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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冯俊卿 民以食为天。 古谚：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 小时候家穷弟兄多，为了省口饭让弟妹们填饱肚子，我常到外公家居住。那时候，生活在广大农村的百姓们不仅物质生活拮据，文化生活也相当贫乏。常年看不到报纸，听不见广播，不知道县城里影剧院的大门朝哪儿开。但穷也要乐，乐有穷方，小伙伴们聚一起，开心地嬉戏玩耍，热闹异常。除了跳跳绳、踢踢毽、捉迷藏、挤尿床、跳拐拐斗鸡、骑马打仗，最大的奢华享受就是听讲故事。 外公没上过学，但他酷爱学习，记忆力非凡，几乎过目不忘。“文革”中，年近七旬的他把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落。外公小时候也是个爱听故事迷，多少个黑灯瞎火的严寒冬夜，他都是在长辈们的讲故事中度过。我在外公家居住的岁月里，外公经常把他肚子里众多的感人故事，一个又一个地讲给我听，让我干渴贫瘠的心田，饱尝了一次次丰盛的文化大餐。 外公讲的故事能装满一篓又一篓，多得用车拉。其中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故事之一是“凶年”。 外公小时候，他的爷爷经常给他及家里的孩子们讲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凶年”的故事。说的是清朝光绪二年至四年，居住在河南省怀庆府（今沁阳市）一带的黎民百姓，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的大劫难。 光绪二年，天大旱，一年无雨。夏粮大减产，秋粮绝收。家底本不富足的百姓们，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许多年老体弱者被饥饿和寒冷夺去了生命。生者含泪将死者草草掩埋，村中到处闻哭声。 光绪三年，天大旱，一年无雨。饥肠辘辘的灾民们老实巴交，笃信“饿死不做贼”的信条。他们一不偷，无东西可偷；二不抢，无地方可抢。他们顶着初春的寒风，纷纷涌向田野、河畔、坡谷、沟岭……挖野菜、捞鱼草、捋树叶、刮树皮、刨草根、捡雁屎。从春到冬，捋了一次又一次，挖了一遍又一遍，人瘦得变形，风吹即倒。路边、河畔、野地、庭院……到处都是饿死的饥民，无人掩埋。 光绪四年，天大旱，一年无雨。树枯死无叶无皮，野菜绝迹无籽无苗，草断根不生。被饥饿逼疯了的饥民们走投无路，陷入绝境，他们开始疯狂地残食自己的同类。他们先是吃死去的饥民，死人吃完了又吃活人，父吃子、夫吃妻、兄吃弟、易子互食…… 三年的大旱灾害过后，许多村子里十室九空，幸存者所剩无几。外公的爷爷几经颠险，是幸存者之一。 外公每每讲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内心酸楚，表情凝重，语重心长地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一饱忘了千年饥！一辈子不能浪费粮食。记住，粮食是人的命根子，没有粮食人难生存。” 我每每听到或想起外公讲的这个“凶年”的故事，幼小的心灵中总感到撕心裂肺，心潮翻滚，深深地为“凶年”中那些被饥饿夺去生命的死难者扼腕叹息。我常想：饥饿竟是如此的残酷可怕吗？人肉能吃吗？人为啥要吃人呢？外公对我为何煞费苦心呢？他在编故事骗我吗？不！外公是世上的大好人，他绝不会胡编个故事欺骗外孙，我对外公讲的“凶年”故事坚信不移。 十多年后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茶余饭后，闲暇之时，我也常将外公讲给我的这个“凶年”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开始效果不错，我从孩子们严肃、认真、会神、静思的神情中感觉到，故事打动了他们的心扉，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波澜泛起。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读书、就业，步入社会。我再将“凶年”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效果却欠佳逊色。从孩子们漫不经心和不屑一顾的神态中我隐隐觉察到，他们似乎觉得故事的内容有碍雅面，与当今社会的时代风貌相悖。他们似乎对“凶年”故事的真实性产生疑惑：人咋会吃人肉？活人咋会吃死人、吃活人？老爸是否吃饱了撑的觉着没事儿，净编着瞎话讲故事骗人？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凶年”的故事到底是假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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