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形象的比喻，代表了中原作家群根性写作的突出特点。
在近日举办的“文学中原崛起”研讨会上，刘震云、李佩甫、张宇等河南籍作家和评论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中原作家群的现象和面临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如果不是以时间的方式叙述，而是以空间的方式叙述的话，我相信，能与‘中原作家群’比肩的地域文学群体几乎凤毛麟角。”评论家孟繁华指出，“中原作家群”虽然是新世纪提出的概念，但是它的异军突起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成为事实。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原作家群将他们的创作成就推向了新的高峰。
无论是本土的李佩甫、张宇、二月河们，还是在北京的刘震云、刘庆邦、阎连科们，任何一个名字在中国文坛都是响当当的，无一不显示着中原作家群的实力和规模。那么，中原作家群的崛起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什么？这样一群实力雄厚的作家，他们的原乡意识与根性写作的厚重之余，又面临怎样的突破与困境？
“我们不比数量，而是比谁能拿出一部极致的作品，一部反映时代、反映历史变化的优秀作品，这是更高的要求。”张宇说，面对这个要求，我们做得还不足，但是，重要的作品不是劳动模范就能写出来的，所以作家们更需要从容写作，厚积薄发。正如评论家梁鸿所说，立足于本土生活，立足于自身，以此为出发点，观察并理解中国。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没有“乡愁”的时代，中原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回望自身并寻找未来的途径，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中国”的方法和可能性。这也正是文学豫军“中原崛起”的根本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