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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对“宋四家”的影响

 白罂粟 2012-11-29

   【摘要】:言论和实践往往并不一致,书法理论研究者通常只注重文字资料,而忽略了图像本身(书法实践)的意义。以往的颜真卿研究者往往从苏轼等人的言论出发,认为颜真卿的书法从宋代开始被广泛接受,本文拟从图像入手并结合文献资料论证颜真卿对“宋四家”的具体影响,他们四人情况各不相同,总体上看,与其说是颜真卿影响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无法摆脱时代书风的困扰。

   【关键词】:颜真卿宋四家 影响

    颜真卿是继王羲之后对书法史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在这一点上大家似乎早已达成共识,然而颜真卿到底对后世地影响有多大?是如何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只是一味的征引文献资料,对于文献资料背后的含义并不进行仔细的推敲,又不能结合一定的图片资料加以说明,所以结论往往千篇一律的认为,颜真卿对宋代书法史影响巨大。尤其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历史的惯性所产生的时代书风,往往并不是哪一位书法家的贡献,牵强附会于某一书家身上的做法是目前书法史研究的最大误区。

   至于“宋四家”到底指哪几位书法家,在这里我们并不深究,大多数书法史往往把苏、黄、米、蔡四人并称,我们就按照惯例来分析他们四人的书法实践,并结合他们的言论,看看颜真卿到底对他们地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如何对他们产生影响的。

   一、被误解的蔡襄

   从书法面貌来看,蔡襄无疑是与“颜体”最为接近的,尤其是他曾经为颜真卿的《自书告身》题跋(图1),两者在结体上的相似之处观者一目了然。然而从目前的史料来看蔡襄并没有学习颜真卿的记载,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他在结体上与颜真卿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呢?曹宝麟先生认为:“(蔡襄书法中)颜体可谓是宋绶书法中徐浩成分的进一步扩充,徐与颜的区别,除了徐较攲侧之外,用笔也轻灵。因此,蔡氏即使是跋颜真卿《自书告身》时竭力追摹颜的神韵,终觉与颜真卿浑茫苍劲的气息存在较大的差距。”[1]如果说蔡襄学颜真卿没有历史根据,但似乎结体和用笔法上又有些形似之处,那么我们说它主要是通过他老             师宋绶,间接的受到了某种影响。看看别人对蔡襄的评价,我们就能明白蔡襄追求的意境与颜真卿是截然两途。黄庭坚在《题蔡君谟书》中曾说:“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2] 米芾曾说:“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多饰名花。”[3]陶宗仪《书史会要》:“(蔡襄)笔甚劲,而姿媚有余。”[4]蔡襄在审美风格上更多的接近虞世南(图2,图3),黄庭坚曾说:“蔡君谟真行简札能入永兴(虞世南)之室也。”[5]而“闺房态度”“少年女子”“体态娇娆”“姿媚有余”等评价显然与颜真卿“雄浑刚劲”的风格相去甚远,如此看来,蔡襄非但没有接受颜真卿雄浑的风格,而是走向了他的反面。

   二、言行不一的苏轼

   颜真卿之所以拥有崇高的书学地位,苏轼应当是第一功臣。是他在《书吴道子画后》:“诗至于杜子美(杜甫),文至于韩退之(韩愈),书至于颜鲁公(颜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能事毕矣!”[6]的一句具有总结性的话将颜真卿的书法推倒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就象对待杜甫的态度一样,苏轼的言论有时并不一致,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说: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7]

   苏轼何尝意识不到颜真卿书法存在的缺陷,在这一点上他与米芾对颜真卿的尖锐批评依照的是同一个标准。他曾雄心壮志地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8]可见他对魏晋风格仰慕至极。他在元丰五年(1082)曾劝说米芾改学晋人,“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9]他自己应当说也是竭力上追这一理想的。因此,他推崇颜真卿目的是想以颜真卿为中介上攀王右军。[10]他在《题颜鲁公书画赞》中说:

   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最为清雄,字间栉化,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11]

   他认为在颜真卿众多风格不一的作品中《东方朔画赞》(图4)“不失清远”,这一风格正是颜真卿学习王羲之《东方朔画赞》的结果,表面上“大小相悬”但“气韵良是”。这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苏轼的诗词及书法艺术的追求极为重要,苏轼的诗不正有“清雄”的特点么?

   因此,苏轼接受颜真卿绕开了人们的视线,选择了颜真卿早期与王羲之风格面貌更为接近的《东方朔画赞》而没有选取颜真卿晚年风格成熟时期苍茫雄浑的一面。

   苏轼在大字的面貌(图5)上有《东方朔画赞》的影子,黄庭曾有论述:“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若小子,以余观之诚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12]但是《东方朔画赞》(书于754年)是颜真卿早年的作品,此类风格与颜真卿之所以成为颜真卿的晚年风格距离应当是不小的。

   苏轼在结体上显然没有选择颜真卿的平正宽博,在这一点上似乎与以攲侧取力的徐浩(图6)有更多相似之处,苏轼自己却不承认,“昨日见欧阳叔弼(欧阳修第三子)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为似徐书者,非也。”[13]他的儿子苏过更是对此进行过辩驳:“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14]看苏轼的小字(图7),与王僧虔(图8)甚至于魏晋时期的风格多有默契。

   三、黄庭坚的独特视角

   黄庭坚品评书法的最高标准是“韵”,而“韵”应当是后人对晋代书风的评价,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曾对上不同历史时代风貌做过一个概括:“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15]黄庭坚就是用这个字来评价晋人风格的,他曾在《题绛本法帖》中说“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16]追求“韵”首先要脱掉俗气,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17]那么从整个唐代来看,不合流俗的人也就只有颜真卿了,如他评价颜真卿的《蔡明远帖》:“笔意纵横,无一点尘埃。”[18]应当说黄庭坚之所以推崇颜真卿,主要是看中了颜真卿的不合流俗的品格,当然人品因素亦自然包括其中。

   与苏轼不同的是,黄庭坚选择了颜真卿的《宋璟碑》(图9)作为学习王羲之的中介。苏轼选择了颜真卿还没有形成自己风格时的《东方朔画赞》,而黄庭坚选择的却是他写于772年的成熟期作品,黄庭坚初学苏轼但风格取向最终分道扬镳,两者的区别大体可以追溯到这里。

   然而《宋璟碑》在颜真卿诸多楷书作品中亦是较为特殊一路,欧阳修认为此碑与《瘗鹤铭》(图10)笔法相似,黄庭坚亦深以为然。

   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19]

   关于《瘗鹤铭》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无有定论,而黄庭坚则坚持认为《瘗鹤铭》乃王羲之所书。

   顷见京口断崖中《瘗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以此观之,良非右军笔画也。若《瘗鹤碑》断为右军书,端使人不疑。如欧、薛、颜、柳数公书,最为端劲,然才得《瘗鹤铭》仿佛尔。惟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20]

   后人康有为认为黄庭坚受此碑的影响较大,面貌有相似之处。

   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于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21]

黄庭坚之所以喜欢《宋璟碑》的原因就在于“惟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而此“四五间”却正是受到了王羲之《瘗鹤铭》的影响。他是否在学习《瘗鹤铭》的过程中参照了《宋璟碑》,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比较黄庭坚和颜真卿的诸多作品发现《宋璟碑》应当是他学习颜真卿的主要范本,黄庭坚的书法不正有“瘦健清拔”的特点么?(图11)

   无论从代表黄庭坚书法成就的草书来看还是从他的行书,我们都很难看到颜真卿的影子,这一点不必细说。

   四、时代压之、如影随形——米芾的接受困境

   米芾是“宋四家”中对颜真卿最有“偏见”的,但是他早年学习书法却是从颜真卿入手的。他曾自述其学书经历“余初学颜,七八岁也。”[22]他批评颜真卿的主要目标是他的楷书,他曾说:“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23]而颜真卿的主要成就应当是他的楷书。对于行书《争座位》(图12)一帖他也曾经称赞道:“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也。”[24]

   元丰五年(1082)与苏轼的会面是他艺术追求的重要转折点,自此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他极力搜寻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米芾最终追求的却是平淡自然的晋人风韵,他曾在《论草书帖》(图13)说:

   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25]                                  

   米芾追求理想的过程并不能一帆风顺,原因大概就是他说的“时代压之,不能高古”,这个时代当然指的是法度森严的唐代。我们从他的草书作品中不难看出,平淡天然的晋人风貌已经与这位书法天才相去甚远,唐代以来提按笔法的先入为主,是如何也摆脱不掉的。

   我们总能从米芾的行书中看到“唐楷”的影子,然而这种影响是不是应该加在颜真卿的身上?虽然早年曾受到“颜体”的启蒙,但用米芾自己的话来说他“学禇最久”,禇也罢,颜也罢,唐代楷书成了他的艺术底色,成为他不可逾越的艺术鸿沟。

   余论:颜真卿作为书法史的价值并不属于唐代,然而我们所见今人所编之书法史往往直接将颜真卿放在唐代并置于极其重要之位置,我们不仅要问,这样的书法史到底是书法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书法?

颜真卿在宋代被推崇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学乃至思想史根源,至于他是否影响了宋代书法恐怕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这牵扯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书法史研究方法即如何在纷乱的历史图像中抽绎出时代面貌(时代书风)进而解答前一个时代的书家是如何影响后代书家得的?当然与此相关的还有,古人学习书法的具体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古人零零散散的论说与自己的书法追求有没有一致性?等等问题。尤其要警惕的是不要以我们今人的视角去框定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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