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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诗人讲演录（11-20）
11/张 九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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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锡铂般的明月从大海上升起，无论人间的哪个地方，即使远在海角天涯，你我所看到的也都是这同一轮。此时，我这个多情善感的人，真有些抱怨夜空太漫长太遥远，以至於抑制不住对你油然而升的思念之情，甚至彻夜难眠。是啊，将蜡烛吹灭吧，因为我不忍让那熠熠的满月，孤独地挂在天上，无人陪伴。我要披件衣裳，任它被露水打湿。我真恨不得将我这颗思念之心，捧在手里赠给你，哪怕放在你的梦中，因为相见就是我们幸福的节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三十年前，我十一岁，这首题为《望月怀远》著名诗篇就已深深印在我脑海中。那时，我不知写这首诗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只知道他立在窗前，眺望明月，把自己想说的话，说给月亮，然后再通过月亮，传给远方那也能看见这枚月亮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对月亮有了感觉，成年后，我写新诗，就常喜欢用月亮的意象，比如：“月亮是我吐出的烟圈”；“月亮是我按下的手印儿”；“当月亮像一张大饼时/我想带你回家/像带一捆大葱/我想把你夹在我心里/然后一卷/然后还是一卷/你看/我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单纯”等等。
张九龄，广东/韶州/曲江县人。二十岁登进士第，做了九品的校书郎；不久，唐玄宗召天下文藻之士撰文广献国策，并亲自披阅过问，他因写了篇建议朝廷恢复郊庙祭祀礼仪的奏疏，深得玄宗赏识，就升为八品的右拾遗，专门在吏部负责选拔官吏与人才。在此任上，他表现出众，所选人才，每次都看得很准，且极公允，所以在开元十年，连升两级为正六品的司勋员外郎。次年，受张说举荐，又升为正五品的中书舍人。两年后，张九龄又因建议广种稻、广屯田，升为从四品的太常少卿，寻出为冀州刺史。其间还转任过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岭南道按察史。开元十七年，也就是张九龄五十八岁时，唐玄宗回想张说常赞扬张九龄学识渊博、堪为顾问的话（那时张说已死），就又召拜为正四品的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升从三品的中书侍郎。六十二岁时，终於升到了正三品的中书令，加封金紫光禄大夫称号及从二品开国县公的高爵位，位居尚书左丞相之上。
这里有一段插曲，就是在唐玄宗时，张九龄曾尖锐指出“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然玄宗一时吃不准，怕“误害忠良”，就将安禄山放虎归山了。张九龄死后没几年，安禄山果真就反了，玄宗想起张九龄当年的提醒真是火眼金睛，遂对张九龄的后人及家庭给予许多特别的关怀，以示补偿。
张九龄在仕途上唯一一次遭降职处分，是晚年任中书令时，因受同朝为官的李林甫所嫉，降了半级，改任尚书右丞相，并剥夺了他参与政事的权利，后又贬为四品的荆州长史。唐玄宗虽罢了张九龄的官，但每每启用新人，也还要念念不忘地问一句：“风度能若九龄乎？”张九龄最后是请求挂职回乡的。此后没两年，就病死在家中，卒年六十八岁。
张九龄是以丰沛的诗文、正直的人性、超群的鉴识、为官的清廉立名於世的。当年他的同僚姚子颜曾状其行说：“公所得俸禄，悉归乡园，先得赐物，上表进纳，其清约如此。”他的诗文《曲江集》也有二十卷之多，遗憾的是，《唐才子传》却没有把他收进去，恐是元人辛文房的偏见或失误。
晚些时候的大诗人杜甫，很看重张九龄。他写过一首《八哀诗》，里面就讲张九龄作品给他的感觉是“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是啊，诗贵在留有空间，张九龄的诗便有这个特点。诗僧皎然也称赞张九龄“才兼荆衡秀/气助潇湘秋”，并评价他“诗流据上游”。张九龄的诗，不独有空间、才华、气势，也还有很宽广的器度。一次，众文官陪同唐玄宗一起赋诗，玄宗出了治国强兵的题目，张说就写道：“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张嘉贞则写道：“山川看似阵/草木想为兵”；徐知仁则写道：“由来词翰首/今见勒燕然”。以上三人的诗意，取的都是猛勇制胜的出发点。而张九龄呢，你猜他怎么写？他写“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正所谓不战而胜，是为最高。所以，张说就叹服他的诗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
张九龄的诗，《全唐诗》里录有三卷，应制诗所占的比例不小，但精彩的还是那些不是“命题作文”的诗。他的《在郡秋怀》诗，表现出了他为官做人“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的朴素与率真；当然也倾诉了光阴飞逝、时间无多、心虽有志、力不能行的慨叹----“宦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所以他也就有了要“挂冠东都门/采蕨南山岑”的归隐思想。
有两首五言绝句的小诗，我以为张九龄写得很有想象力，一首是《登荆州城望江》----
东望何悠悠，西来昼夜流。岁月既如此，为心哪不愁。
荆州在湖北，长江从它的身边流过。张九龄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看着澎湃的江水日夜不停地向东流着，情不自禁便想到了心，也是这样辛苦地闲不住，一刻不停地为人生而愁思。二百多年後，南唐後主李煜的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显然借鉴的就是张九龄的这首诗。看来，要想写出千古名句，至少该注意三方面问题：一是想法要好，二是表达要通俗，三是语言要舒服。张九龄的这首诗，之所以没有李煜的那句名声响，就是吃了语言不如他舒服的亏。
另外一首小诗是《赋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这一首，又是一个以月亮为意象的诗。张九龄擅长用“月”，後来的李白也很擅长用“月”。但张九龄的这一首，的确是有奇思的，将一轮满月从圆到缺逐渐递减的过程，象征为对朋友的想念之情，可说是一种创意。满月的逐渐递减，并不是思念之情的逐渐递减，正相反----满月越递减，想让它重新再满起来的心情就越强烈，此中也就暗含出诗人与友人能够再次团圆的无比渴望。这个不错的象征，後来有没有人再来“借用”呢？我想，一定会有，只要想找，你们就能够找到。
12/刘 希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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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人中，若评选谁的诗最明白易懂，我就选刘希夷。我以为他的诗，比后来大家说连老太婆都能听懂的白居易还好懂，几乎就是“白话”。由此可见刘希夷的诗很少用典故，生涩之词也不多见。这个“优点”也导致了他同时代的人皆认为他的诗肤浅，像顺口溜，也如村夫俚语，不雅致，所以在文人中就没有多少人拿他当回事。刘希夷死后好多年，有个叫孙季良的人编了本初唐诗人的诗选叫《正声集》，将刘希夷的那首《代悲白头翁》收了进去，且评价说是这本集子中最好的一首。经他这一捧，刘希夷才算在死后受了点重视，注意他的人也就多了。
刘希夷传下来的诗，《全唐诗》里仅有三十五首，歌行体比较多。这种诗体最早源于汉代，魏/晋以来多用于乐府歌辞，是谱了曲可以唱的。到了唐代，曲子就没有了，只剩下词，也就是诗。这种诗体的最大好处，一是可长可短句数不限；二是不必非要有对仗的句子；三是韵数不限，既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中间转韵；四是平仄也不必如律诗般严格。盛唐时期的李、杜就写了不少歌行体，当然就更丰满了，这是后话。
自宋代以来，有不少研究者均怀疑刘希夷之死非宋之问所杀，理由是“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句，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乃夺之，直狂死也”（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到宋代时，刘希夷原本四卷的诗已所剩无几，魏泰所看到的并非全貌。即使如此，仅凭对其诗“好句不多”的判断就否定他的死因，也是令人感到非常草率的。另外，有的学者甚至对他们二人是否就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也提出了质疑，其理由是刘、宋二人在年龄上几乎同岁，宋甚至比刘还小。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因为在中国，人小辈份大的现像是很普遍的，即使宋之问比刘希夷小几岁，做舅舅也很正常。
就诗歌而言，我是很赞成“口语化”的，因为让人看懂是一首好诗最基本的前提，所谓“是真佛只道家常”，也是这个道理。刘希夷不是没学问的人，他二十五岁中进士榜，并且“射策有文名”。射策，其实就是由主考官出试题，分甲乙两种卷子，方式是由应试者随意抽取，然後依题所问进行论文答卷，并写在册页上。刘希夷在这种现场考试中能即兴写出文采飞扬的文章，当时也是不多见的。所以元人辛文房也说他“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有才情的人，是不靠“抖学问”来写诗的，因为诗靠感觉。唐代诗僧齐己就曾将诗分为上中下三格，说“上格用意/中格用气/下格用事”。刘希夷深通此道，这从他的诗中便能窥见一斑。
酒熟人须饮，春还鬓已秋。愿逢千日醉，得缓百年忧。
旧里多青草，新知尽白头。风前灯易灭，川上月难留。
卒卒周姬旦，凄凄鲁孔丘。平生能几日，不及且遨游。
这首题为《故园置酒》的诗，其实与许多借酒浇愁、逃避人生烦恼之类主题的诗没有太多区别，但其中却也含有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风前灯易灭/川上月难留”这句，显然得益於庄子的“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以刘希夷“落魄不拘常检”的性格，他当然会觉得与其做入世的英雄难保全身，不如装它个一生糊涂，反到平安无事。在唐代，不少文人持的都是这种消极态度，既然在官场上一做事就生闷气，索性激流勇退，躲了，不陪你们玩了。唐以前的陶县令、谢灵运等人就是这态度。遗憾的是，刘希夷虽远离了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官场，却也没能长命，三十来岁就一命呜乎了！即使不是宋之问所杀，但遭嫉而被杀，死於非命的结局，是不置可否的。
刘希夷是写完那首著名的《代悲白头翁》後，当年就死了。这首著名的诗，我们在宋之问的集子里见过，题为《有所思》。也还在一本名为《才调集》的诗集里，看到了被稍加改装後的“赝品”，挂在一个叫“贾曾”的名下，题目也叫《有所思》。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中林黛玉的那首《葬花词》，无疑也偷用了此诗的好几句。
有关这首诗的题目，几本书里的说法都不大一样。《全唐诗》/《唐音》/《唐诗归》/《唐诗品汇》中，写的都是《代悲白头翁》。而《韵语阳秋》/《乐府诗集》/《文苑英华》则写为《白头吟》。《全唐诗话》写的是《白头翁咏》。《搜玉小集》则又称为《代白头吟》。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认为正确的标题该是《代白头吟》，理由是古乐府诗里就有“白头吟”的旧题，六朝时的鲍照拟作古乐府诗，就常在前面加个“代”字，有《代白头吟》和《代东门行》等等。
近代的另一位学者施蛰存先生则以为，“白头吟”最早为汉代卓文君所作，当时司马相如想纳一位茂陵姑娘为妾，遭到卓文君的反对，并作了一首《白头吟》表示要与司马相如离婚。所以，後来以此为题的乐府诗，都是表达女子被丈夫抛弃的主题。而刘希夷这首，则与此主题无关，应该理解为“代那些红颜美少年悲叹人生的易老”，所以就该维持“原判”，应叫《代悲白头翁》。刘希夷类似题目的诗还有两首，一首叫《代闺人春日》，另一首叫《代秦女赠行人》，应可看作他绝非偶然为之的参证。
河南人刘希夷，留下这朵如洛阳牡丹般绚丽的诗篇後，就走了！
酒鬼刘希夷，留下这坛如酒圣杜康般甘甜的诗篇後，就走了！
大外甥刘希夷，留下这首舍不得给宋小舅舅的诗篇後，就走了！
13/陈 子 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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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吗？
倘你冥思苦想，依旧没什麽好法子，那就来听听陈子昂出名的故事。因为当年的陈子昂天天想出名，可在长安城，却十年不为人知。此前他在家乡四川/射洪县，可不是这状况，周围乡镇的人都知道他和他的家族，这名气主要源於他家是“大款”，施财无数。但到了首都，可就没人“尿”他了。一来有钱人多，二来名流也多，像今天的北京，多一个陈子昂或赵子昂什麽的，宛如一滴水掉进大海，立码就淹进去。所以那时，他失落极了，往日在家乡那股风光劲儿，在长安根本找不到。
有一天，机会终於来了。他在大街上闲逛，正巧碰见个卖胡琴的，被一大群人围著。他一打听，原来那人要价极黑，张口就是一百万，引得人们议论纷纷，不知这把胡琴如何金贵。陈子昂一看，计上心来，他拨拉开人群，拿过那把胡琴，连价也不划，就把钱如数扔给那人。围观者瞠目乍舌，真没见过花这麽多钱买一把破胡琴的人，就又纷纷请求这位慷慨的买主能不能当场拉两声，让大家听听，看这胡琴的动静究竟好在哪儿。陈子昂见众人已上套，就卖了个乖说，你们要想听，明天就到我在宣阳裏的住处来，我给你们备好酒水和吃的，咱们慢慢欣赏。
次日，众人果然到齐，还招来不少京城的文人墨客及有点头脸的人物，熙熙攘攘，好不热闹。陈子昂等大家安静下来坐了稳当，便拿出那把的胡琴。你猜怎麽著，他连拉都没拉，举过头顶狠狠将它摔了个粉碎。在座人一下子就傻了。陈子昂看著呆若木鸡的人们，这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说：列位看官，让你们受惊了。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对拉胡琴根本不感兴趣，那都是下贱乐工所干的事儿。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看我的诗与文章，我这儿早就备好了，现在分发给大家，你们边吃边喝边看吧……就这样子，陈子昂一夜之间震动长安。
这段子其实是个传说，载於唐人李冗的《独异志》，後被《全唐诗》和《全唐诗话》引用。新旧两唐书的正史可没这麽写，只说陈子昂是因作了一组三十首的《感遇诗》，被在京城为官的前辈王适看见，就在众人中大夸这位後生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从此就有了名，且中了进士。不过，这野段子总要比乾巴巴的史书好看，中国人历来好谈“野史”，这“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道消息”，除有意思外，往往也很准。
陈子昂外表就有“野相”，时人描绘他“貌柔野，少威仪”，看来不大有文人气质。但他把钱财看得很轻倒是真的，对朋友也很讲义气，所以宋之问、卢藏用、杜审言、东方虬、王无竞等等，无论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都能跟他成为挚友。上面说过，那三十首《感遇诗》是陈子昂出名并为人所重的发韧，可这一大组诗，又好在什麽地方呢？其实也没什麽，就是因为有所遇、有所感，拉拉杂杂地就“感史/感事/感情”这几大感慨所写的诗。
有所不同的是，这一大组《感遇诗》用的全都是五言古诗体，在初唐一派诗体改革浪潮下，简直就是“逆流而上”。所以，陈子昂因此也得了个“复古派”的名声。五言古体源於汉，又风行於魏/晋，到了六朝，因为在内容与用词上基本失了汉/魏的朴素与雄浑，就被唐人所鄙弃。陈子昂重拾旧体，在诗意上也直追魏/晋古风，而这组诗其实也得了晋朝诗人阮籍《咏怀》诗中含蓄与曲笔的真髓，所以在初唐诗坛也显得格外异样。比如第十三首----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
单看这一首，倒有些道家的思想在裏面----久住於山林的单调与孤寂，显得时光格外漫长；看著草木生命的缓慢变化，感到生与死在自己身上也没什麽知觉……
他的好友卢藏用评价他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不知指的是“道德”还是“道法”。但我以为该是指汉/魏以来五百馀年所丧失的古意与人格之道。这感觉，连陈子昂自己也在登上“幽州台”时，长叹一大口气说“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这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该是他崇尚古人风貌的心裏话。我们知道，幽州就是古代燕/赵之地，在今天河北一带。那裏的古代居民曾以慷慨悲歌、尚气任侠而闻名。知道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陈子昂的这一声长叹，就是在叹息古人那尚气任侠的风神，到他这时代已看不见了。
陈子昂曾写过一首题为《田光先生》的五言短诗，只六句，字裏行间充满了对春秋/战国时的义士田光先生的崇拜与哀叹----
自古截有死，徇义良独稀。
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
伏剑诚已矣，感我涕沾衣。
数年前，我也常对身边的友人们讲起田光这人，我以为他比大刺客荆轲更值得钦佩。那段史实是这样的----燕太子/丹想杀秦王却找不到理想的刺客，他身边的田光就将荆轲推荐过来。三人密谋“图穷匕首见”的刺杀方案之後，荆轲就走了去做准备工作。而燕太子/丹这时却叫住田光，千叮咛万嘱咐地对田光说，此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田光回到家，越想燕太子/丹的话，就越觉得太子怕走露消息的人就是自己。因为此事只有他们三人知道，而荆轲身为刺客，不可能泄露，燕太子/丹是主谋，就更没可能。想来想去，他觉得只有自己死掉，燕太子/丹才彻底放心不会走露消息。於是，他乾脆拔剑自刎，以绝太子忧虑。
陈子昂也还用诗写过郭隗、邹衍等古代名士，由此可见他一心要在他那时代将自己也塑成一个具有古人风神的强烈渴望，恐一刻没停止过。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人感到“今不如昔”，看问题的方面与角度不同嘛。古，未必都好；新，亦然。尤其是针对----人，这个特殊“事物”，这个带著精魂的“东西”。你怎麽说，都有理，只要能自圆其说。没什麽真理可言，因为在真理的对面，往往也是真理！
子昂在三十七、八岁时，曾被请到武攸宜的军队中充当参谋幕僚，开往边塞前线去讨伐契丹人的侵犯。军队裏的要官都是武则天家族的人，无才无德，屡吃败仗。子昂看到兵卒死伤无数，就多次出谋划策，甚至请求亲自带兵退敌，结果没人听也没人理。无奈，他就借著父亲死了要回家守孝的理由，辞了职，回到四川的家乡，在父亲的坟旁盖了座房子，住在裏面尽孝。
当时，有个叫段简的县令听说子昂家中很有钱，就捏了词儿说子昂犯了法，若想免於坐牢，就得花钱赎罪。子昂大度，就派家人给段简送了二十万钱，可段简这人太贪，嫌少，结果还是把子昂关进了大牢。子昂在牢裏度日如年，就常给自己算卦，得出的结果往往是死兆，以至於绝望地感叹“天命不佑，吾殆穷乎！”终被段简所害，死时才四十三岁。
一代幽愤诗人就这麽去了！友人卢藏用惋惜说，“子之生也，珠圆流兮玉方洁；子之殁也，泰山颓兮梁欲折。”後来，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也有诗盛赞子昂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14/王 梵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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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早已按捺不住要说王梵志了。若依年龄，他大约生於公元590年，与王绩差不多同龄，比“初唐四杰”中的王勃要大60岁，该在第一个说。但考虑到王梵志的诗，毕竟不是初唐乃至整个唐代诗歌的主流，所以就把他往後放了。
王梵志的诗，绝属“另类”，且一直流传在民间，唐代的许多诗集均拒绝录入，大致是因他语言“粗陋”，难登大雅。依我看，他该是“白话诗”或“口语诗”的大师，在他之前，千馀年也无人像他那样写过。好在到了一百多年後的盛唐，终於有“雅人”站出来提他了，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维。王维提他的方式，是在自己写的两首诗下的小注里，注的是“梵志体”，以说明自己这两首诗，是效仿王梵志诗歌的体制写成的。既然王梵志的诗能够成“体”，并值得王维去效仿，就十分了得了，
十多年前，我读“梵志体”诗，受其强烈感染，曾一度不愿再看所有“文质彬彬”的东西，总觉得纯文人太酸，且没什么生活与深刻道理，真不如“俗人”王梵志，句句实话，深入浅出----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是啊，骑着一头破毛驴的王梵志，若是天天与那些骑高头大马的人比，心里肯定不衡平，但回头看看还有那些赤脚担柴的汉子，也就知足了。知足者，才常乐。所以王梵志没什么愁事儿，天天阳光灿烂，健健康康，十足一个乐天派。他什么都想得开，即使是死，他也乐呵呵地告诉你说----“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这比喻真好，像馒头一样的坟头儿在城外的荒郊野地里一个挨一个地摆着，活着的人早晚也要进那“土馒头”里去，一人一个，谁也跑不了。
王梵志是个僧人，但他何时出家，又在哪一座庙，不得而知。晚唐时期有人写了本书叫《桂苑丛谈》，说他是卫州/黎阳人，就是今天的河南/浚县。但他的出生，简直可就是个故事。那年月，正是隋朝，黎阳县东面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叫王德祖的人，他家院里种了棵林檎树，树干上长出个瘤子般的大疙瘩。三年後的一天，王德祖忽然发现那树上的大疙瘩开始朽烂，就去剥那大疙瘩的皮，一剥，却意外发现里面有个婴儿，於是就收养下来。可这孩子挺笨，长到七岁才会说话，并问王德祖说“我是谁呀？我叫什么名字？”王德祖一看，就如实告诉了他的由来，并说，“既是因林木而生，你就叫梵天吧。而你又是我把你养大，我姓王，那你也就姓王吧！”从此，他就有了名和姓。
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估计王梵志该是个弃婴，因那树木是不会生孩子的。叫“梵志”也是後来所改。但据考，“梵志”二字在唐代是印度佛教一个梵文的译音，意思类似於“居士”。其实，王梵志也写过一首近於“自传”的诗，那感觉，当然不是传记，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能感受到他生活清苦的经历，其中也包含了一个诙谐而又荒诞的的生命哲理----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哈哈哈哈……老天爷若听见王梵志这“无理”要求，一定会坐在云彩上气得捶胸顿足，心想：“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啊，你个兔崽子，气死我了！”可这才是老百姓心中最伟大的民间诗人与诗歌，而不是只能流传在酸腐诗人小圈子里的“布尔乔亚”。说实话，我今天所操持的新白话“口语诗”，就得益於王梵志。一首好诗，只有将它放在人民之中（而不是诗人之中）去检验，去听反响，那反响才真实有效。《全唐诗》将他拒之门外，各种高雅诗选将他踢得远远的，但他的东西依旧以顽强的生命力，透过民间，传到今天，这就足以令古代士大夫以及今天的中文系教授们无言以对。
王梵志的诗，在晚唐僧人范摅所编著的《云溪友议》一书中，只录有十八首。南宋时费衮编著的《梁溪漫志》也仅录有九首，且只有一首是《云溪友议》里没有的，就是上述那首“他人骑大马”。後来陈岩肖的《庚溪诗话》也提到了一首以前没有的诗。
大量发现王梵志的诗，是在著名的敦煌/莫高窟。1900年，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将无数珍贵的敦煌卷子廉价卖给了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与法国考古学家泊希和，其中便有王梵志的诗卷，後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1924年，刘半农先生曾去抄录过一部分，带回国内编了本《敦煌掇琐》，可谓功莫大焉。六、七十年代，又在日本和苏联发现了一些，这林林总总加在一起，竟也有三卷近三百首之多。後又经张锡厚先生辑校，终於由中华书局在1983年出版了《王梵志诗校辑》一书，梵志和尚总算有了本沉甸甸的诗集问世於当代。
由此，我们该感谢谁呢----人民！是民间和佛门无数个无名者的不倦抄写，才保存了王梵志的思想和声音。他的诗，在民间和僧人中的广泛流传，其实也影响了後来中晚唐的许多重要诗僧，如丰干、寒山子、拾得、灵一、皎然、无可、贯休、齐己等人，甚至连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多少也受了梵志诗的启发，吟出了那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的经典禅偈。可见，“口语诗”的传播力量，如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民间谣谚，长久地深入人心。
中唐时期的诗僧皎然，写过一本诗论小册子叫《诗式》，在“跌宕格”里，将王梵志的诗列入“骇俗”写法的经典范例。范摅评价他“其言虽鄙，其理归真”。费衮也说他的诗“词朴而理到”。其实即使没有这些人的评论，读者自己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的，甚至比他们体悟的更深。
一代民间诗歌大师王梵志，大约活了七十来岁。他的诗，一生都让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墨客们难以接受，甚至白眼相看。但他可管不了那么许多，照旧依自己的方式活着，正如他在另一首诗里所写的----我把袜子脱了，我脱了，你又能怎样？你觉得不雅观，又闻臭，可我自己觉得舒服才是真的----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再见了，王大爷！你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15/贺 知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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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位八十六岁的老人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忽然住到了上帝在天上的居所。醒来後，他以为那感觉真好，就给当朝皇帝唐玄宗上了个折子，请求能否放他回到家乡绍兴做个道士，并请求把自己在绍兴的家也改成一座道观，最好叫“千秋观”。唐玄宗看了折子，很爽快就答应了，并且还多加了一条批复，把绍兴附近的“镜湖”和“剡溪”其中的一截儿赐给了他，专供他钓鱼、砍柴。这待遇可真丰厚，而得此待遇的人，便是“四明狂客”贺知章。
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贺知章，不是因为诗。那还是三十多年前，我不足十岁学书法时，看见了一本草书字贴，叫《孝经》。教我写字的老先生说：“你现在还练不了他的字。不过我可以跟你说，贺知章这人可了不得，唐代的草书，他该是第一，不像张旭和怀素那样撒野，修养和境界也全藏在笔划里。”那时我小，听不懂先生的话。後来大了，就拿贺知章的字与张旭和怀素反复对比了看，确也如先生所言，那字有收有放，平和而不狰狞，自如而不较劲，想不出与“狂客”二字能对上多少号。後又回想起他那首名诗《回乡偶书》，就更觉得那笑呵呵的横秋与老道，与他的字很是相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新旧两唐书上虽皆记载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但他进士及第却已到三十九岁了，可谓大器晚成。此后十年间，他做过什么官，不知道。只知道他与贺朝、张旭、万齐融、张若虚、邢巨、包融等吴/越名士相友善。这里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张若虚和张旭这两人。有关张若虚的史料很少，只知他官至兖州兵曹，曾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号“吴中四士”。《全唐诗》里仅收有张若虚两首诗，但其中一首《春江花月夜》却也极其著名----“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可见好诗想埋也是埋不住的，哪怕仅有一首。而张旭给我的印象当然是他的狂草书法，风传他每每写大草，必先喝得烂醉，然後用头发蘸墨胡写一气，酒醒後一看，简直就不相信是自己写的。人们也传说他的书法是看见公孙大娘舞剑的剑法以及两个狭路相逢的担柴汉相争道路而获得灵感，看来，张旭很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但宋朝的苏东坡却对张旭的草书有另一番新鲜的评价，说张旭之所以不如晋朝的王羲之，就在於王羲之用不着喝酒就能写好，而张旭却只能在醉後所写的字，看上去才妙。但不管怎样，贺知章所认识的这几位朋友，也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其它那几个诸如贺朝、包融、万齐融、邢巨等人，《全唐诗》里也都挂有名号，江南多才子，从此便可看出。
我们还是来说贺知章吧。
他的诗，《全唐诗》里收的不多，仅十九首，元人辛文房说他有集子传下来，但谁也没见到。好在对一个诗人而言，一生其实能有一两首泯灭不了的诗作，就已很不简单了。所以，我们看贺知章，已属难得。因为他泯灭不了的好诗，除前面引用的那首之外，也还有一首，被後人反复传唱，那一首就是《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诗的妙处，在於他将看不见摸不着、本无形状的春风，巧妙移到柳叶上，让春风“现形”。加之那柳叶恰巧也很像剪刀，用剪刀般的春风剪出剪刀般的柳叶，“原汤化原食”，里里外外一套活儿，这就地道了。
贺知章这两首代表作，不谈政治，不诉社会，轻轻松松，只道感觉，可谓是“纯诗”的一种。我们在他传记的有限文字里，没看到他有什么坎坷的人生遭遇，反而了解到他“性旷夷，善谈论笑谑”的乐观性格。这天天说笑话的快乐态度，甚至影响到他的一位叫陆象先的朋友，以至於常在人前说“季真清谈风韵，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季真是贺知章的字）。由此看来，贺知章必定是个心灵格外豁达健康的人，否则他也活不到八十六岁高龄。他的诗，不悲不伤不苦不涩，恐也缘於此。
他晚年自称“四明狂客”，我倒觉得他并没多少要“老来张狂”的气象。或许他的“狂”，只针对庸人，我们不得而知。史料上虽写着“晚年尤加纵诞”，但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一句没有任何实际例证的形容词。有例证的倒是他与大诗人李白的相识，那年，他已八十四岁，而李白呢，整比他小一半，四十二岁。他听说李白到了长安，就主动到李白下榻的旅店，去拜访这位足可以喊他一声爷爷的小字辈。在旅店里，李白拿出《蜀道难》那首诗给他看，还没看完，他就四次停下来赞叹不已，连呼李白为“谪仙”。等再看了李白的《乌栖曲》一诗，就更是五体投地地叹赏说“此诗可以泣鬼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这位八十多岁老头儿，当时在李白面前所表现出的无比谦恭的神态。就老者而言，他们对年轻人所表现出的这神态，我见过很多，给我的感觉是：越谦恭，就越可怕。可怕的是老者深不见底的城府，对你点头微笑永远说“你对”的认可。
当然，早已过了“随心所欲”之年的贺知章，对孙子辈儿李白的赞叹，或许真的发自肺腑。因为李白的确也不是白菜，一千年都出不了一个。加之贺爷爷本身就一大把年纪，见多识广，早就养就了平和的心性。从贺爷爷身上，我们倒也能悟出，真正有器度、有大师相的文人反而不否定人，不骂人，不写大批判，不拿砖头儿砸别人。因为，不论你砸的是谁，只要一砸，你就小了。就说明你还是计较，不够火候儿，还是块没行开的面，还得修炼。
我这样对贺知章的认识，或许有人不赞成。但在做人上，我的确真心想将自己修炼得没脾气。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行，像一对儿上手没几年的核桃（尽管已过不惑之年），还是新，还是生，让你的手感还是不润畅。贺知章的这两首代表作，我以为前面那首，让我学到了“和”与“老”；後面那首则学到了“静”与“纯”。这粗浅的体会，今天写下，大家看了若有可取处，就取；无可取，就扔。
人在这世界里，活得不违背自然规律，顺着，不宁，其实最难。还是用贺爷爷的诗来学着做人吧----他说：“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6/孟 浩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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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来到湖北/襄阳，听说附近的岘山南面住着一位大隐叫庞公，他就去寻访。结果，数次去请庞公出山，就是不答应。刘表干脆就在岘山住下来，天天做庞公的“思想工作”，并开导他说，您想保全自身，怎么能比保全天下更有意义呢！庞公笑着说，鸿鹄住在高林之上，神龟游於深渊之下，人住在茅屋中，安逸地生活，各得其所，这怎么是天下所能保全的呢？刘表又劝道，您在这耕田受苦，不肯做官享受荣华，岂不是对您的後代不负责任吗？庞公则说，有人担心子孙後代受穷，但也有人担心他们得不到安宁，只是担心不同而已。刘表看看，实在是说服不了他，就失望地回荆州去了。此後，庞公带着妻儿也换了地方，去了襄阳南面的鹿门山，以采药为生，终生未返。
这汉代庞公归隐的鹿门山，便是诗人孟浩然常在此隐居的地方。但庞公身处乱世，隐也就隐了。而孟浩然的所处却正是“开元盛世”，政治开明，国家稳定，人民安居，倡艺重文，又有何隐之理呢？其实理由很简单，一是因为那地方正因有那位庞公归隐的纪念地，那隐居的“气场”就多少对当地人会有心理影响；二是孟浩然的内心其实并不“安分”，一直有着“先隐後鸣”的大志，只是一时找不到一鸣惊人的机会，才不得不“忍着”。二十来岁时曾与他同隐过的一个哥们儿叫张子容，就忍不住了，找了机会去了长安。而剩下浩然自己，真是寂寞难耐。这心情，在他一首《田园作》的诗里就说得很明白----“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看，他多着急呵）“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惊”（听，他抱负多大呀）“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瞧，身边没知音，官场也无亲无故将他推荐，他多不平啊）。
倘若你也是文人，就有体会，就不难理解，不论哪朝哪代，文人的内心始终杂交着“江湖与魏阙”的矛盾心理。这种两面共存性，不能用简单的“身在江湖/心系魏阙”来解说，也不完全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溜”的滑头处世观。这其中也有无奈，也有“不愿陪你玩”，也有遗世独立，也有“老装孙子”……等等复杂心态。而今天的文人，其实比古代反要“澹泊”，因古代还能通过写诗写文章做上官，而现在就没门儿了，所以文人们索性也就不想。若想，想的也是出出“文名”而已。
孟浩然是要做官的，用他自己的诗说，是要“忠欲事明主”的。而李白赠他诗，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只是看到他隐居鹿门山的表象，并不知他真心想法。孟浩然若是真隐，就不会忍不住在四十岁时离家到京城去考进士。也正因没考上，他才又回到襄阳老家重新“隐居”。其实在四十岁前，他也并没闲着，三十六、七岁时，为广交朋友，寻求仕途出路，他只身到了洛阳，结交了张九龄、包融、储光羲、綦母潜等人。在洛阳呆了近一年後，就又折回襄阳，在家乡只小憩了片刻，便又南下岭南，又凭吊屈原，又探访老友。当年底再回襄阳，还是没停多长时间，就又下扬州，准备再去广陵。巧的是，在黄鹤楼他碰见了李白，於是就有了李白赠他的那首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心想，在黄鹤楼，自己既然写不过崔颢，可写写赠别朋友的诗总还可以。其实，李白这首诗，只要细咂磨咂磨，就觉得什么也没写，基本是废话。
四十岁落第後，孟诗人心绪受挫，回到襄阳就更坐不住了。他想了想，干脆出趟远门，云游一番散散心再说。於是就打点行装，奔吴/越的方向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游历。这一度，他到过润州、杭州、天台山、虞江、会稽、乐城等地。尤其是在会稽，他呆了足有两年，结交了崔国辅、孔伯昭、朱升、沈太清、陶翰、谢南池等一大批朋友。四十五岁时，回到襄阳，可没停多少日，就又去四川了。孟大诗人真忙，他在四川一带又遛哒了近一年，其间又与老友张子容混了些日子，若不是得了场病，还不愿回家。四十七岁那年，他终於又回襄阳了。可等到病情稍有好转，转年就又走了，去了湘江和赣江，游历了洞庭湖和彭蠡湖，直到年底才回来。回来没俩月，张九龄又把他叫走了。那时，张九龄被派到荆州做大都督府长史，需要个幕府做帮手，他想起了孟浩然一直闲着没事儿，又有才，也谈得来，就选中了他。我们的孟大诗人也认为来了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就跟去了。结果不到一年，没找着什么感觉，还是告辞回了家。可以说，孟浩然真正的隐居生活，是从五十岁才开始的。而他总共才活了五十二岁。
不过，孟浩然的气质相貌，还是很具隐者风度的。当年他在长安应试不第後，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曾给他画过一张像。後来被唐代一个叫张洎的人收藏，还题了个款识。多亏了这个款，我们才有幸知道孟浩然的粗略形象大致是“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也知道了那画面上还有“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是啊，又高又瘦的孟浩然，身穿白色长衫，头和脚上都是深色鞋帽，骑一匹步履闲缓的马；还有位书童牵着缰绳、拎着书箱、背把古琴在前面走。看了这情状，真的很牛！我也想这麽走在马路上，英姿飒爽的。可惜王维的这张画，到宋朝时，就只有赝品了。那时，王维看他情绪不好，整日闷在旅店里，也还赠他一首诗，劝他回家归隐算了----“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芦”.可王维哪里知道孟大诗人一回到襄阳，就没坐住。
孟浩然的诗，没有太多的好句，诸如“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类的，看跟谁比。若跟包融、崔国辅、张子容等人比，还好得多；若跟李/杜，差得就远了。但近代诗人兼学者闻一多先生另有高论，觉得看孟浩然的诗，须看整体，他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甚至还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
闻先生评孟，看来是超过陶渊明、谢灵运的。但我们不能忘，对孟浩然而言，陶/谢毕竟是田园隐逸诗的前辈，是在无路处走出路来的人。孟浩然尽管也被冠以有唐以来第一个“开创”田园诗的人，但没有陶/谢的真创，他恐也找不到田园的感觉。至於他的诗比之於陶/谢孰高孰低（指境界），就不好讲。俗话说，“吃馒头蘸尿/各好一套”，审美趣味这东西，用“老子”的观点，则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宜，没什么是非可言。况且，看诗总要看人，真正的隐士是韬光养晦、老死无人知道。所以，凡能留名於世，就没一个算真隐。
我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孟浩然的诗，否则也就不写他了。而我看他的诗，也与闻先生不同。在我眼里，孟的诗始终是一个矛盾体，既有出世境界，也有入世志愿。总之还是人间的玩意儿，说的是人话，而不是神话。他的“淡”更多体现在“诗歌写作与表达技术”上，也并不是“淡到看不见诗”。以闻先生举过的孟诗为例----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鸟藤间。
游女昔解佩，传闻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
倘若“真看不见诗”，那第二句就不该带有“心亦闲”这种观点性叙述句；而“求之不可得”句也不该如此表达。如同你若描述某个人很烦躁，就不该直接用“烦躁”这两个字来表达，而应该用“那人一会儿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会儿又走到窗前；一会儿坐下来抽烟，一会儿又站起来踱步；一会叹口气，一会儿又看看表……”等等。因为真“淡”，是没有观点的，不加议论的，说穿了，就是白描。
而闻先生所说的“整体感”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不过，倘若既有好句，又能照顾整体，那诗就好上加好了。孟浩然有这样的好诗，我引出来，留个好印象吧----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
17/王 之 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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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涣的诗，是让我能醒过闷儿来的诗。所谓“醒过闷儿”来，是因为猛一看，挺好；细一看，就不如留着那猛一看的感觉。尤其是他那首著名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太阳贴着山落下去了，黄河也奔着海流过去了，要想看得远，在这座鹳雀楼上，你就得再往上爬一层。多新鲜，太阳不贴着山落，也得贴着地平线落；黄河不往海里流，难道往喜玛拉雅山上流？想看得远，当然就得站得高，而且眼前还不能有东西挡着……王之涣竟说大实话，如同那个老铁匠临终前把“打铁的秘密”悄悄告诉他的徒弟说----热铁，别摸！
所以，王之涣的诗，是属于那种你不能反复看的东西，看的遍数一多，你就想双手合十，悄悄蹲下来，在他背后朝他粪门的位置冷不防戳一下过去，然后彼此哈哈一笑，说句“逗你玩”，就各忙各的去了。说着玩呢，好在王之涣从小就喜欢跟别人开玩笑，结交的也都是豪门子弟（我也是个纨绔子弟），提笼架鸟，牵鹰打猎，狂聊纵饮，若活在当代，我肯定跟他是朋友。
史料上，有关王之涣的记载非常有限，新旧两唐书根本没他的传记，《唐才子传》也是廖廖几笔，且有错误。《全唐诗》仅收录了他六首诗，而且至今也就只那六首，没发现新的。唐人薛用弱写了本《集异记》的书，里面有一则王之涣的段子，我后面再讲。对他的生平，有重大突破的，是清朝末年出土了一块墓碑，金石学家仔细一验，原来正是王之涣的。上面刻着一篇墓志铭，撰写者是唐代一个叫靳能的人。
有了这块墓碑，一下子就解决了不少以往不知道或错判的问题。首先是他的生卒年：闻一多先生在《唐诗大系》里标他生年是公元695年，且打了个问号，也没标卒年。而墓志上记他卒于唐/天宝元年，春秋五十五岁。这样一上推，他准确的生卒年就出来了，应是公元688-742年。第二是他的籍贯：《唐才子传》上讲他是“蓟门人”（今北京/德胜门外/古蓟丘之地），但墓志很清楚地说是“太原人”，该以墓志为准。
从墓志中，我们还获知了其它一些新信息：1/王之涣在家中是第四个儿子；2/不满二十岁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3/做过九品冀州衡水主薄的官；4/因受小人挤兑又弃官回乡，闲居十五年；5/后又受友人举荐做了八品文安县尉；6/为官期间去过边塞；7/曾有大量诗篇被时人传诵。
这最后一条是他作为诗人立名的最好证据，同《集异记》上所记载的他与王昌龄、高适二人在酒楼比歌妓唱谁的诗歌多的那段故实较相吻合。明代的胡应麟曾怀疑过他们三人聚会酒楼的真实性，理由是说高适五十岁后才开始学作诗，而开元中期的高适还不到三十岁；再有就是说高适的集子里并无与王之涣酬唱之诗。其实这两条，哪一条也没说对。考高适的编年诗，最早一首当作于他十九岁，那诗的题目是《送郑侍御谪闽中》；而他也有写给王之涣的诗，是在他二十八岁游历蓟门、邯郸时写的，题为《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其实这也怪不得胡应麟，毕竟明代时的信息与出版都很不发达，他漏看了高适赠王之涣与郭密之的这首诗，当很正常。
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敢说他们三人在“旗亭”的聚会就一定存在。毕竟那《集异记》是小说家言，类似于《太平广记》或《述异记》。但高适见过王之涣却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七、八十年后，诗人白居易也有评论说，之涣在开元时与王昌龄、崔国辅等“联唱迭和，名动一时”，也可作为依据。白居易与写《集异记》的作者薛用弱几乎为同代，较为可信。我们也可退一步讲，王之涣的诗正因通俗易懂，才很有可能被歌妓传唱的更多。因为大凡要唱出来的，必要有“一听就能懂”的基础条件，这也是歌词有别于诗的重要特征。诗与歌，到宋/元以后之所以要彻底分家，将它们从诗里划出去，叫“词”和“小令”，再弄上词牌或曲牌独立唱去，就因为纯诗的东西唱一遍已不容易懂，唱也白唱。唐代的“竹枝词”、“凉州词”、“出塞曲”等就是将“诗”逐渐“歌化”的过渡产物，所以也普遍好懂。
由此说来，王之涣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歌词作家”，即便不是，也起到了很大的铺路作用。后来的刘禹锡，其作品向歌词衍变的倾向与数量就越发显明了。况且，他们的许多“诗作”在当时就已被谱成曲子唱出来，证据已很确凿。另外，唐代的许多诗人，在群众中之所以具有广泛知名度，恐也因了“歌”的缘故。如同今天，诗人之所以不如词作家出名，并不是诗人不如词作家，而是词作家借了歌的广泛传唱，用了巧劲儿。
王之涣传下的可怜六首诗中，也还有一首很著名，就是《凉州词》，也叫《出塞》，还叫《听玉门关吹笛》----“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高适有一首诗叫《和王七听玉门关吹笛》，岑仲勉先生在他所着的《唐人行第录》一书中认为，高适所“和”的“王七”，就是王之涣，因为高诗所押的韵也与王之涣这一首相同，曰：“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这个判定，理由应很充分。通常，“和诗”大都所依对方的原韵而作，在唐人的相互和诗中，此例极多，在此就不举了。
就“凉州词”这个称谓而言，《唐语林》一书记载说“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如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也”。称这种词为“乐章”，这样一说，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能唱，就很是显然了。可惜我们见不到谱子，不知是什么调。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叫谢元准的人，曾编了册《碎金词谱》，唐宋元明清历代人的作品都有，还有谱子，但都是带有词牌的词。新版的此书已有人将古代的“工尺谱”改成了现代人能看懂的五线谱，我曾让一位识五线谱的朋友试着哼哼过其中的几首，不老好听的，慢悠悠像老和尚念经。由此可想，王之涣的“凉州词”，现代人若依谱唱出来也不会好听多少。但古人认为好听就行，毕竟时代不同，审美情趣与标准也不同，无可非议。
有关王之涣，就只能说这些。不过，我还是期待未来某一天，某某考古学家或某某农民若能在祖国大地的某个倚角旮旯再挖出点儿什么古文献，掸掸上面的土，定睛一看，妈呀，这不是王之涣的诗集吗，研究唐诗的学者们就会像苍蝇一样扑过去，把它啃烂！而我一定也是其中的一只，只怕赶不上热的。
18/王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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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这人，我本想隔过去不讲，因他这辈子就指着“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20个字牛逼于大唐诗坛。但想来想去，隔过去不说还不行，因他这首五律诗有两个版本，两首做对比，八句中有四句都完全不同，而哪一个更接近王湾原作，就得论论了。
他的这首诗，最早见于唐代的两本诗选集，一本是唐人芮挺章所编选的《国秀集》，成书于唐/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5年；另一本是唐人殷璠所编着的《河岳英灵集》，成书比前面那本晚十年。
《国秀集》中，此诗题为《次北固山下作》，诗如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题目里的“次”就是“停”的意思，这里当指“停船在北固山下所作的诗”。再考“北固山”，在今江苏/镇江，唐时称润州，挨着长江。可以认定，“潮平两岸阔”指的就是长江途经镇江的那一截儿。《国秀集》选诗220首，计90人；只选诗，不评人；收录王湾的诗也只这一首。
《河岳英灵集》中，此诗题为《江南意》，诗如下：
南国多新意，东行似早天。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河岳英灵集》除选诗234首外，编选者殷璠还对24位诗作者进行了或长或短的评说。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带有评语的诗歌选集，其中选了王湾的七首诗。对王湾的评说是：“湾词翰早着，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这“不过一二”的话，指的就是这首诗。这一首之所以着了名，也还由于早在张说任丞相时，曾亲笔抄写过“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十个字，挂在他丞相府的政事堂上，作为能写好诗歌的楷模。
两诗明显的不同处已跃然纸上。为方便叙述，我们将《国秀集》简称为[国本]，《河岳英灵集》简称为[河本]。先说颔联“潮平两岸阔”这句，“阔”字在[河本]中录为“失”字，清人沉德潜在他编着的《唐诗别裁》所录入的此诗，就是[国本]，只不过他认为应将其中的“阔”字改为“失”字才对，并说用“失”字要比用“阔”字有味。现代学者施蛰存先生也倾向于[国本]，但却不同意改那“阔”字。
就此二字孰优孰劣，我是同意沉德潜的。因为施先生对“失”字的理解看来有误。“失”字用在此处，并不像施先生所说的是“失去”或“看不见”的意思，而是“奔驰”，且正确发音也应读“易”音。因为这个字与“佚”和“逸”二字通叚。《荀子/哀公》曰：“其马将失”，其中的“失”字就读“易”音，也是奔驰之意。而“两岸失”，当然就是岸在跑了，同时也形容船只行进得很快。所以，“失”字若当“看不见”来理解，就不好；若当“奔驰”来理解，就意味大好了。
这会儿，我忽然想起当代诗人食指的那首《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里面就有“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北京在我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这句诗，用的就是这种“客观”的方法，他不说自己所坐的火车在移动，而说北京车站的建筑在移动，这与王湾说岸在奔驰，而不是船，可谓异曲同工。
就五律颔联的规范平仄声韵而言，是“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失”字是前半句的最后一字，那位置是仄声，“失”字是入声字，所以无论怎么用或怎么读，皆合要求。再有，以行家的话说，“失”字下字不俗，也很“险”。
就两诗整体感觉来说，[国本]比[河本]要和谐得多，理由主要在于：其起句的首联与压轴的尾联能很好与中间的颔联和颈联相交织。首联“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间”句，与接下来的“潮平”句，诗意的连带关系很紧。而尾联是“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考王湾籍贯，正是洛阳人。此诗所述又是在远离家乡的江南，“乡书”的意味又能与首联的“客路”有前后呼应，就显得完美。
好在沈、施二人都拥护[国本]，清人方回所编的《瀛奎律髓》一书，选此诗也依据了[国本]。选[河本]的则有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和清人顾小谢的《唐律消夏录》。
那末，说了半天，究竟哪一首才是王湾的原作呢？而不是原作的那首又是谁乱改的呢？施蛰存先生一看这事剪不断理还乱，干脆一拍惊堂木说，两首皆是原作，只不过一个是初稿，一个是定稿。但施先生的理由太不充分了，没列举出任何证据，那口吻也是主观臆断式的。看到此，你们有何感觉？想问问我吗？哎吆我的看官们，你们真要问我，我就说：去他的吧，我才不费这个劲呢，我看[国本]的那首好，就认定是[国本]的那首。而折腾了这半天，折腾了一千多年，我要是王湾，就在地底下偷着乐，知道答案也不告诉唐诗学者。是啊，若告诉了，学者们岂不没饭吃了！
19/王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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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王翰/酒鬼王翰/才子王翰/诗人王翰/狂徒王翰/大款王翰……总之不管是哪个王翰，反正有一年他随军来到大西北边塞，在某位将军的行辕里，耳濡目染着频繁的探报与进进出出屡次披挂上阵的将士们，真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提笔挥毫，出口成章。而他所流传下来的名篇，也叫《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从初唐乃至开元盛世，边界上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犯其实始终未断，所以朝廷必须屡派军队前往御敌。而军队里除了带兵打仗的武官，也还需要一批文官随军掌管文牍事务，这样一来，大批的文人就有了去边塞参战的机会，“边塞诗”的发达也就由此而生。用後来杜牧的诗说，“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可见以“凉州词”这种新乐府体裁所写下的诗篇，不止於王翰，诸如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等人的许多“凉州词”，也都为初唐诗坛带来了无比振奋的新气象。
王翰是以驾部员外郎的身份前往西北前线的，“驾部”是专门负责往前线输送马匹与粮草等军需物资。员外郎是个副职，基本也由文职人员担任，所以不忙不闲的，也还有时间作诗。王翰的这一首，显然是站在某位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角度上写就的----那将军在行辕里正痛饮着甜美的葡萄酒，而此刻，探子忽然来报说敌军到了。他来不及将剩下的酒喝完，催他披挂上阵的琵琶声便也奏响。他放下酒杯，跨上战马，这会儿似乎又感到酒劲儿有点上来了，摇摇晃晃的。不过，临行前他还是对身边的僚属们开了句玩笑说：没准儿我是醉倒在沙场上的，而不是被敌人打死的，即使如此你们也不能笑话我，因为自古到今，本来在那战场上就没几个人能回来。是啊，这的确是个幽默的笔法，清人施补华评这结尾两句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
王翰的诗，传下来只有十四首零两句半，收在《全唐诗》里，外加《全唐文》收他一篇文章，也就这么多。新旧两唐书里说他有文集十卷传世，可宋以後就没人看见了。他的生卒年，历代学者始终没有搞清楚，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定其为公元687-726年，也就是说他活了不到40岁，但并无确凿证据。傅璇琮先生曾写过一篇《王翰考》，考了半天，结论是“但据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还无法考知其确切的生卒年”，又说了点别的，就过去了。唐代诗人有一大批，我们都不知道生卒年，新旧两唐书也缺德，每个人的传记，老是不写生卒年，尤其是生年，几乎少得可怜。《唐才子传》就更别提了，这方面不仅很少写，即使有写的，许多也都错误百出，辛文房毕竟是元朝人，也难为他了。
我们了解王翰，只能是他的中段。史载，他是山西/太原人，少年时就有放荡不羁的习性。考取进士大概是在公元710年。当时并州（今太原）有位长史叫张嘉贞很欣赏他的才气，总是对他“礼接甚厚”，他也就时常不好意思，为这位张大人写了不少乐府词曲，还请他吃饭喝酒，亲自在酒席上又唱又跳，那目的其实也有两个，一是表达谢忱之意，二是显示自己的才华。这一招，果然很灵，连当时到并州来接替张嘉贞任长史的张说，也领略了王翰的这套活儿，且也对王翰推崇倍至。没两年，张说升任三品的兵部尚书，也没忘了提拔王翰，做了个九品秘书正字的小官。不久又找了个机会，一下子把他提为七品的通事舍人。三年後再升为五品的驾部员外郎。
那时，张说权贵朝野，又统管集贤院，重视“词学之士”，所以身边经常聚集着诸如张九龄、李邕、许景先、韦述、袁晖、赵冬曦等人，王翰自然也在其中。他们这些人，在当时其实是个紧密的文人兼官僚小团体，还曾经给文坛排了个座次，选了百余人，分成九等，然後将名单以大字报的形式写出来张榜公布，来看的人数以万计。看罢你猜如何，结果是众人“莫不切齿”。为何呢？因为不公平，像张说、李邕、王翰等人，均排在一等里面，而许多被公认为才华出众且知名度很高的人皆被排斥在名单之外。可见，这件事干的很有些遭恨了。据说那时王翰很有钱，家里养了好几匹名马，还有十来个歌妓，整天喝大酒赌大钱，自命王侯，狂妄一时。
不过，既然王翰是因张说的提拔而升的官，那他的倒霉被贬，也就跟着张说接二连三地被贬而贬了。张说被罢了丞相後，王翰同时也被贬为六品的汝州长史，被支到河南。没多久看看贬的还不够，就再贬成从六品的仙州别驾。王翰到任後，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邀五邀六地聚一帮文人墨客，又打猎又唱堂会的，好不开心。知名的文士祖咏、杜华等人也都是他的座上客。那杜华的老娘崔氏特别羡慕又有钱又有才的王翰，常对儿子说，“我听过古代有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如今我看咱们还是搬家去和王翰做邻居吧，你只要能和王翰在一起，我心里就踏实了。”听听，这都是怎么了，跟谁做邻居不好，偏选王翰。这样一来，别人可就有反映了，意见反映到朝廷，结果再贬王翰为道州司马，一下子把他从河南支到了湖南。此後，王翰是死是活，就没有音信了。
据张说讲，王翰笔头子很快，很能写。有一个叫徐坚的人曾问过张说当代文士谁写的好，张说回答道，“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这番议论该是在说王翰的文章，而不是诗。可惜他留下来的文章太少，我们也就无法判断张说的评价是否公允了。
从王翰留下的十四首诗上看，他写七言要比五言好。他有一首题为《饮马长城窟行》的歌行体，也真的看出了驾驭语言的才气和看问题的独特角度，其中如“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如此看来，他对秦始皇累死万民而修长城怨气不小，甚至还指责说筑长城就是在“筑怨”，而秦始皇的弱智也在於此。
他还写过一首《飞燕篇》和一首《古蛾眉怨》，恐是在遭贬以後所作，因为内容涉及到讽刺宫中奢侈生活及哀叹宫女命运不幸，估计也是想泄泄私愤。好在他也有鼓励宫女的话，虽算不上有多积极，但也比较适合於他自己---“人生百年夜将半/对酒长歌莫长叹”。
20/寒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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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寒山这廝，最麻烦。无论是哪方面，都众说纷纭，一团乱麻，够你摘几年的。先说他的生卒年吧，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几乎囊括了整个唐代，有持他是初唐人的，有说他是中唐人的，也有人认为他该是晚唐人。现在，我必须列个表格让大家看看这些学者对生卒年的研究“成果”，不看不知道，一看你就晕----
1/胡 适 700-780 白话文学史1928年 80岁
2/馀嘉锡 691-795 四库提要辩证1958年 104岁
3/钱 穆 680-810 读寒山诗1959年 130岁
4/陈慧剑 720-840 寒山时代考证1973年 120岁
5/钱学烈 691-793 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1983年 102岁
6/孙昌武 750-820 寒山传说与寒山诗1987年 70岁
7/严振非 584-704 寒山子身世考1994年 120岁
8/连晓鸣 713-766 试论寒山子的生活年代1994年 53岁
9/周 琦 766-835 试论寒山子的生活年代1994年 69岁
10/钱学烈 725-830 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证1998年 105岁
从上表我们大致可判断出，寒山的寿命若在60-80岁之间尚比较挨边，60岁以下和80岁以上，就很可疑了。因为寒山有一首诗已写道，“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来访亲友/太半入黄泉。”从诗中可以看出，此时他在寒山那地方已隐居了三十年，而在隐居之前，他是有妻子有家庭的，他自己也有诗说是三十岁以後才离家上了天台山，这样一算，至少就六十岁了。再加之他说回乡一看，往日的亲友也都大半过世，可说明写此诗时，他至少也到了“耳顺”的老年。而说他活到一百多岁的结论，我以为很不可靠，因为对在山中隐居的寒山子而言，无论其生活条件与饮食条件以及身体保障条件，都很难确保他的健康能够长期处於无病状况，而一但有病，也不会得到及时救治。基本的健康都保证不了，更何况长寿了。
第二个难以说清的方面就是他的诗。因为看他所留下的三百多首诗，“儒/释/道”及世俗等诸多思想全都夹杂在裏面，你简直闹不清寒山子这廝究竟信奉什麽。所以，有许多学者就猜测，这些诗恐不是寒山一人所作，而是出自一个“寒山诗人群”。加之有一部分诗他与另一位诗僧拾得也有重叠，就更是添乱。但就他诗歌语言的风格而言，大家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皆认为他是自王梵志以来的又一位“口语诗”或“白话诗”大师。而第三个难以说清的方面就寒山诗的版本，有关寒山诗的版本，宋/元/明/清几代加在一起已有百馀种，当代学者陈耀东先生就此还开列出一个“寒山诗集版本源流总表”，看过之後就更晕了。
我想，对寒山及其诗歌的讲演，与其挂一漏万，不如毫无牵挂！我就只当他活了八十岁，只当他介於初唐与中唐之交，就只当他“儒/释/道”以及世俗等等什麽思想都有。其实我以为不独寒山，每个人都一样，不可能思想纯粹或乾净到只有孤伶伶一种，也很难说自己脑袋裏究竟都有哪些“杂念”。中国的儒/释/道，一向有其思想重合的部分，比如儒家的仁爱礼贤、佛家的慈悲为怀、道家的上善若水，说的其实是同一种道理。所以老百姓们也很务实，凡是对自己有利或有用的，信谁都行。
我以为寒山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各种思想，既有吸收，也有批判，有好的就捡，坏的就扔。这当然也与他人生的经历有关，因他三十岁隐居前，是有过一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世俗生活的，也刻苦读过经史子集，还到处游历过，甚至去学仙炼丹，这在他的诗裏有所提到----“出生三十年/尝游千万裏……炼药空求仙/读书兼咏史”。所以，在三十岁前，他的内心便已有了儒/道两家思想。而三十岁後他一跺脚上天台山隐居，恐与他此前的学仙经历不无关系。而天台山又是“道/佛”两教共立并存的一座名山，两教在此山上都有道观和庙宇，寒山也就进一步受了道家的醺染。
由道转佛，是他遇见国清寺僧人拾得之後。拾得本是国清寺禅师丰干在路边捡来的一个弃儿，因是“拾而得来”，丰干就索性叫他“拾得”了。寒山与拾得的相识，无疑是促使他削发为僧的催化剂。他本就有一颗追求清静无为的“道心”，这会儿正好又能与拾得谈得来，遁入佛门当很自然。是啊，正因如上所述，寒山身上所“杂交”的儒/释/道，现在看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寒山的诗，他自己讲，是“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但传到今天，只剩半数，311首。传说，他往往把诗写在山中的树叶或竹木或石头上，写完就不管了。多亏有好事者看见就抄，所以才留下这许多。但他的诗在唐代只流传於佛门，在任何一本唐人所编的诗选裏都找不见。入宋以後，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陆游、朱熹等文坛名流才逐渐注意到他，提了提，但也并没大肆推崇和宣传，主要依然通过佛门流传。其诗真正登堂入室、进入国家（朝廷）正统视野，是在清/康熙四十二年，圣祖玄烨命翰林彭定求、沈三曾等人编篡《御定全唐诗》，总算将寒山、拾得以及丰干等人大量作品收了进来。1928年前後，胡适等新文化巨擘倡导白话文，重提寒山、拾得、王梵志等诗僧，著实火了一阵子，但一闹抗日和内战，就又没人理了。
将诗写成俗语或白话，在古代为什麽广泛出现於僧人和道人之中呢？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大凡信佛求道之人，皆是人间百姓，识字无多，即使是遁入佛门道观的出家者，也大都来自乡村野舍，没多少文化。可佛要传法，道要普及，那“真理”虽深，却要浅出，所以禅偈或道语往往用的都是“直给”的朴素方法，“简单粗暴”，却极实用。寒山是属於文化底子较厚的那类乡村知识份子，隐居前又狠读过不少书，所以诗裏常能瞥见经史子集的典故，比王梵志相对就“雅”。尽管如此，总体上他还是白话的调门儿，很少用生词僻字，甚至从不写标题，直接就是一首首的诗，像顺口溜，既易懂，又好记，所谓“是真佛只道家常”。
就他具体的诗而言，其实是不必讲的，因为太明白，读者不如直接去看，省我些笔墨。需要讲的是，他的诗也有阶段，若读他年轻时写的，古体的就比较多。但他三分之二强的诗，几乎又都合声韵格律，这一点，也是许多学者判断他是中唐甚至晚唐人的依据。因为初唐的格律尚未完备，进入盛唐和中唐後，合乎规范格律的诗才越来越多。再有，就是前面所谈到他思想与诗中“儒/释/道”的杂交，我们几乎不可能像分黄瓜、豆角、番茄那样各分一堆儿，很清楚地将他的诗分门别类地摊明，因为即使他的“世俗题材”诗，有不少裏面也夹杂著禅意与道性，比如这首《东家一老婆》----“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於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傥不止/东边复西边”（渠，就是“她”的意思）。这样一首诗，表面看是世俗题材，但结尾一句就一下子把道理弄深了，真让你感到有些“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转运意味，那意思是说，光阴倘若再转一个周期，就又该轮到你穷、我富了。这就夹进了佛家的轮回观，尽管是以谐谑的口吻道出。
再如《寒山顶上月轮孤》一诗----“寒山顶上月轮孤/照见晴空一物无/可贵天然无价宝/埋在五阴溺身躯”。表面上这是首讲佛理、言众生佛性该在自身之中、不必去别处找寻、只是深藏不现而已的意思。但仔细嚼嚼，就不同了，他让你咂磨出寒山是在说自己如一块纯洁璀璨的璞玉，却无人认得，如今只能被埋在深山古刹裏空耗才华。这想法显然又夹进了世俗中的怀才不遇，是逃不过明眼人的。
历史上有许多怀才不遇者，在世俗生活裏绝望之後都纷纷遁入山中或空门装疯卖傻，所谓“高人”也大都出於此类，不说人话，神经兮兮。先前固然是装，而装久了也就习惯，也就成真。日本画僧春屋宗园曾画过一幅《寒山/拾得图》，画面上两人的样子皆蓬头垢面，咧著笑嘴，看去就是疯子形象。许多史料上描述的寒山也是“状如贫子，形貌枯瘁……桦皮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寒山自己在诗中则更说----“时人见寒山/各谓是疯颠/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
寒山当年在国清寺大小僧人中是个什麽“职务”呢？丰干禅师告诉我们说，在伙房烧火。这样一来就更是大师了，大师皆是其貌不扬，被人忽略。还是再引一首寒山的诗来结束我这篇充满了武断与偏见的讲演吧，或许寒山并不是我说的这样----
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
闲书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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