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当有恻隐之心
文/晏建怀
帝王时代的官吏，大都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尤其是宰相之类手持重柄的大吏，他们见惯了血雨腥风的场面，内心往往被磨砺得十分坚硬。但在这一点上，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却是个例外，他任相十余年，始终与人为善，经常救人于危难之间，颇有恻隐之心。
王旦任宰相，寇准任枢密使，王旦常说寇准的好话，寇准却常说王旦的坏话，宋真宗告诉王旦，王旦也不生气，还说寇准忠诚直率。后来，寇准被贬到地方任职，天高皇帝远，便摆起了老资格。每当生日，他都搭建彩棚，大摆宴席，那些揣着红包寿礼的大小官吏常常把府上挤得水泄不通，高调而铺张。他喜欢华丽的衣服，喜欢山珍海味，衣食住行的标准常常向皇帝看齐。宋真宗知道了，大发雷霆，对王旦说：“寇准什么都效仿我，这怎么行？”意思是要按国法治寇准的罪。王旦笑着回答说：“寇准实在是个贤能之臣，就是偶尔不明事理，有点傻。”王旦没有火上浇油，反而通过诙谐的语气，把不能原谅的原则问题变成了可以原谅的性格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宋真宗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顿时软了下来，只得尴尬地笑笑说：“是的，的确有点傻。”王旦一句话，帮助寇准逃过了一劫。
都尉李和文喜欢与朋友们一起喝酒玩乐，一次午夜了，他还邀来许多朋友聚饮，并违反制度，擅自安排军妓唱歌跳舞助兴。言官向宋真宗告状，宋真宗大为光火。王旦听说后，赶紧用红色笺纸写了一首诗送给李和文，表达自己不能参加盛会的遗憾。第二天，当宋真宗拿出言官的奏章要问李和文的罪时，王旦说：“我知道这件事，也曾撰小诗送李都尉，只恨没机会参加盛会。人们常说‘太平无象’，这难道不是‘太平之象’吗？”王旦是个有心人，先写一首诗送给李和文，把自己与李和文的“聚饮事件”捆绑成一体，还把歌舞升平定义为太平盛世的标志，无异于给了命悬一线的李和文一根救命草，这是多么慈悲的胸怀啊。宋真宗在王旦的巧妙说服下，也就释然了。
不要以为王旦替寇准、李和文开脱，是官官相护的必然。官官相护，是官员们为了私利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行为，倘若相互之间因为利益产生矛盾时，他们又会反目成仇，斗个你死我活。而王旦的行为取向是原谅，包容，团结，是慈悲情怀，是恻隐之心。
王旦不但对同事好，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仆役也不错。他不拘小节，没有架子，日常生活中从来不发脾气。一天，仆役想试试王旦的气量到底多大，便在给他准备的肉羹里撒了些烟灰，谁知，王旦只顾吃饭，对肉羹视而不见。仆役问为何只吃饭，王旦回答说：“我偶尔不喜欢吃肉。”过了几天，仆役又故意在饭里撒些烟灰，王旦仍然不发怒，只是说：“我今天不想吃饭，可以煮些粥来。”家人抱怨厨师克扣肉，吃不饱，请求治厨师的罪。王旦问道：“你们平时的定量多少？”他们说：“每天一斤，但到嘴的只有半斤。”又问：“一斤吃得饱吗？”他们回答：“一斤足量就能吃饱。”王旦呵呵一笑，说：“那么以后定量就提高到一斤半吧。”
仆役们服务不好，他视若无睹，厨师克扣食物，他置若罔闻，这与他临危之际救助寇准与李和文是一致的，因为他有一颗恻隐之心，不愿意看到寇准与李和文因小节获重罪，也不愿意看到仆役们因小事获责罚，他深深知道，他一句轻巧的话，既可能变成及时的雨，也可能变成见血的刀，所以只要不触犯法律与原则底线，王旦都始终慈悲为怀，宽容有加。
相对于帝王专制时代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酷吏，王旦的恻隐之心是一种稀有品质，难能可贵。同样，在科技迅速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的今天，相对于
“公务员下乡都坐25万以内的车不现实”之类的抱怨，相对于“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之类的“雷人”话语，相对于一些官员在群众上访中的冷漠、在推行“劣政”时的冷酷、在“暴力拆迁”中的冷血，王旦这种高贵品质当更加值得钦佩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