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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医生们说的“三月大限”越来越近，奇怪的是，我却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
为了印证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我们决定对脑瘤来一次“临床检查”。于是我们再次去看李金大夫。她是北神经内科的老主任，也是我生病以后看的第一位医生。那一次她跟着我跑到核磁共振扫描室，在显示器上亲眼观察我的头部造影时，我就感到此人是个可以性命相托的人。
我们很快就发现，请这位有经验的神经内科专家来验证我们的“观察”，的确能够让我们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避免出错。所以，在我患病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验证”每一个月做一次，以后又把间隔时间延至三个月。
“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当我朝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用一种轻快的口吻对我说。我注意到她的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时隔几周未见，现在，她由于我的步态稳健而满脸惊讶。
“昨天我走在路上还在想，”她说，“我那个病人现在怎么样啦。”
我自豪地宣布：“我的症状减轻了。”
我们都笑了。看到她的笑容里流露出明显的不相信，我赶紧把身体变化的诸多细节说将出来。
她耐心倾听，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在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她打开病例，翻到两个多月前的那一页，重读她当时写下的会诊记录。
她看得很仔细，没有一项遗漏，直到看完最后一行，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吧。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
她说话时，我从她的眼睛里而不是从她的话语里看到，我们的“自我观察”将会接受一次严格挑战。
不管怎样，我已经学会站在医生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已经明白，所谓“症状”就是疾病给人体造成的种种生理反应，所以不能指望病人的感觉和陈述就能形成结论，还要依靠精通专业而又无微不至的医生亲自验证，也就是所谓“临床检查”。
他们首先会把你身体的某些器官作为检测的重要目标，要求你做出各种动作，通常还会借助于形形色色的检测工具，触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逐一观察你的反应。对于脑神经损伤的患者，通常最重要的反应会出现在眼球、面部神经、伸展四肢时的平衡机能，以及身体表皮对于异物刺激的敏感程度，等等。这种反应的正常与否，被医生以“－”或者“＋”的方式记录在案，将若干次检查结果联系起来加以比照，就能判断病人的症状究竟是恶化了还是在好转。
换句话说，如果我自己的感觉不能被这一检验程序证实，那么一切都是白搭。
对于医生来说，这是一套严格精准的程序、具有相当的确定性，然而它却并不复杂，也不需要病人额外的花费。它所要求的不是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而是专注、耐心、无微不至、见微知著，以及愿意把更多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多挣钱的职业精神。
我们很幸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李金大夫。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总是带着让人轻松的笑容，当她迷起眼睛看你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怜悯和关切。虽然门外等候她看病的人排成长队，她却不会急着打发眼前的病人。她的“特需门诊”属于很高级别的专家收费标准，不过，当病人只花9块钱去看她的“普通门诊”时，她用在病人身上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会少一点。
她总是很认真地倾听我们的陈述，还会对一些关键细节提几个问题。当我们的陈述和她的专业经验不能吻合时，她的眼睛里也会流露出怀疑，但她没有医生潜意识里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会当病人是白痴，不会把一句硬邦邦的，甚至冷嘲热讽的话迎面扔过来。她会微笑着说：“好吧，让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就她像现在所做的一样。
“原来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状，现在减轻了。”她在一番检查后惊叹，“原来没有的不好的症状，现在还是没有。”
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检测！它有前次的检测结果作为比照！毫无疑问，我的身体发出的声音没有欺骗我！它被“临床检查”证实了！
但是在李金大夫看来，事情仍然让人难以置信。她试图寻找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
“你有没有用激素？”她问，接着又解释，“激素具有消肿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短期减缓病人的症状。
“没有！”
“有没有用消炎药？”
“没有！”
“有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
“没有！”
我老实但却有点自豪地回答。
分手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您现在还坚持您原来的诊断吗？”
她再次把我打量一番，收起脸上的惊喜，职业的语调重新回到她的声音里。
“你们要准备接受各种可能。”她不无谨慎地说，“不过，即使是肿瘤，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好的。说明病人有抵抗能力。”
走出医院时我们浑身轻松。尽管医生没有给我们任何一句可以扭转乾坤的话，我们仍然感觉此行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甚至开始讨论“癌症究竟是不是绝症”。
“今天是我自2月9日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天。”晓东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并不是因为肿瘤的可能性排除了，事实上医生根本没有改变诊断。我们不敢奢望脑子里面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真的不是肿瘤。可是我们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由最初的恐惧到现在可以从容乐观地面对。我们对肿瘤的恐惧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肿瘤又何妨。我们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与它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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