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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遭遇的最严峻挑战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内部：例如德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其宗旨是要解决西方的工业化问题，而不是以农业为主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弗格森提醒读者，不管怎么说，实际上冷战并不是东西方之争，而是 “两个西方、即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西方之间的对抗”。 西方的凯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弗格森指出，一直到19世纪，奴隶制一直是西方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制度的余孽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方还随处可见。今天，西方的主宰地位正在日益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挑战。对此弗格森抱乐观的态度，他在本书结束时指出，“西方的‘程序包’看来仍然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整套最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它们是最有可能解放个体创造力的，从而能够解决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 如此大篇幅的著作不可避免会存在某些不足。弗格森在书中固然提到了代议制政府的重要性，但他却把重点放在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优势上。于是，民主没有被列入他的6大“杀手应用程序”。而事实上，如果说有一项特征被写入了封建主义时代之后的西方基因中，那么这项特征就是民众的参与和问责。当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时，这一胜利被西方人——尤其是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广泛看作是立宪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战胜。 尽管辩才一流，但弗格森在宣讲西方文明的优势时还是打了折扣。他所哀叹的奴隶制确实骇人听闻，但这是自古以来几乎每一个社会的通病，而恰恰是始于 18世纪末的西方废奴主义才与众不同。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之前，那里奴役盛行。到20世纪初，欧洲人扑灭了非洲的奴隶制。 我们可以认同弗格森的如下观点：西方犯下过罪行，但它也取得了远为伟大的成就，应该能够将功折罪。我们也可以向前再进一步，颂扬西方文明所绝无仅有的自我批评精神：不管是在哪里，只要西方发现或者携带去了任何疾患，它都会及时地对症下药子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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