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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对此，一句极其时髦的描绘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有关机遇问题暂且不讲，就“挑战”这个角度而言，问题无非是内忧与外患。只有透彻地说明中国今后究竟有没有内忧，有没有外患；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忧，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外患，二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才能诠释“挑战”一词的真正涵义。但是，有关中国今后的忧患何在，不同的中国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并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概括而言，大体上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当代中国既无严重内忧，也无突出外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尽管中国社会内外都有一些矛盾，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全世界各国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内所有矛盾都能通过发展、协商、合作、互利、共赢而得到解决，不可能产生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一切都可调和（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参阅笔者文章《一切都能调和——当代中国内外矛盾现状之分析》）。 这一观点非常重要。这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论基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能是和谐的，中国的崛起才能是和平的，否则，所谓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要成为一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第二种观点：当代中国有内忧而无外患。这种观点认为，制约中国发展前进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制度，中国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才有出路，否则，即使现在因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而繁荣，但终将因制度落后而失去繁荣，并且有再次发生“文革”的危险。 基于这样的逻辑，这些人于是在中国上下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宣讲民主的好处，把民主当做从根本上治疗中国的救命良药，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客观地说，这些人的呼声与“国际社会”的声音基本一致，其理论逻辑也与“国际社会”推行的价值体系大体相当，所以他们根本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外患。他们认为，“国际社会”非但不是什么外患，而且是中国改革发展最强大的奥援，因此是友非敌，除非中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一定要找出外患的话，那要么是与“国际社会”同病的“恐怖主义”，要么就是北面的俄罗斯。 第三种观点：当代中国有外患而无内忧。这种观点的一个经典的表述是“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际社会”仍然严重残留着“冷战思维”，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人不时掀起反华风浪，干扰中美关系的大局，干扰中日关系的大局，干扰中国与欧洲各国关系的大局，等等。这当然是值得警惕的，但问题也并不是很大，因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中美关系也好，中日关系也好，中欧关系也好，都只能越来越密切，不会因为部分人的“冷战思维”就改变大方向。所以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日要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中欧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等。总之，说有那么一点外患固然可以，但也不必太放在心上。 至于内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或者根本不值一提，或者根本没有。他们说，中国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不管现在问题有多么突出，都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解决一切，发展代替一切，是硬道理而不是软道理。只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能建成一个幸福的中国，美丽的中国，就可实现全面小康。而全面小康的社会是谈不到什么内忧、也不会有什么内忧的。如果一定有谁要忧心忡忡的话，那一定是吃饱了消化不良的结果。 第四种观点：当代中国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内忧大于外患。这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内忧在于资本的泛滥与侵蚀：其泛滥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造成阶层对立，冲击社会稳定，而且日益严重的是，建立在强大资本基础上的新阶层觊觎国家公权，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收买乃至攫取的倾向；其侵蚀导致腐败蔓延，黑社会成长壮大，瓦解政权根基。这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 持这类观点的人也认为当代中国还有还面临突出的外患，其焦点就是世界霸权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剿，并且正愈演愈烈，有日益激化的可能。 但是，他们认为，外患之所以日炽，根本原因在于内忧方殷。正是在资本泛滥的冲击滩上，霸权国极其帮凶才得以在中国内部培养扶持了代理人，与中国的一些分子建立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和战略同盟，将中华民族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相信，正因为存在危险的内忧，所以外患才变得可怕，不解决内忧，外患只能越来越严重；只要解决了内忧，外患也就不足为惧。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内忧大于外患、重于外患，其解决也应该先于外患。 第五种观点：当代中国既有内忧又有外患，但外患大于内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内忧其焦点集中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一冲突则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层面复兴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帝国冲突在国内的反映。现如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上为数不多快速发展的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在快速的历史发展时期内，内部的矛盾冲突一般可以得到缓解释放，应该也是内部矛盾的缓冲期。今日中国的阶层矛盾之所以上升激化成为内忧，其直接诱因在于外部势力的利用与催化，即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了作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好坏安危主要不取决于内忧而取决于外患，只有妥善应对外患问题才能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发展崛起的中国不能很好地应对来自外部挑战，则内部的矛盾冲突将急速恶化，反之，则国内矛盾就将得到稀释，即或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但也达不到内忧的程度。所以，这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的民族矛盾大于阶层矛盾，国家利益高于阶层利益，在内忧与外患的关系上，外患大于内忧，其解决也应该先于内忧。 罗列这些不同的观点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不同的思想路线将导致不同的行动路线，不同观点的人也必有不同的矛头指向。如何看待内忧与外患，在二者之间如何摆位、怎样平衡，有史以来就是治国治世的一大难题。 重内轻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奉行的国策，如宋、如明，如清之中后期，其当政者把主要精力和资源都用在调整内部的关系上。许多时候，他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而也给他们的行为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历史经验表明，一个过于内守的王朝绝不是一个有出息的王朝，而一个对外没有张力的民族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功，也不会创造可以载入史册的辉煌业绩。 重外轻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些时期的历史特征，如秦皇汉武，如大唐和大清前期，其当政者更多地热心对外经营，用一句古诗的话说就是“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人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为有为之君，他们的做为确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成为中国走向强大的符号。但同时，历史经验也表明，一个过去热衷于对外经略的政权终究难免内虚，也很有可能因此骤然崩溃，短命的秦与隋就是生动的例子。 这也不是，那也不妥，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呢？ 坦率地说，尽管中国历史悠久，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但在平衡内忧外患的二者关系方面，迄今也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范例。 过去的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但历史的经验非常宝贵。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其民族文化中凝结了太多的忧患意识。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也都懂得要奋斗就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仁人志士更须抱定“先天只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今天我们仍然不能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内忧与外患之辩，也不能不将其视为今后十年乃至更长历史时期内的重大挑战。 首先，“内忧”不可不慎。 当今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积月累，“官”与“民”的冲突，“贫”与“富”矛盾，“改旗易帜”与“坚定不移”之间的对抗，等等，都已不是星星之火，经略体国者历来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现如今的中国也没有任何理由不须为此惕厉戒惧。 其次，外患不可不防。 今日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不容乐观，一个强大的战略包围越来越明显地摆在了面前。霸权帝国对中国到底是何居心，有人说这出于“防范心理”，其行为源于“情绪焦躁”，有人则认为这是磨刀霍霍、居心叵测，总之是对此争议很大。但兵法有云，“不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也”，美国是不是把中国当敌人必灭之而后快，稳妥的对应必须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中国不能当战略上的二百五，更不能做全球化时代的宋襄公。 最后，“内忧”“外患”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不仅事关治国大略，而且还左右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也许有人会说，二者同等重要，哪一个都疏忽不得。从原则上讲，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即或同等重要，不同时间段内也有一个轻重缓急摆位先后的问题，这无论如何也含糊不得。如果说对执政当局能力与水平有什么考验的话，这个问题就是最大最根本的考验，而且在未来十年还将变得十分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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