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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32年前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
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了，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们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渡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上。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子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问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天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的世界并不象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
可是，后来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扶养费，使我不能再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啊，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到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的道路，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它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给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了材料上报给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到“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了他的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灵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到了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句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了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我没有想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燥，我心里堵得象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了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是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是为了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都并不多。如说是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谈为人类？如说是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趟，也没有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有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很好吗？可我不行。人生的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的脑海里翻滚，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我求助于人类知识宝库——拚命读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象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一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和事竟和大师们所描写的如此相象。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啊，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脱不了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的，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时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高尚忘我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的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吃喝喝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了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妇女，年轻的姑娘除了议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僻，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的可怕的时候，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躺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四化，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想用我的作品来表现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象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为了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出来的一种客观现象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生存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掩没的。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象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心里是脆弱的。我的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的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去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我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 晓
一九八O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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