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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五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16日清晨，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据目击者称5名流浪儿童均是男孩，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据初步分析，5个小孩可能是躲进垃圾箱避寒窒息“闷死”。据目击者描述，事发垃圾箱旁边是一个拆迁工地，“孩子们在拆迁工地围墙里面，用一些写有广告语的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围起来，并在里面住了好几天”。贵州省市警方已展开调查。据悉，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境内多山，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00公里，11月15日最低气温6℃，当天夜里曾下毛毛雨。 “路有冻死骨”，网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句话。那该是怎样的情形呢？沉痛地想：在毕节11月15日低温有雨的夜里，那5名孩子怎样蜷缩在那个“近一人高、长约1.5米、宽约1.3米”的垃圾箱里，尽可能使身姿显得不那么难受，并且相互取暖。而当那一个密闭的、狭窄的空间渐渐变得空气稀薄，5个孩子在熟睡中开始渐渐地窒息之时，他们是否也与卖火柴的小女孩有过相近的梦。而当我读到报道中那句“附近居民称，曾看见几个孩子在垃圾箱里捡到一个破旧皮球，在围墙里玩耍”时，泪已经不由得流下。但愿在天堂里，他们能够真能像孩子那样无忧无虑。 身份不详的孩子，面容模糊的孩子。直到他们离开人世，人世却对他们的姓氏，以及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他们的身份，何以出现在垃圾箱内等信息茫然无知。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人世的失聪，以及一种社会的失灵。至少在他们流浪于此的时间里，他们意味着一种无人过问的生存。从那些目击者的描述，以及拆迁工地或垃圾箱所代表的城市或社区的意象，我们所感知的，是5名小孩尽管在被人们冷眼旁观，但始终无人以任何一种方式介入到他们的生存之中。没有感同身受，没有社区互助，没有人际关切，只有自生自灭。5个孤单的孩子，旁若无人，死于城市或社区的冷漠之中。 社区功能或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许是无法诘问的现实，但对于5名孩子之死，仍不乏可以追问的对象，这包括政府的民政、公安、教育乃至相关社会保障机构。我不知道这些相关部门，对流浪儿童现象是否早已见惯不怪，也因此觉得可以不承担应有之责任。但我们知道，每一个公民身上，原本都与生俱来地附着有关生命、生存的一系列政府责任，这并不因他是一个流浪者而有所减少。而且这样的政府责任，在流浪的儿童身上原本应当体现得更加充分。他们尚未具备自立能力，因此需要得到监护；他们应当接受教育，因此需要被时刻关切；他们心智尚未成熟，所以需要得到特殊的保护与照料。 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一个流浪儿童必然应当紧跟着社会更多的敏感与反应。“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这样说道，“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然而在5名孩子流连于拆迁工地、盘桓于社区垃圾箱的数日间，他们显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任何形式的过问。在一个行政权力无远弗届、行政末稍无孔不入的社会，当真是相关部门不知情或无能为力吗？ 2012年11月16日，5名面容模糊的孩子，远远地，踢着一只破旧皮球，躲进垃圾箱里避寒取暖，直至了无痕迹。但无论如何，他们路过了中国，我们这个社会、所有人、一切机构，都曾与他们擦肩而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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