒在虞姬的美色里，陶醉于虞姬“婉顺”、“柔细可爱”的性情中，用情过多而忘记了战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而终于遗恨天下。
　　孔夫子娶过妾，林逋居士讨过老婆，以刚正著称的范仲淹曾钟情于乐籍中的一名小丫鬟，靖康死难名臣何桌也眷念过一个显贵人家的侍儿，连高僧鸠摩罗什也破戒纳过妓女。这些取自笔记野史的材料，未必尽合乎历史真实，但圣贤也同凡夫俗子一样有情有欲，确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既然圣贤和英雄都会沉湎于风流韵事而不能自拔，普通的百姓为何不可追求“饮食男女”?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合情合理的需求视为大逆不道呢?冯梦龙的追问是很有力量的。
　　所以，“情”存在于天地之间。圣人以情治国，则国泰民安；百姓以情处事，则事事顺畅。冯梦龙这里的“情”突破了狭隘的男女情爱而具有胸怀天下的大爱。其中还蕴含着儒家所倡导的仁和善。万物源于情，万物皆有情，冯梦龙对“情”有如此的阐释，确实彰显了他思想的深度和厚度,达到了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和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