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有朋友问我:儒学是修齐治平之学,是一种政治学说,在此方面,儒学长期受到批判,那么儒家的政治学说在当代政治建设之中,还能用吗?朋友希望我给予他一些解答。 □颜炳罡 的确,长期以来,由于批孔反儒狂风暴雨的洗礼,儒学在政治领域似乎已被完全妖魔化,几乎被描绘成漆黑一团的东西,甚至一度被贴上“吃人”的标签。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有人说儒学是封建意识形态,有人说儒学是封建宗法主义,有人说儒学就是三纲五常、封建礼教,这样的儒学有用吗?诚然,我们也认为,封建意识形态不能用,封建宗法主义也不能用,三纲在当代也不能用(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另当别论),但我们要问:儒学等于封建意识形态吗?儒学果真就是封建宗法主义吗?儒学就是三纲五常吗? 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儒家学者所共期。儒学自形成之日起,其政治学说就不是专门为某一特定政治制度设计的,也不是为某一个时代设计的,而是“为万世开太平”而设计的。儒学的政治学说曾一度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但不等于封建意识形态；一度曾是封建宗法主义,但不就是封建宗法主义。道理很简单,从纵向上看,封建社会没有出现之前,儒学就已存在,而封建社会结束之后,儒学依然存在,儒学未来还会存在,这说明儒学有超越具体封建制度架构之上的普遍原则,因而不会随着某一政治制度的解体而完结。从横向上说,儒学已经不只存在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之外的港澳台地区、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地区与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儒学与中国大陆一样活跃,甚至美国也有“波斯顿儒学”,“夏威夷儒学”等等,这些区域既不是封建政体,也不是宗法社会,因而简单地将儒学归结为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宗法主义,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儒家的政治原则有万世之用。儒家的“万世之用”,不在于其具体执政措施,更不在于具体的政治制度,而是具体政治措施或政治制度背后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政治原则。 首先,儒家学者认为任何政治举措或政治制度设计都应本于天理,基于人性,合乎人心,顺乎民欲。天道运行、天理的显现是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因而人类社会走向大公、至正也是逐次展开的过程。天道、天理、天命落实于人即是人性,人性是人有别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这个本质规定就是仁义。任何政治集团或者说政治人物执政都不能贼仁贼义,即不能引导人背离人性而走向邪恶,而是使人不断向善的方向努力。任何时代、任何政权、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违天理、灭人伦、贼仁害义,由此,我们说儒家的政治原则具有万世之用。 其次,基于人性本善哲学理念,儒家主张以德治为本,以法治为辅,德法相辅而行,同体而异用。德治的具体表现就是“仁政”与“王道”。仁政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以高度同情心、怜悯心去从事国家管理和行政管理活动。它要求治者必须承认人人都有“贵于己”的“良贵”,“良贵”即天生不可剥夺的人格尊严,视一切人为人,而不是没有感情的“刍狗”。仁政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制民之产”,认为人有“恒产”才可能有“恒心”。“恒产”者,固定的资产与有保障的收入之谓也；“恒心”者,平常、正常之心理状态也。从孔子的“富而后教”,到孟子的“制民之产”,再到荀子的“五疾之养”,儒家学者一再告诉世人,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天。任何统治者都不得“罔民入罪”,阴谋不可,阳谋也不行,“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对待人民的管理活动。“王道”要求治者德服天下,而不是利诱天下、威服天下,以超强权力镇压天下。 德为本,法为辅,德治的功用在于防罪于未然,而法是惩罪于已然。法是社会堕落的“止动力”,而不是社会向上提升的“牵引力”,德治恰恰是这种牵引力,德与法相辅而行,同体异用。 再次,基于人人皆有贵于己者的“良贵”理念,儒家主张以民为本和即民见天。以民为本就是以人为本。儒家的民本主义有如下特点:第一,民心向背是政权存废的决定力量,民意是政权合法性的法理依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二,民不可敌,任何统治者都不能与民为敌,民众是不可战胜的；第三,民众的意愿就是历史必然趋向,历史必然趋向可称之为“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即民以见天。儒家的民本当然不同于现代政治架构下的民主,但与民主并不冲突,它完全可以成为当代民主的学理支撑。 第四,治权上儒家主张贤能者握治权,倡导精英治国的理念。孔子的选贤与能、举贤才、“举直错诸枉”,到孟子的“唯仁者宜在高位”,儒家主张治者应以德为本,德才兼备。这一思想被荀子予以充分发挥。荀子明确提出了“论德定次,量能授官”(《荀子·君道》)的主张,认为一个合理的政治运作模式和人才选拔机制应当是“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荀子·王制》)“尚贤使能”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应遵守的人才选拔原则,这一原则过去有效,今天依然有效,未来也不能失效；中国人才选拔应当如此,外国的人才选拔也不背离此,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五,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儒家向往建立一个至公至正、天下一家,四海若一人的人间社会,孔子将这个社会描述为“大同”社会。建立一个至公、至正的大同社会是人类永远的理想,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 儒学政治理论不是无用之用,而是现实之用。儒家所揭示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一般性原则或称之为普遍性原则,这些原则不为封建时代所限,也不为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所限,因而不能因儒家的政治理论曾为封建统治者利用过而对儒家的政治主张心存顾虑、忌惮乃至有意回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的一切政治主张都有用,也不是说儒家一切政治主张都可照搬照用。我们主张,对传统儒家的政治理论的运用应因时而用,因地而用,创造性地“活用”,以传统儒家政治原则为主体,通过融摄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的新成果或人类共享的政治资源,完成儒家政治理论新形态建设。 (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儒风大家》杂志专栏作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