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舰队（英语：Spanish Armada，西班牙语：Grande y Felicísima Armada或Armada Invencible，即最幸运的舰队或不可击败的舰队）是由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1588年所派出，意图征服英格兰却失败的舰队。为了保障其海上交通线和其在海外的利益，西班牙建立了一支拥有100多艘战舰、3000余门大炮、数以万计士兵的强大海上舰队，最盛时舰队有千余艘舰船。这支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骄傲地自称为“无敌舰队”。 无敌舰队之役是英西战争中其中一个大型的战役，也是战争过程之中第一个侵略性攻击意图。这场战争同时也是英国历史中最有名的战争。在格瑞福兰海战（Battle of Gravelines）中，西班牙船舰被法兰西斯·德雷克所领导的英国海军用秘密武器即八艘火战船击沉。 无敌舰队约有150艘以上的大战舰，被英军击败时本想南退，却因刮起强大的南风而不可行，残存的舰队只好随风北上[来源请求]，最后绕过大不列颠岛及爱尔兰岛西岸回国时仅存43艘，由于损失百艘以上的大战舰及超过一万四千名士兵，从此国势鼎盛的西班牙一蹶不振，英格兰则成为海上强权，开启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盛世。
发展之路
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 Invencible
掠夺金银财宝，致使西班牙很快成为欧洲最富有的海上帝国。
据统计，公元1545～1560年间，西班牙海军从海外运回的黄金即达5500公斤，白银达24．6万公斤。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重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
那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轻工业的发展，迫使它急于寻找海外商业市场；舰船制造和航海技术的革新，更加膨胀了英国夺取殖民地的勃勃野心。
对于西班牙来说，自然不允许其他国家分占它来自殖民地的利益。英国的海上抢劫以及对美洲的掠夺严重地威胁着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垄断地位，引起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仇视。起先腓力二世不想诉诸武力，他勾结英国天主教势力，企图把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扶上英国王位。为此，他在英国开始进行颠覆活动。
玛丽早在1568年就因苏格兰政变而逃到英国，被伊丽莎白所囚禁。当英国的天主教徒在西班牙的怂恿下谋刺伊丽莎白而另立玛丽时，伊丽莎白乘机处死了玛丽。腓力二世谋杀不成，就决心用武力征服英国。
当时，英国的海上实力并不强大，难以与西班牙海上舰队相匹敌，只能靠海盗头子德雷克、霍金斯和雷利等人组织的海盗集团在海上袭击、拦劫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进行海盗活动。而腓力二世却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无敌舰队”。
简介
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西班牙和英国于1588年8月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激烈壮观的大海战。这次海战，西班牙实力强大，战船威力巨大，且兵力达3万余人，号称为“最幸运的无敌舰队”。而当时英国军队规模不大，整个舰队的作战人员也只有9000人。两军相比，众寡悬殊，西班牙明显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英国借助先进的火炮和有利的天气使这场海战的结局以西班牙惨遭毁灭性的失败而告终，“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西班牙急剧衰落，“海上霸主”的地位丧失，被英国取而代之。
战争起因
158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处死了信奉天主教的玛丽，罗马教皇颁布诏书，号召对英国进行圣战。西班牙对英宣战，扩编了海上舰队，命名为“最幸运的无敌舰队”，向英国进发。
战争过程
因西舰装备的大多是短射程、威力大的加农炮，英舰使用的却是射程较长、威力较低的长重炮，因此英舰在攻击时总是能保持安全的距离，当时双方主要使用的火炮有三种：加农炮、长重炮、皮里尔(射石炮，已过时)，此外，西舰总共还有其他多种的杀人火炮。
组织
西班牙采用的战术是纵向发射，西班牙在舰队上有许多武装士兵，还有神父，近距离时采登船作战与冲撞；而英国有优秀的炮手，并采舷侧发射，并以其较长射程，避开与西舰的登船作战。
详细经过
在1558年丧失加莱前，从理论上说，英国人为了安全，是要在欧洲大陆上作战来保护其海岸的，换言之，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的外围。自从加莱丧失之后，所依赖的就变成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了。可是当1586年危机爆发，虽然伊丽莎白女王有一支私人的舰队，共有战船三十四艘，但却并没有国家性海军的存在。不过一到战时，有许多武装商船都可以临时拼凑成军，一直到国协时代为止，都还是这样的情形。此外，也没有常备性的陆军——封建时代的民兵是早已不存在了——虽然依照撒克逊的古例，政府仍有权召集民兵，但除了伦敦地区的以外，都只能算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在战场上，是绝对不能对抗西班牙高度组织的精兵的。
最大的困难，是诚如弗尔特斯纠（Fortescue）对于伊丽莎白的评价：“因为它的简单性，她痛恨直接的行动；因为它的必然性，她痛恨确信；因为它的费用，她更痛恨战争。”（注：若无议会的帮助，她的岁数根本不够负担战争。）因为思想上有这三种主观，而尤其是最末一种，更使她宁愿依赖外交手段；又因为她缺乏必要的实力，来使其有效化，所以在斗智的战争中，就经常会受到帕尔马公爵的欺骗。直到无敌舰队（Armada）都已经出发时，他还在不断地提出和平建议，以掩护其在日德兰的一切准备，可是伊丽莎白对此却大多深信不疑。
虽然如此，因为巴宾顿阴谋的暴露，显示危机已经到来，1586年12月25日，伊丽莎白接受了群臣的劝告，命令留在朴兹茅斯的舰队动员，在1586-1587年的冬季，在英吉利海峡内保持一个支队，以防备盖斯人拯救玛丽女王的企图。1587年3月，玛丽已死，当主力舰队正在朴兹茅斯动员时，德雷克爵士在普利茅斯也准备就绪了。他的任务，是打算阻止西班牙舰队从各港口中驶出集中，当它们向英格兰或爱尔兰前进时，应尽量地加以截击，并阻止它们登陆。像往常一样，这些命令下达之后，由于伊丽莎白害怕这有挑起战争的危险，马上就想进行极大的修正。但是德雷克深知女王的老脾气，所以在4月2日就立刻出发，在新的命令到达之前，他就早已在4月19日到达了卡地兹。他自己这样记载着：我们在这里留到21日，在此期间，击沉了一艘比斯开船只（Biscayan），重一千二百吨，焚毁了克鲁兹的船一艘，重一千五百吨，另外还有三十一艘，其重量为一千吨、八百吨、六百吨、四百吨、二百吨不等。此外还带走了四艘装补给的船只。此后，在补充了必要的补给后，他又向里斯本进发。在那里，他于4月27日这样写道：“西班牙国王对于侵入战的准备，其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里斯本是西班牙舰队的指定集中地，虽然克鲁兹已经在那里建立他的司令部，可是他还没有集中一个人。这是一个有坚固防御的港口。在港口之外，向北去为卡斯卡斯堡垒（Cascaes Castle）所控制的投锚地，它的紧邻又有圣裘利安要塞。5月10日，德雷克在卡斯卡斯湾中投锚。这个港口产生了极大的恐怖，所有的船只都纷纷砍断缆索，向最近的避难所逃去。被毁的船只吨位数以千计算，损失的物资更是巨大。后来据西班牙方面的统计，共损失船24艘，货物总值172,000“达克特”。德雷克并未携带陆上兵力，所以不能据守这个港口，于是他又转往圣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里斯本与地中海之间的战略要点。他们守住了这个要点，使敌人处于极大的不利。因为所有的船只都是分别地向里斯本集合的。
在这里，他又使葡萄牙的渔船受到了重大损失，此外还毁灭了许多吨数的制桶材料。（注：因为所有盐腌的食物，酒和水都要用桶装，所以这个损失是很重要的。）假使德雷克能留在这里不走，则甚至于可能完全阻止西班牙舰队的集合，但除非他能获得增援，否则是不可能的。5月17日，德雷克写信给英国大臣华尔新汉爵士（Sir Francis Wolshingham）说：假使在这里再多六艘船，我们就可以留得更久。由于下个月就是西班牙舰队从各地回国的主要时期，所以一定可以使他们蒙受更大的损失。
最终他无法久留，于是又转往阿左里斯。离开圣文森特十六天之后，6月8日，他在圣米恰尔（St. Michael）的附近发现了一艘大船，到了第二天就追上了。这是“圣腓力”（San Felipe）号，是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一艘东印度船只，上面所装的货物价值114,000镑，还有许多文件，都是记载有关东印度贸易的秘密的。（注：这些文件使伦敦的商人大感兴奋，后来他们组成了东印度公司，是为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基础。）6月26日，德雷克回到了普利茅斯。他已经使西班牙舰队在这一年之内，不再有出发的可能性。这对于英格兰而言，实在是太幸运了，假使真能如腓力的设想，无敌舰队能在9月底以前出海，那么帕尔马公爵就可能已经渡过英吉利海峡了。诚如他在致西班牙国王信中说的：假使侯爵能准时到达，则登陆将不会有任何困难。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无力抵抗你的舰队。
此时，克鲁兹已经在加紧补充他的损失，到了1588年2月底，也就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然而他本人却在1月30日突然地死了。于是远征行动再度搁浅。他的死亡对于西班牙而言，是一个可与德雷克的突袭相提并论的大祸，因为他是西班牙能力最强的海军宿将。腓力现在派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去接替他的任务。这位公爵虽然出身高贵，可是对于陆海军却从来没有经验。他上书国王请求辞职，但是腓力不准，只是另派了一位合格的海员，堂迭戈（Don Diego de Valde），充当他的海军顾问。此外当梅迪纳公爵的舰队到达海峡之后，就将任命帕尔马公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师进发。
当梅迪纳正在准备的时候，帕尔马公爵的主要准备有如下述：从安特卫普和根特开一条运河到布鲁吉斯，在华吞（Waten）河上建造七十艘登陆艇，每艘可载三十匹马，并装有上下起卸的跳板。在新港（Nieuport）建造二百艘平底船，在敦刻尔克集中二十八艘战船，在汉堡、布里门、艾姆登等地招募海员，在格南费里尼斯（Gravelines）制造二万个木桶，在新港和狄克斯莫德（Dixmude）等地为步兵二万六百人、骑兵四千九百人制造营幕。
海军装备分析
十六世纪的战船，与以前各世纪不同的一个主要因素，即为重炮；尽管这种杀人的利器，从十四世纪起即已开始装在船上，可是一直到十五世纪，这种火炮的才有足够的威力，能够一炮击毁当时的船只。这种兵器有明显不同的两种形式，一为前膛（Muzzle-Loader），一为后膛（Breech-Loader）。后膛炮的原始形式是一种“组合式”的火炮（Built-up Gun）——即由若干根铁棒所组成，在上卷中已有详述。它的药室与炮管是分开的，在发射之前，用螺旋装上去。
一共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前膛炮——加农和寇非林（Culverin），都装在炮车上。前者发射一吨重 [ 注：校制者按：原文如此，需核对英文版。 ] 的铁弹，只有中等的射程。后者炮身较长，炮弹较轻，而射程也较远。这两种火炮的性质有如下表：
型式 膛 弹重 口径 最小射程 最大射程
加农 7.25吋 50磅（约） 18 340步 2000步
寇非林 5.25吋 17磅 32 400步 2500步
此外还有半加农（Semi-Cannon），弹重32磅；以及半寇非林，弹重九到十磅。（寇非林亦可称之为长炮）长炮中还有许多较小型的，例如“Saker”，弹重五磅；“Minion”，弹重四磅；还有“Faleon”，弹重两磅半到三磅，不过这些火炮全部只有对人员的杀伤力。另外还有一种叫作“Plrier”的，射程较短，发射的是二十磅的石弹，到这时已经变得落伍了。
在十六世纪开始时，在海上航行共有两种主要形式的船只。一为圆船（Hulk），另一为长船（Galley）。前者用以载运商品，后者则为标准的战船。但是不久，大洋的航行和火炮的进步又开始使船只的构造有了新的改变。在洋面上，风帆要比桨更重要，而用风帆的船只又更适于使用船舷上的火力。
第一个转变期是在十五世纪，此时小型杀人性的海军火炮开始被采用。它们装在两个炮台上面，一在船头，一在船尾——在过去未有火炮时，这种平台上是装置弓弩的——，其目的是为了击毁登船的敌军。亨利七世的大船，“摄政”（Regent）号上即装有这样的火炮二二五门——主要都是旋转式的火炮。
亨利八世带来了第二个转变期。他采用了前膛式的毁船火炮。因为这种兵器太重了，不能放在炮台之内，而且也不宜于对付登船敌人之用。它必须装在上层甲板上，最好是在主甲板上，必须在船只两侧开辟炮孔。第一艘装备重炮的船为“玛丽玫瑰”（Mary Rose）号，建造于1513年。
在最后一个转变期，船上的炮台逐渐变得不再需要了，而舷侧火炮重量的增加，则要求甲板空间的增加。圆船逐渐发展成为正规的军舰，这种船的长度比宽度要大三倍以上，而不像一般的圆船只相当于宽度的两倍。在十六世纪，这一类船只中最著名的，是德雷克的“复仇”（Revenge）号，这是一艘纯粹英国式设计的船只。这种船只是为“竞赛”用的，又可以称为“平甲板”（Flush-decked）式。虽然它的船尾和船头并不与腰部完全看齐，可是比起西班牙的战船，却要低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五。这个事实使多数的英国船只，都显得比西班牙的要小，虽然双方海军中的最大船只，其吨位是大致相等的。所谓的“大帆船”（Galleon），并非西班牙独有，通常为四桅的帆船，具有当时一般船只所有的索具，但是其船壳的构造却比较接近长船，与宽度之比较大，也较为平直，船头低下，与长船相似，而不像圆船的船头拱起。这个时代中的英国战船，大约是两个船员摊一吨，而在西班牙战船上，则是三个多人摊一吨。
火炮对于海军战术的影响，要比对于海军造船术的影响还大。在长船（快船）时代，主要的兵器为船头的撞角（Beak），而主要的战术行动即为硬撞。虽然在接近敌人时，快船是可以采取纵队形式的，可是攻击的队形却成横线，正像陆战一样，战斗就是突袭或冲锋。在装有火炮的战船上，其主要的兵器——重型的毁船加农——不是装在船头上，而是在两舷。当它们接近敌人时，一定要调动位置，使其侧面对着敌船——对于旧时代的快船而言，这是一种自杀的行为。所以在攻击时，其位置是与原有前进路线成直角的，为了使这种调动有秩序，并集中打击力量对付敌人，在接近敌人时应采取纵队的阵形。
这个彻底的改变在当时尚未被人认清，舰队进入战斗时还是蜂拥而上，其主要目的还是攀登敌船。可是在英吉利海峡中，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一经交手，纵队战术即开始成形了，这个理由可以从双方舰队在军备方面的差异上获得解释。根据刘易士教授（Prof. Lewis）的记载，可以表列如次：
舰队 船数 加农 皮里尔 寇非林 总计
英吉利 172 55 43 1874 1972
西班牙 124 163 326 635 1124 [ 注 ]
可见英国人所有的长程火炮，要比西班牙人多了三倍，反之在重炮弹中程火炮方面，则西班牙人也比英国人多了三倍。这种在射程和弹重上的差异，也就可以说明双方在战术思想上的不同。英国人是在长程战斗方面集中全力，而西班牙人则注重中程和短程战斗。西班牙的战术目标是先使敌船丧失战斗能力，然后再攀登它。英国人的目标却是在远距离击沉敌船，或迫使它易帜投降。虽然英国人的火炮具有较大的射程，但是在长射程中，其威力却并不足以发生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火力并不准确，在远距离时能击中目标的弹丸并不太多。火力的不准确使海战也和陆战一样，变成了缠斗不休的状态，直到有膛线的枪炮发明之后，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所以在理论上，西班牙人宁愿依赖接近射程的打击力量，这样可以较易命中。
腓力对于英国人将要采用的战术，早已有所认识，所以当梅迪纳公爵出航前，他曾经给予下述的警告：“你应特别注意，敌人的目的是想作远距离的战斗，因为（他们）火炮的射程较大；反之，我们的目的却是要接近敌船，钩住它们并登船进行肉搏战。”可是很明显的，他却并未充分认清英国人的真正优势并不在于较长程的火力上面，而在于他们的海员技术较为优秀，事实上，他们的船只也比西班牙的更为轻便，易于操纵。西班牙人是惯于在良好天气中航行的海员，而英国人却惯于与恶劣天气搏斗。西班牙的船只在外形上与其说像一艘船，还不如说像一座堡垒，上面挤满了陆军的士兵，而真正的海员却感觉不够，其地位也只比划桨的奴隶略胜一筹而已。在英国人的战船上，水手不仅驾船而且也打仗，虽然也是强迫服役的，但每天还有四个便士的酬报。最大的区别，也是（英国）最大的优势，是西班牙人仍继续使用快船时代的旧战船，船只分成集团，以横队迎敌；而德雷克或霍华德（Howard）却推出了一种新战术，大致以纵队的形式接战，这也是海战革命的先声。
对于英国海军将领而言，在西班牙舰队驶出之前的几个月当中，他们所遭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却是伊丽莎白本人。这个女人虽然具有很坚强的性格，可是在英国的历代君主中，她也许要算是最吝啬的一个。况且她也真的害怕西班牙，这并非没有理由，因为西班牙在当时，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国家。她一直都只想和平，可是她却不了解，只要她仍然鼓励私掠的行为，和支援日德兰的叛乱，那么和平就将永无可能性。
到了秋季，一个小型的英国海军支队，在巴尔麦爵士（Sir Henry Palmer）的统率之下，与一个荷兰的支队联合到一起，一共只有九十艘小船（只适于内河与浅海使用），开始封锁佛兰德的港口；但是直到11月27日，英国女王才召集了一个战争会议，讨论下述的问题：可能的登陆地点，陆上兵力的使用，所使用的兵器，和国内的安全。12月21日，她任命霍华德勋爵（Lord Howard of Effingham）为“陆军中将、总司令、海上舰队和陆军的总管”。尽管德雷克在她的海军将领中是能力最强的一个，但她却宁愿选择霍华德，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其舰队的威望，而且也是因为霍华德的地位较高，容易获得部下的服从。德雷克后来被任命为海军中将，在技术方面做霍华德的顾问。关于霍华德，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曾这样评价：“诚然，他并非一个内行的海员，但是他却知人善任，而且从善如流。”
自卡地兹和里斯本回来之后，德雷克就一直要求再作他那种冒险的突袭——在出发港口内攻击西班牙舰队。假使当时他真获得了准许，去再作一次这样的攻击，那么西班牙舰队可能将永远都不能出海了。最后，在霍华德已受命为统帅的第三天，他才奉命率领三十艘船只向西班牙海岸进袭。然后接着，女王又害怕触怒西班牙人，收回了这个命令，并将舰队的员额减少了一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使得霍金斯在1588年2月15日，曾经上书华尔新汉，表示严重的抗议。
他说：“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是接受一个不光荣和不可靠的和平？还是决心一战，以求得一个安静的和平？照我看，最可靠和最有利的途径，就是决心一战，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公意。”
霍金斯的意见，正与德雷克一样，认为攻击即为最可靠的防御。但当他这封信发出后不久，英国女王又获得了克鲁兹侯爵逝世的消息。于是她相信西班牙舰队现在又出发不成了，而且她也认为帕尔马公爵正处在困难之中（注：大约一个月后，帕尔马曾报告腓力说，他的三万人中，只剩下一万七千人的有效兵力了），所以她就陷入了后者所布置的和平陷阱，并派遣和谈代表团前往日德兰。关于这一点，霍华德在3月10日，也向华尔新汉提出警告，说请女王小心，不要陷入敌人的圈套。此时，也不断地有情报传来，说西班牙的舰队马上就要出海了。
假使伊丽莎白在天性上不是那样倾向于外交，则她应该能认清帕尔马的建议其实是一个诡计，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腓力相信他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他认为这是十字军的行动，其目的是要把英格兰再收入天主教的怀抱。每一天，五万个教堂中都在做弥撒，腓力的海军船只，都是以宗教圣哲命名的；他们的乘员禁止发誓、争吵、赌博和与不正当妇女交游。船上都挂着帝国的旗帜，上面绣有基督和圣母的神像。
腓力对梅迪纳下达了下述命令：“当你接到我的命令之后，就应率领全部舰队出海，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一直驶到马格特点（Margate）为止。然后再与帕尔马公爵取得联络，并保护他渡海。”他又警告他应该避免与英国舰队接触，并且说假使德雷克在海峡中出现，那么除了后卫行动以外，应该对他不予理会。他也给梅迪纳一个密封命令，那是留交给帕尔马的，告诉他假使这个远征失败了，他应该采取何种行动。
腓力交给梅迪纳指挥的舰队一共有船只130艘：20艘四桅大帆船，44艘武装商船，23艘圆形船，22艘差船，13艘轻快帆船（Pinnaces），4艘中型帆船和4艘长船（注：其中实际可用的战船数字在六七十艘之间）。这些船只的总吨位为57,868吨，火炮总计为2431门，驾驶的海员为8050人，所载陆军为18,973人。加上划船的奴隶和其他人员，共计60,493人。
舰队组成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头领圣菲利普号
圣菲利普号于1690年下水，凭借其强大的战斗力而成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头领船。她是17世纪西班牙造型华丽的船的代表。
圣菲利普号
菲利普号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头领船。她的排水量达1000吨，装配有96门火炮，可与英法舰队中最强大的船匹敌。在与英法联军的战争中，圣菲利普号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西班牙的居民和港口，并运输珍贵的货物，同时为前线的船只保护绵长而危险的回归西班牙的水道。
圣菲利普号
此船上的豪华装饰在西班牙造船史上绝无仅有，船身上部深蓝色的涂装配上众多的金色雕刻件，特别显著的是她的艉楼、廊柱及门楣在内的所有金色雕刻极尽奢华，使整船显得绚丽夺目、金碧辉煌。圣菲利浦的华丽船型及显赫战绩同时为世人称颂，从而成为那个时期风帆战舰的典范。
圣菲利普号
全部舰队分为十个支队
其番号如次：
（一）葡萄牙支队，由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指挥，10艘四桅船和2艘轻快船。
（二）卡斯提尔支队，由瓦尔德兹（Diego Fbores de Valdez）指挥，10艘四桅船，4艘武装商船和2艘轻快船（注：伐尔德兹本人与梅迪纳在一起，同乘他的旗舰“圣马丁”（San Martin）号）。
（三）安达鲁西亚（Andalusia）支队，由皮德罗（Pedrode Valdez）指挥，10艘武装商船，和1艘轻快船。
（四）比斯开支队，由李卡尔德（Juan Martinez de Recalde）指挥，10艘武装商船和4艘轻快船。
（五）古普兹可（Guipuzcoa）支队，由阿昆多（Miguel de Dquendo）指挥，10艘武装商船，2艘轻快船。
（六）意大利支队，由布尔吞多拉（Martin de Berteudora）指挥，10艘武船商船，2艘轻快船。
（七）圆船（Urcas）支队，由余安哥米兹（Juan Gomez de Medina）指挥，共23艘。
（八）差船（Pataches）支队，由安托尼阿（Antonio Hurtado de Mendoza）指挥，共22艘。
（九）中型帆船（Galleasses）支队，由雨果（Hugo de Moncada）指挥，共4艘。
（十）长船支队，由迭戈（Diego de Medrado）指挥，共4艘（注：这个支队根本没有出发）。
当西班牙人正在作种种准备时，伊丽莎白却仍在与帕尔马谈判，而德雷克则被拘禁在普利茅斯，不准出海。3月30日，因为感到不能再久候了，他写了一封措词极为强烈的信给女王的战争会议，据科贝特（Corbett）说，这是纳尔逊所建立的新英国海军思想的起源。
他这样写道：“假使陛下与诸位大人都相信西班牙国王确实是想要侵入英格兰的，那么毫无疑问，他在西班牙必定正在作巨大的准备，而帕尔马的侵入也必须是以这个舰队的行动为基础。假若有方法阻止其舰队的行动，则他们即无法以征服者的姿态由海上来临，而帕尔马也就被阻止在原地了。除了上帝的保佑之外，时间和地点的争取实为我们致胜的秘诀。假使我们能有五十艘船，开往敌人自己的海岸边作战，则比更多的船，在我们自己海岸边要大为有利。而我们出发得愈早，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
4月13日，他又直接上书女王说：“在一切军事行动中，有利时间和地点的获得即等于胜利的一半，反之，若是丧失了，则不可能重获。”4月28日，他又上书说：“请恕我的直率陈词，因为我的良知逼我必须指出危机的严重性。假使和平终不可能，则在西班牙的巨大军事准备必须迅速地加以阻止。将你的兵力送往远方去对抗他们，对于陛下和臣民而言，都是比较而言最廉价和有利的。”
结果，霍华德奉命将他的舰队主力开往普利茅斯。除了派遣了一个支队，交给西莫尔勋爵（Lord Henry Seymour）指挥，以监视英吉利海峡外，他本人则于5月21日，从英国北海方面出发，两天之后与德雷克会合在一起。于是他就任最高统帅，而任命德雷克为他的副帅，并自任战争会议主席（注：在德雷克以下，英国的将领为托马斯·霍华德勋爵，希费德勋爵（Lord Sheffield），威廉爵士，约翰·霍金斯，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oher）和汤姆斯·费勒尔（Thomas Fenner））。
此后，霍华德致书伯利（Burghley）说：“我准备在此停留两天，好为舰队加水，此后，若是能获天佑，即将乘着第一次顺风的便利，驶往西班牙海岸。我的意图是停在英格兰与该国海岸之间，以监视西班牙兵力的到来。”
Tilbury speech
On 8 August (Old Style) (18 August New Style) Queen Elizabeth went to Tilbury to encourage her forces, and the next day gave to them what is probably her most famous speech:
My loving people, we have been persuaded by some that are careful of our safety, to take heed how we commit ourselves to armed multitudes for fear of treachery; but, I do assure you, I do not desire to live to distrust my faithful and loving people. Let tyrants fear, I have always so behaved myself, that under God I have placed my chiefest strength and safeguard in the loyal hearts and goodwill of my subjects; and, therefore, I am come amongst you as you see at this time, not for my recreation and disport, but being resolved, in the midst and heat of battle, to live or die amongst you all – to lay down for my God, and for my kingdoms, and for my people, my honour and my blood even in the dust. I know I have the body of a weak and feeble woman; but I have the heart and stomach of a king – and of a King of England too, and think foul scorn that Parma or Spain, or any prince of Europe, should dare to invade the borders of my realm; to which, rather than any dishonour should grow by me, I myself will take up arms – I myself will be your general, judge, and rewarder of every one of your virtues in the field. I know already, for your forwardness, you have deserved rewards and crowns, and, we do assure you, on the word of a prince, they shall be duly paid you. In the mean time, my lieutenant general shall be in my stead, than whom never prince commanded a more noble or worthy subject; not doubting but by your obedience to my general, by your concord in the camp, and your valour in the field, we shall shortly have a famous victory over those enemies of my God, of my kingdom, and of my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