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鲁（1919年～1982年），原名冯亚衍，四川仁寿县人。因崇拜清初大画家石涛和现代革命家、文学家鲁迅而改名“石鲁”。15岁考入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图画系，系统学习传统绘画，临习石涛、八大山人的山水花鸟，摹写扬州画派及吴昌硕等人的绘画作品，为后来的国画创作打下了基础，抗战爆发，投身革命行列。1944年调入陕甘宁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任创作员，他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当地的老百姓以及老红军、小八路画素描速写。没有颜料和纸张作画，便搞木刻，解放初，被安排到陕西美协工作，先后担任西北美协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西安美协副主席等职，与赵望云一起团结西北一批画家，为创建“长安画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文革”中受迫害，几近死亡。“文革”后重返画坛，担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陕西美协、书协主席，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等职。为“长安画派”的再度兴旺不懈努力。其绘画犷率、硬朗，有“黑、重、怪、野”之喻。他画的山水画惊心动魄，高亢激昂。华山天险、黄河咆啸，表现得淋漓尽致。挺拔的松柏，冷峻的兰梅，用笔犀利，如刀刻刃勒，墨色酣畅，痛快沉着。只是由于他的假画太多，故其画价在艺术市场上遭低估，除非是可靠的来源。我的心永远不死(石鲁)严酷的生活，把我锤炼成钢头铁臂，经过亿万年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生活的真谛:闪光的青春，不能装在享受者的囊袋里;只有在创造者的手中，才会光辉熠熠!对于黑暗，我不会适从它，我要用千度烈焰把它烧死—也许到头来，也毁灭了我自己，但我纯洁的心，永远不会死去!--看我进击的雄姿，看我燃烧的足迹看我火红的历史。  石鲁（原姓冯，名亚珩）祖籍江西景德镇，其高祖因避税迁四川，贩药售棉成为巨商，遂家仁寿县文公镇，成为当地第一大粮户。建冯家大庄园，藏书十余万册。石鲁少时，家庭文化氛围颇佳，这使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石鲁一直具有抗争精神，反抗私塾先生，反抗家庭。十九岁那年，他刚进入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读书不久，忽然退学奔赴陕西抗日前线，后到了延安，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在文工团里，他为了革命，什么工作都干，也创作过木刻画。老实说，他的木刻画颇见才气，绝不亚于专门的木刻家作品。但是，中国画的功底，他没有打得扎实。由于他聪明（天才型），书法、文学、艺术他都懂一些，但他没有像黄宾虹那样“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在传统里积累。他后来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实际上，他虽知传统，但知之不是太深，有人说他的书法，有学过古代什么碑帖的功底。实际上他基本上凭他的情趣和天分在挥洒。那么，为什么要懂传统呢？不懂传统不也照样地画画吗？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回答。黄宾虹自幼即沉浸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八九十年内不曾停息，所以，他的传统功力达到一个时代的最高峰。齐白石少时当过木匠，功底应该说不及黄宾虹，但齐白石也是天才型画家，他后来急起直追，而且在当地著名文人的指点下，学诗文，学书法，学传统，半个多世纪，不从政，不从俗。直到八十多岁，才形成他的绘画特色。齐、黄都由刻苦学习积累，最后进入自由王国，任意挥洒，皆见性情，皆成佳作。而石鲁正式从事国画研究不过十几年时间，而且还从政，还搜集素材写了两个电影剧本。  1959年，石鲁创作了《转战陕北》，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石鲁若无《转战陕北》一画，他在美术界的地位就不可能有今日之高。《转战陕北》的成功，关键在于他画了别人从未画过的题材，历史上有人画过北方的雄伟高山、长松巨石、飞泉流湍；也有人画南方平缓山水、草木葱茏、云兴霞蔚；因此，画南北方的山水都有现成的技法可供借鉴，但也很难突破。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画黄土高原，石鲁画了，他画得很费力气，但他成功了。画上没有一棵树，一棵草，全是黄土，但他表现得好，令人耳目一新。用今天一句流行的话说：他填补了绘画史上的一个空白。接着，他又画《延河饮马》和《南泥湾途中》，虽然画得很好，但比《转战陕北》逊色多了。因为他用传统的方法多了一些，他的传统功力又不十分过硬。当然，比那些因循守旧的作品不知强胜多少倍。再接着，他又创作了《东方欲晓》、《树大成荫》、《家家都在花丛中》等。由于石鲁天才颖悟，又有文学修养，他善于发现、捕捉美，也善于作艺术的处理，画出来皆不同凡响，令人一览难忘。  正当石鲁创作旺盛之际，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刘志丹》被批为反党事件，那年是1964年，他仅四十五岁。他遭到批判，受到强大的压抑，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文革”中又被逮捕，差一点判了死刑。他的艺术生命也基本上结束了。所以，他的正式创作生涯不过十几年。石鲁除几幅精心创作的名作外，其他的画，如《秦岭山麓》（1961年）、《秋收》（1960年），以及很多山水、竹子、梅花、人物等，虽然风格别致，与众不同，但都并不动人，甚至很不成熟。有些画甚至在一般画家之下。精心之作十分突出，随意之作又太一般化，这里暴露了画家的基本功问题。大画家作画随性而出，跟着感觉走，有时越随意越精。黄宾虹患眼疾不能视物，靠摸索作画，尤精（精神散漫时例外）。齐白石作画都是顺手而出，鲜需精心安排。石鲁作画用的是传统方法，他的精心之作，虽然形式上尽善尽美，但细一分析，其笔墨显然缺少内涵，传统功力不足———这对不深懂传统的人来说，肯定是莫名其妙，他们不懂什么叫内涵，分不清优劣。有人说总结石鲁随意而作的画是“野、怪、乱、黑”，石鲁写打油诗反驳：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 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他还说：“敢抒真情，大胆发挥个性，是艺术创作不可轻视的因素。”“为生活传精神”也好，“大胆发挥个性”也罢，只要你用传统的方法，你就必须深通传统。石鲁曾对学生说过：“什么叫传统，你只要画得好，别人跟着学，就叫传统。”说得是对，但怎样画得好呢？即使是天才型，不苦练传统基本功还是不行，犹如天生一个有力气的人，和后天练出来的大力士是不同的，真正的大力士是练出来的。练，必须依据一种拳术或气功之类，必有一套严格的方式，也就是传统。自己根据自己的想法，大概模仿一下拳术的架势，瞎练一气，根本不起作用。外行看不出门道，内行一眼便看出破绽。石鲁是知道一些传统的，他用笔干湿浓淡等各种效果都得心应手，但他知之不深，笔墨中的更深一层文化内涵，在他那里几乎没有，我断定他不太懂。（很多研究石鲁的学者因自己也不太懂传统，也看不出石鲁这一缺陷。）传统有无穷的学问，无穷的魅力，可以一直深入下去。石鲁一画一法，虽说明他颇有才气，但也说明他不够深入，他如果深懂传统，一种方法就足够他一生受用。黄宾虹一生只一法，只要他不死，他还会继续深入下去。实际上，他就在去世前两年画出的画最好。齐白石一生实际上也只一法，研究家们硬说他衰年变法，我看他没变，他只是在原法上深入，他也是到晚年才画得最好。元代倪云林被公认为文人画最高典范，他一辈子就画几棵树，一河两岸。只要他不死，他会永远深入下去。他不必要太多的方法。石鲁有学问，但不是太深（但比一般画家强胜百倍）；对传统有所知，但不够深入。如果他的传统精深，下笔随性而出，出手即不凡，即使不会幅幅精佳，但绝不会出现十分平凡的、甚至水平很低的作品。总结一下石鲁，作为画家，他有第一流的素质，第一流的才情，但因其基础不够雄厚，认识传统不够精深，囿于时代的影响，中断了他的发展。因此，他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高度。但仅就他存世的几幅精品看来，他在新时代的美术史中，仍然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  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他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进入创作期以后，艺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较写实的通俗人物故事画宣传社会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长城内外》。第二阶段60年代，一方面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湾途中》等一批新山水画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第三阶段70年代，他以花鸟大写意为主，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  石鲁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画作是中国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近现代书画作品。石鲁年轻时只身赴延安参加革命，枣园星灯、山颠塔影、皇天后土、古塬狂飙成为石鲁主要的创作题材。有人说石鲁的作品“野、怪、乱、黑”，对此石鲁以诗应道：“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为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石鲁是位极具灵气和创新的画家，黄土高原和陕北风情既寄寓了石鲁对那段革命历史的深情回忆，也表现了他对美和美的价值的全新理解。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使他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反传统色彩的一代大师。出版画集多种，创作有电影剧本《暴风中的雄鹰》。著有画论《石鲁学画录》等。1982年8月25日卒于陕西省西安市。  转战陕北图 创作于1959年纸本，设色，纵208厘米，横20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转战陕北》该画构思独特，意境深远，用传统山水画表现了革命历史重大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新路。《转战陕北》是石鲁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创作的。 作品简介: 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在上世己五六十年代掀起的大力改造中国画浪潮的背景下，石鲁以其超迈古今的大胆探索而彪炳于世。他以特立独行的艺术语言，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文化情怀，成为“长安画派”极具影响力的画家。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相结合创作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就是他艺术上取得突破的代表性作品。 创作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题材的绘画创作之中。在石鲁创作《转战陕北》之前，也有不少以“转战陕北”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但石鲁的《转战陕北》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在表现这一历史题材时，多以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为画面主要内容，而石鲁的《转战陕北》却创造性地以山水为主，毛泽东和警卫员只在山水间占很小的位置。石鲁在这幅画中采用了间接描绘的方式，内在的表述还是叙事性的，但画面的主体构成却是山水。他通过描绘西北的大山大水，塑造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空间，把观众带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唤起了观众的联想。在画面上虽然看不见千军万马，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在大山大壑间隐藏着千军万马，画家用间接的方式暗示出—个宏大的历史场面。 作品赏析: 这幅画融合了高远和深远两种表现方法，通过独特的构成方式，塑造了毛泽东的革命胸怀和英雄气概。前面的近景是高远法，山体巍峨雄壮，用了纪念碑式的构图方法，再加上笔墨十分厚重，给人以崇高伟大之感，很好地衬托出了毛泽东高韬远略、气吞山河的伟人形象。近景山体上竖直的墨线压住厚重的色调，显示出直冲云霄的势头，而这种势头又被长短不一的横线多层次地截断，遏制了上冲的感觉。这样一来，在山体中就积聚了一股沉厚的待发之力。而位于画眼位置的毛泽东侧立像则是一条未被截断的竖线，所有蓄积于山体中的上冲力在这里得到了爆发，人物所占空间虽小，却有天地一人、统领山河之气魄。人物设置偏向画面的右侧，又面向画外，这样就将画面之势引向画外，冲向更广阔的天地，形成画面宏大的精神气度。远景以深远法画成，由浓而淡、再浓再淡的墨色，使画面向远处无止境地延伸，创造出辽阔的意境。这样高远和深远的结合，在横与纵的空间，以有限的画面表现了无限的意境，使这幅作品具有了雄健博大的风神气度。据说这一构图形式的灵感来自于从飞机上鸟瞰延安宝塔孤耸于陕北高原上的形象。石鲁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创造性，把这一原本壮阔的自然形式转换为艺术形式，使《转战陕北》意境开阔、气势逼人，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经典。 《转战陕北》中的笔墨概括凝练、扛鼎有力，粗笔大线，抑扬顿挫，既有黄土高原的宏阔高迈，又有陕北民歌的酣畅嘹亮，豪放中见稳健，淋漓中见沉厚，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和笔墨自主性。在此作中，石鲁对笔墨的处理注重对“意”的表现，而不拘泥于具体物象的客观表达。比如前景主要山体以浓重墨线勾勒结构，再附以大笔皴擦，十分概括。阳面渲染红色，粗重的墨线与厚重的朱碟、赭石等色交叠挤压，浓墨重彩，塑造出突兀而立、朴实雄浑的西北高原的艺术形象，造成了热烈、沉雄、厚重与伟岸的气势。人物构图虽小，但却是整幅画中最浓重的一处墨色，在虚淡的远景的衬托下，显得极有分量，稳稳地压住了全局。石鲁在这里选用了毛泽东的侧立像而不是正面像，避免了谨小失大，从而使这一形象更凝练有力。石鲁认为：“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矣。”情动于衷，笔由心出，这是石鲁的独特个性。石鲁在《转战陕北》中的笔墨表达与这一革命历史主题水乳交融，使艺术性和思想性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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