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格莹莹的天空下立着一位黄土的儿子” 路遥，本名王卫国，陕北清涧县王家堡人。少时家贫，饥寒褴褛，被过继到延川县伯父家中。及长，入学发蒙，又遇共和国三年大饥馑，于饥寒屈辱中刻苦求学，备尝艰辛。凡20余年，焚膏继晷，潜心创作，以《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享誉文坛。后因积劳成疾罹患重病，于1992年11月17日去逝，享年42岁。 路遥铜像曾被人盗走 这是与清凉山连成一体的一道山脉。山脉呈南北走向，起伏蜿蜒，横亘在古城延安的东岸。 路遥的墓地就扎在这道山脉突起的三道梁中间的那道梁上。梁的右边是他的母校，左边是杨家岭；而山梁前日夜流淌的那条河便是大名鼎鼎的延河。 1995年11月17日是路遥去世三周年的祭日。此前，他生前的好友几经商议和踏勘，最后在这里为他选了一块墓地，并将墓地所在的这道山梁取名为文汇山，旨在表达人文荟萃、文脉汇集之意。 陕北11月的天气，清冷多雾。草木凋零后的群山颜色苍黄，一派肃杀，让人望之而心境黯然。在这一天举行的路遥骨灰安放和“路遥纪念馆”奠基仪式上，我见到《路遥文集》的责任编辑陈泽顺先生及路遥生前的一些好友。大家相互拍拍肩头握握手，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路遥英年早逝的悲痛和善自珍重的勉励。 大悲无声。当人的感情处在极度悲痛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沉默。路遥的英年早逝，为这个事业和声望正处在颠峰时期的草根英雄的身上又罩上一层斯巴达克式的悲壮色彩。在为路遥的墓地敬献完花圈之后，我在想：陕北这块贫瘠荒凉的土地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种法力，它时不时地会激发起一些人的英雄梦想和献身精神，而又总是以悲剧的结局将有着这种梦想的人扼杀在实现梦想的伟大行程的半途中。这个写过《人生》的人终究没能为自己的人生设计出一个美满的结局，使他的生命之烛在未燃尽之时突然寂灭，像日本富士山下的樱花，从绽放到殒落，只有短暂的几天时间。 当死神的利爪毫不客气地将附丽在路遥身上的各种光环和荣誉统统剥光之后，却能让隐藏在光环背后的珍贵难再的朴素品质放射出更加璀灿的生命之光。这个像土地一样奉献，像牛一样劳动的人，在汗干力尽之后，转化成一个坟包，坟包里除了葬埋着他的骨灰之外，另外还葬埋了一个被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这东西将人的基因和性格编成一个人生密码，让后人去作无尽的揣摸和猜测。 文汇山山体高耸，十分亮眼。站在山上向北眺望，不到百二十里地，便是路遥的故乡。那里有他的白发老母、胼手胝足的兄弟和行将荒芜的田园。山脚下，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路遥在这所校园里得到知识甘霖的滋润，也饱尝了贫穷与自尊心之间的矛盾纠葛。他在完成学业之后，以“黄金难换吾清贫”的书生名节，背着一捆行囊和几卷闲书走出了金锁关。古人有言：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可惜的是，这只云鹤在冲天飞翔了一个圆径之后，又回到了故乡。鹤鸣九霄。路遥将生命中所有的能量都化成云天间的一曲高歌，用充沛的肺活量向外部世界喊出了黄土地的沉默。我想，既然这块土地赋予了他英雄的梦想和强悍的气质，那么，他的精神也必将以另外一种散在的形式寄存于他出生的地方；既然他以高昂的生命代价换来了一个酣畅香甜的安睡，那么，就让他怀着对自己留下的作品永远富有征服人心的活力这一美好信念香甜地安睡吧！ “人应该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成为一个诗人。”从文汇山往下走的半路上，遇见几拨延大的青年学子正向路遥的墓地走去。年轻人体会不到人世的沧桑和人生的无常，他们看待死亡也充满一种浪漫，他们用柳条编织了一个花圈，上面还点缀着几朵从山上采来的未开败的野菊花。普希金生前曾向这个世界夸下海口：“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通往纪念碑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文汇山，这道名不见经传的山梁，因为路遥墓地的落成，人们便用双脚踩出了一条从山下通往墓地的小路，路边的景致随着季节的轮转而变化。此时，正是黄叶飘飞的深秋时节，从每一片落叶上都能让人看到一种死亡的象征。就在举行路遥骨灰安放仪式的当天，有关单位还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被安放在延大图书馆前。此后，有多少学子在出入图书馆之间，不经意地都要与这位校友深邃的目光进行一番对视或交流。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尊铜像后来被人盗走了。在盗贼的眼中，这尊铜像与马路边的井盖都属废铜烂铁，其价值不过是一桌酒饭钱。把上帝的金杯都敢拿来洒尿。“圣物”就这样无端地被亵渎或玷污。世事如此，恨有何用？ 路遥的作派曾让我尴尬 1982年的秋天，我从乡下一个叫小南沟的地方回到城里。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由“伤痕文学”引发的文学热在迅速扩散中还在不断升温，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少有的现象。 社会转型初期，在多元化职业选择的局面还远远没有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搞文学创作在当时成了提升或改变普通人命运的一大机遇。吾乡当时有5位农村青年，因为在本地区和省级以上的刊物发表了几篇作品，便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更让人动心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前一后发表在当时知名度很高的文学期刊上。这两个从黄河沿岸的延川县走出来的作家给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这样一个启示：他们凭借了手中的一枝笔，完成了对主流社会孜孜不倦地狙击，并成功地跻身于其间。 我揣着一叠诗稿，开始向文学这座独木桥上走去。我当时有一个最现实的想法，就是将这些涂抹出来的、押了韵脚的分行语言先变成铅字。我首先想到的是诗人谷溪。他当时主持着一个文学期刊，而且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将自己的习作拿出来让自己心仪的一位作家或诗人来审读，有点像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做体检，让人感到有些难为情。有一天，我鼓着勇气敲开了谷溪在市场沟的家门。进门落座，先是客套、寒喧，磨蹭了半天才进入主题。谷溪看了我的诗稿，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还将新出刊的一本《诗刊》送给了我，说上面有公刘的一首诗，让我好好读一读。我俩拉话拉得正上劲的时候，掩着的两扇门被人推开了，门帘掀起时，走进来一个面色黝黑的敦实壮汉。来人中等个头，背着一只宽大的旅行包，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瓦尔特”式的粗布猎装，猛一看，像建筑工地上的一个伙夫。谷溪赶忙起身，从来人的肩上卸下旅行包，并将他让在自己刚坐过的一只简易沙发上。接下来，两人的几句类似接头暗语的对话，于简洁中充满了一种乡情和温馨。谷溪似乎意识到光顾了照呼客人，将我撂在了一边，便有点歉疚地说：噢，忘给介绍了。葆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路遥。我一听说是路遥，一时感到手足无措，便急忙站了起来，掏出一盒烟拆开给路遥递了一支，没想到，路遥一摆手说：我抽这个。说毕，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盒“三七”牌烟，兀自点着吸了起来。路遥的作派弄得我有点小尴尬。人情练达的谷溪似乎看到这一点，便又接住话茬指着我说：这是从基层来的一个业余作者。路遥连头也没回，又冷冰冰地撂了一句：谁不是从基层上来的？我一看这个情况，感到再呆下去就成了自讨没趣，便赶忙起身告辞。直到临出门时，路遥才扫了我一眼。多年之后，我才懂得，浑身上下充满着一种霸气的路遥用眼角扫我的那种目光用“睥睨”二字来形容大概比较合适。 《人生》给路遥带来了很大的声誉。这部按中篇小说来发表，实际在篇幅上已达到一个小长篇的小说自从在《收获》上刊登之后，很快就出了单行本，并由大导演吴天明执导拍成了电影。一时间，在吾乡酿成一种开谈若不话《人生》，读尽诗书是枉然的风气。许多有过个人奋斗经历的人都好像从高加林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框架还稳如磐石的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这部小说所演绎的青春与激情的悲剧曾赚取了许多人的眼泪和长叹。的确，将这部小说的主题理解成传统的“痴心女子负心郎”似乎有些太浅。路遥是站在城乡结合的交叉地带，已敏锐地洞察到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起人的价值观的膻变。尤其是《人生》电影放映之后，西部荒凉的景致和委婉苍凉的陕北民歌给都市人带来一种全新的视听感觉。由这部小说所引发的各种文化现象也在迅速出现，就连偏远乡镇的小酒馆里，也时不时地会有“巧珍巧”的猜拳声在响起。 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之路 我调到报社编辑部的第二年，从铜川煤矿又调来一个年轻小伙，此人叫王天乐。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天乐是路遥的胞弟。他家弟兄5个，路遥的本名叫王卫国，是老大，天乐行四。一天，路遥来找天乐，一进门，看见我和天乐正在闲谝，便问我：咱是不是在谷溪家里见过面？我说见过。这一回，路遥身上的那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霸气没有了，展示出的是一个忠厚兄长的风度。他问我和天乐谁大，我说比天乐大几岁。路遥听了之后感叹了一句：“都还年轻着哩。咋以后一个把一个招呼上。”三个人在闲谝中抽了路遥的一盒中华烟。抽烟时我发现，路遥的烟瘾很大，下口又深，而且不会弹烟灰。吸上几口，便用食指将烟灰扑啦掉。三扑啦、两扑啦，竟将两手的食指烧成一种焦黄色。 此后，我们有了频繁的交往，并成为朋友。 当朦胧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新写实、寻根文学纷纷在各种文学期刊上登台亮相的时候，路遥坚持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那时，因为年轻，对新锐和先锋的东西十分着迷，并在私心上感到，在各种文学思潮纷纷涌动，创作手法花样翻新的当代文坛上，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好像有些过时。在开始谋划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借走了报社资料室存放的1975--1978年的《陕西日报》合订本，他要从已成为历史的新闻报道里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这让我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一天半后晌，路遥翻完了最后一个合订本，给在旁边帮他整理资料的天乐说：这几天肚子跌下空了，就想美美吃一碗连锅荞面擦尖。天乐在我家吃过这种饭，便转身将建群一叫，四个人溜溜跶跶从市场沟走到我家的坡底下。当时，坡下正在修科技馆，过去上山的路被改了道，路窄、坡陡，常不上山的建群和天乐上到半坡便有些气喘，而人家路遥拿得稳。他背抄着双手，一步三摇，还边走边说：“高山怕得慢汉摇。爬山和写长篇一样，不敢着急。”到了我家，四人坐定，没一阵功夫，一大盆荞面擦尖就端了上来。我能想来路遥想吃的擦尖，是一种用擦子将荞面团擦成短截子的连锅面。这种饭做法简便，不讲刀工。将洋芋、豆角和西红柿切成指拇蛋太小，熬烂；煮擦尖的水一定要放宽，出锅时连面带汤与熬菜往起一烩，临了，用铁勺炝一勺黄芥油，将葱花、辣面和其它调料往进一放，再泼到已出锅的擦尖里。尤其是热油在倒入擦尖盆的一刹那间，所浇溅出的那股清香能唤起人对质朴的乡村生活的一种美好记忆。没想到，这一顿饭吃得路遥喜笑颜开。吃饱喝足给人精神上带来的愉悦让路遥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从二战史到“马岛”争夺战，从文坛掌故到陕北方言，路遥说上个不住气。谝着谝着，不知怎么把话题又转到中越边境反击战之后流行的两首歌上来。路遥说，《十五的月亮》富有深情，但有些甜腻；《望星空》哀婉忧伤，忧伤才是歌曲的灵魂。三说两说，建群竟撺掇得让路遥唱了一段《三套车》。没想到，路遥浑厚低沉的嗓音将这首精典的俄罗斯民歌演绎得如此之好。尤其是唱到“你看那匹可怜的老马”时，音调陡然由高变低，唱出了“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让人听后，不觉忧伤满怀。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曾倒过好几个地方，其中有几个章节是在延安宾馆南一楼写的。有一天，我和朋友去看望路遥，走到客房前，只见门虚掩着，进门一看，我的天呀！只见写字台上横七竖八放着十几支圆珠笔，一只大号烟灰缸已满得冒了尖；280个格的稿纸歪歪扭扭摞了有二尺高。路遥正窝在一只大沙发上“梦周公”，口角上流下的涎水将沙发的扶手浸湿了一大片，尤其是过一会才憋出来长短不一的高分贝的鼾声，有铜锤花脸或秦腔的韵味。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十分酸楚。人都说劳力者苦，殊不知劳心者亦苦。爬格子码字这档子营生把人累成这个样子，看来，天底下哪一碗饭都不好吃！ 百万言的《平凡的世界》先后刊登在《花城》、《黄河》等大型文学期刊上。1991年，备受关注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平凡的世界》获此殊荣。消息传来，家乡父老为之喜庆。他们觉得，陕北地接边荒，厚重少文，自古以来是一个出英雄响马的地方，而能出一个靠写文章“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大作家是一种稀奇。事实上，许多人对文学这个行当十分陌生，他们对路遥所获得的这个文学大奖，除了感到神圣之外，更多的感觉是：这个奖给陕北人长了脸。曾为路遥创作这部百万言长篇小说，在主题的把握和素材的提供上给过很多帮助的冯文德先生是路遥的一个忘年交。他在主政富县时，率先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之后在主管延安意识形态期间，与路遥交往甚密。此次路遥获了大奖，冯觉得应该送一份礼物表示祝贺。思来想去，最后让延安一个搞泥塑的，用阳山上的黄土，为路遥塑造了一只形态憨厚、体格矫健的拓荒牛。礼物有了，唯一短缺的是应该写一句恰当的话来表达送礼者的思想和情意。最后，老冯选定了屈原《离骚》里的两句诗，并让我用毛笔将这两句诗写在泥塑牛的底座上。那一刻，当我握着笔管，在底座上写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字样时，心头一下子受到一种触动：自三闾大夫掩涕太息始，中国寄情于笔墨来抒写家仇国恨、民生多艰、别恨离愁、胸中块垒者何止万千，但真正能听懂这声“太息”、能对从事这种精神劳役的人给予深层理解者少之又少。路遥十分喜欢这尊泥塑，他对一个体制内的行政官员，能用这样的题赠来表达对作家劳动的理解与尊重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他将这尊泥塑摆放在案头前，他在警策自己要像牛一样诚实劳动的同时，还喜欢从这头泥塑牛的身上嗅闻一种淡淡的泥腥味。 政治热情高于文学热情 政治才干高于文学天赋 这是一块被洪水吞噬得支离破碎的二荒地。少年路遥空心穿着一件棉袄，正和一群鸠形鹄面、面呈菜色的村民在黄风肆虐的山顶上掏地。 初春时节的陕北，山野一派萧索。路遥掏着、掏着，忽然感叹说：“生在这个鬼地方，把人都遭贱了。有朝一日，咱也到平原上吃几年细米白面。”没想到，此话刚出口，就遭到村民们的讥笑。路遥对这种讥笑似乎很敏感，甚至有些愤怒。他轻篾地“哼”了一声，将燕雀与鸿鹄同笼栖居的悲哀和羞与哙伍的孤傲给“哼”了出来。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根据路遥的身世与性格杜撰出来的一个现代版的《路遥本纪》。每次读《史记》中的人物，我总好像能看到路遥的影子。那个见了秦皇出游，喟然太息“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泗水亭长刘邦，那个干脆赤裸裸地来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下相人项羽，他们这种直抒胸臆的侠士声口，与挽在路遥心中的英雄情结是何等的相似。 路遥以其文学成就而名世，但在我看来，这个人对于政治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文学的热情，他的政治才干和谋略远远高于文学天赋。那么，这样一个心雄万夫、志存高远的人何以能落入文道，干起这个难为稻梁谋的书生事业，这就不得不让人谈及关于命运这个古老话题。 “文革”中因武斗命案而被革职 《人生》发表之后，曾被介绍到国外。好像前苏联将这部小说译为《命运》，我以为，这个翻译准确精当。将《人生》与《命运》连缀起来，便能给读者以更广阔的思考与想像空间。那么，啥是命运？是一个由人的基因排列出来的人生密码，是一条牵着人的鼻子走的看不见的绳索，是一张善于乔装打扮又变幻莫测的脸谱；失败者爱以命不好为借口，成功者又以运气好为谦词，诸多说法，莫衷一是。其实，命运如周涛所言：是一个人的综合条件与整个时代的关系。那么，路遥个人的综合条件又与整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路遥，本名王卫国，陕北清涧县石嘴驿王家堡人。少时家贫，饥寒褴褛，被过继到延川县郭家沟伯父家中。及长，入学发蒙，又遭遇共和国三年大饥馑，于饥寒屈辱中刻苦求学，备尝艰辛。其创作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可称为是一部非虚构的自传体青春纪事。“文革”爆发，天下大乱，路遥以其非凡的组织才能成为“红色第四野战军”头目，人称“王军长”。1968年，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年仅19岁的路遥被推举为新生“红色政权”--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越两年，路遥因涉嫌一起武斗命案，后经查无实证，给予了结，但因此而被革职。返回家中务农的路遥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由最初在乡村黑板报上发表顺口溜，到登上茅盾文学奖领奖台，凡20余年，焚膏继晷，潜心创作，以《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享誉当代文坛。后因积劳成疾，罹患重病，于1992年11月17日去逝，享年42岁。 受时代裹挟 成也“文革” 败也“文革” 在这段类似路遥小传的文字中，我们或许看不出路遥个人的综合条件与整个时代是个啥关系。但在这简短的人生履历中，却出现了影响路遥人生走向的几个拐点。朋友都说，路遥成也“文革”，败也“文革”。他由一介草民在一夜之间成为县革委会的副主任，随即又被革职，由浪头峰尖跌入谷低，使一个时代的悲剧演化成个人的悲剧。当命运将路遥通向仕途的大门关闭了之后，“文革”的副产品--知青运动又为他开启了一扇窗。在上一个世纪的百年纪中，陕北这块闭塞的土地曾有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大冲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较之红军长征到陕北，就文化的输入来讲，更为丰富，也更为多元。在那个灰色、贫穷、专制的年代，无论是城市来的知青，还是像路遥这种回乡青年，他们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体验中，凭着会背诵一段《理想之歌》，会唱一首《红梅花儿开》，就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和同道，就能在这块寒凝的土地上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延川，这个地处黄河沿岸的穷乡僻壤，却能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初全国的文学园地百花凋零的时代背景下，在知青运动所携带来的京都文化与乡土习俗的冲撞与融合中，创办了一个名叫《山花》的文学刊物。这个刊物，像一束迸发着理想光焰的火炬，为路遥又照亮了一个新的人生座标。不甘平庸的路遥从此开始，在文学园地里胼手胝足、耕耘不辍，用一砖一瓦来精心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 天生带有搞政治的天赋 或许有人会问：与那个时代有关系的人不在少数，为啥路遥能在政治上失意之后，还能在文学上弄出这么大的响动，这就要谈到路遥自身的综合条件。朱光潜先生有一篇谈论人的资禀与修养的文章。朱先生所讲的资禀，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资与禀赋；修养讲的是人后天的一种修为和修炼。路遥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搞政治的特优资禀，只不过这种资禀在现实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便退而求其次，干起了与他本人“性之所近”的另一件事情，这就是文学创作。路遥弟兄5人，都与我有过交往。我惊异王家弟兄几个虽然读书不多，但天赋异秉。他们不知从哪里继承了一种良好的艺术感觉和语言天赋。路遥的四弟王天乐，不换韵脚，一口气能即兴编出几十句秧歌词。路遥本人的悟性和艺术天分也很高。他十分喜欢陕北说书艺人张俊功。他说张俊功的叙事语言是大师级的。简洁、明快，有许多语言“留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当然，路遥小说叙事风格的形成，除了陕北原生态的语言为他的作品增色不少之外，他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语言资源。在我看来，前辈作家柳青，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对他的影响很大。路遥所写的《人生》，很明显是受了艾氏《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影响。 拼命创作是为彻底摆脱苦难和贫穷带来的屈辱 路遥除了天资和禀赋与文学这个行当相近之外，另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苦难的童年。心理学家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多方面的表述，但在一点上大致相近，这就是：一个人12岁之前的生活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包括饮食习惯。好像是契诃夫也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心理训练是有一个苦难的童年。路遥出身贫寒，从小就体会到人生的衣食之难，见过人世间的眉高眼低。他的胞妹因贫穷而夭折，养母在三年困难时期，因家中米粮难济，经常断炊，而又为了不给路遥丢脸，便鸡不叫起身，赶到与延川相邻的延长县沿村乞讨，将讨要来的干粮接济给路遥。贫穷所带来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人的尊严的丧失。路遥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处在贫穷屈辱与自尊心之间的矛盾纠葛中。他后来之所以拼上老命在文学上发愤努力，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动力是：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彻底摆脱苦难和贫穷给他带来的屈辱。我们知道，作家的创作，无疑与各自的出身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会给人的一生打下深深的烙印。路遥作为一个在创作上有所追求的作家，在最早的童年时代，留在他记忆深处的那些苦难的生活场景，曾拨动过他心弦的那个旋律，总是不经意地、反复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悲苦的陕北民歌，在哀怨中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忧伤。我要讲的另外一点是，路遥的身上有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的形成，是在与贫穷屈辱的抗争中，以不妥协来捍卫和保持高傲的、特立独行的人格尊严而获得的，这与人的出身、地位和金钱没有关系。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经常能看到这么一种人：他们身处底层，衣衫寒俭，但举手投足却不失贵介之气。这种精神气质所展示出的风度，是高级神经活动在行为上的一种表现，即人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反映方式。路遥虽然出身草根，但心比天高。理想的卓越、心气的高傲和精神的雄建，是构成路遥精神世界的三大支撑。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负重的耐力和殉道品格，所展现出的“不成功，毋宁死”的倔犟精神，在当下似乎成了一种稀有之物。 四 2008年春天，《路遥》纪录片的导演找到了我，想通过对路遥生前好友的访谈，来拍摄一部展现路遥过去生活片断和写作场景的片子，从多角度、多层面来给更多的人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路遥。 路遥生前留下的影像资料很少。用口头的追忆和描述来还原一个人的体态形貌、举手投足和精神气质，除了困难，恐怕还会因为讲述者的主观色彩太浓，会使被纪录的人失真。 但当导演将他们要拍摄这部片子的构想和意义与我作了交流之后，我感到这件事应该做，而且应该把它做好。尤其是当我在导演那里看到路遥生前留下的几段影像资料和一摞照片后，我忽然感到一阵难过。影像中的那个我熟悉的身影离开这个忧患重重的世界快20年了。这么一个博学多才、生动活泼、嬉笑怒骂、挥洒自如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我的这种惋惜，所包含的更多的意思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很难找到像他那样，为使方块汉字能够码出更精粹的小说艺术，而甘愿为这门艺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人了。在这个一切以投资牟利为目的的商品时代，作家的创作已丧失了精神的灵光，而路遥能凭着坚韧、能耐着性子来收取身后的这笔“盈利”，仅此一点，让我感到，在他面前，我除了惭愧，还感到卑微。 多棱多面的矛盾体 怎么来说这个人呢？我们瞎子摸象式的讲述又怎能将一个内涵丰富、多棱多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路遥给完整地讲述出来呢？余生也晚，不敢妄言阅人无数，但我还很少见过像路遥这样，集人的多种矛盾性格于一身，而这种矛盾性格在他的身上又总是显得那么和谐。他高贵、有气度，在许多公众场合显得彬彬有礼、优雅得体，但有时又很粗俗，不检细行，遇上喜庆或愤怒的事情爱以爆粗口来表达彼时的情绪。他沉稳老练，像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坛老手，更像是一名期待恶战的老兵，但有时又天真如孩童，时不时地不知会从哪里冒出一股“傻”气来。他嫉恶如仇，欺强而不凌弱。对我们常说的端方君子有时会显得不敬，但对卑鄙污浊的势利小人和爱“扎势”屑小之徒却不依不饶。他不拒绝美味大餐，但对各种杂食小吃却情有独钟。有时，你会看到他翘着兰花指在优雅地搅动着刚冲好的一杯咖啡，但左手却捧着一个夹着一条大葱的冷馒头在大啃大嚼。他活得坦荡真诚，从来不委屈自己。尽管有人对他的有些行事方式颇有微词，但转念一想：我们的那张用来衡量人的道德观、廉耻观和价值取向的浅簸箕又怎能盛得下一只巨斗所倾倒出来的这堆谷物呢？ 每年的立秋前后，路遥总要回一趟陕北。可谁能想到，1992年的陕北之行竟成了他与这块故土的诀别。他8月初到延安，我们还在宾馆闲谝了半后晌。当时，他神色显得有些疲惫，脸色发灰，印堂发暗，没想到两天之后，便因检查出肝硬化腹水，住进了当时被称为地区医院的传染科，未过一个月，又被转到西安西，11月17日早晨8点20分，因病情恶化，遽然去世。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正值春秋鼎盛的敦实汉子，怎么在不到120天的时间里，说殁就殁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难过得缓不过神来，我即刻想到老冯送给他的那只泥塑牛，那个低垂着头颅，引颈曲背，奋力将沉重的犁铧从沟底往山顶拉的牛的身躯，在这一刻不时地与路遥的身影在我眼前交错、重叠，晃来晃去，最后隐没在黄风弥漫的大山里。 他用显得笨拙的生命给作家这个职业增添了份量 我写过两篇悼念路遥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南院十八号》。我所说的南院，其实是甘泉县招待所。那里过去有一排座北朝南的两层窑洞，一层是石窑，一层是薄壳。从1979年到1981年的近三年间，路遥断断续续在南院两个窑洞组成的套窑里写他的成名作——《人生》。据我所知，《人生》的第一稿写废，第二稿写成后觉得还不满意，一直到1981年初夏，路遥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的考虑上，经过长达三年、类似分娩难产的痛苦折磨后，终于得到了“神的亲昵”和灵感的眷顾，让他的创作穿越了障碍，进入了对思想和艺术准确把握的实际表现。正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灵感是一种敏捷地感受印象的情绪”。路遥将这种情绪完整地保留了28天，终于为一部个人的立身之作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为人类的精神宝库里又添置了一份不动产。 路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在甘泉采访，恰巧被安排在路遥写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这间套窑里。夜间，窑里生起了炉火，火光映照着四壁。我坐在路遥当年创作时坐过的那把椅子上，静静地吸着烟，感受着窑内散发出的一种淡淡忧伤和与我当时的心境相吻合的沉郁气氛。我突然想起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散文家华盛顿·欧文在游览西敏大寺内的“诗人祠”时所发的一段内心独白：但愿世人都珍重作家的声名，因为作家的声名并非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获取而得，它是以不断施予快乐和善行所换来的。但愿后世能永远纪念他的恩赐，因为他所遗留下来的，并非空洞的名字和虚夸的行为，而是智慧的宝库，思想的结晶和珠玑的文字。 路遥去世之后，在我所见到的各类纪念文章、挽词和唁电中，对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多有褒奖。他所创作的每一部作品中所散发出的人性的温暖，所表现出的朴实的、具有诗性意味的道德力量，所开掘出的罪恶掩盖下的善良和所表现出的对苦难的包容与超越的博大胸怀，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在文学圈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李建军博士在《文学写作诸问题》一文中，曾表述过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新”字号的“小说家”在文章里攻击完托尔斯泰“矫情”之后，气宇轩昂地宣布：路遥的小说，读一页给50元钱他也不干！李博士感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字号“小说家”大概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不认识。当然，对一个人的作品，各有各的美学评判，各有各的喜好，未必过于较真。在这里，我讲两个人对路遥去世后的反应，从中或可看出某些端倪。路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的朋友在京城遇见了一位当时风头正劲的“京派”小说家，说起路遥去世，他冷冰冰地撂了一句：“怪谁？”当时，朋友对他的这种反应十分反感，甚至有些愤怒。事后，他对我谈及此事，我说，这是一句没有恶意、而且对路遥的英年早逝有几分惋惜的好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悠着点。为文学搭上性命划不来。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达，是他不了解路遥。正像住在豪宅里用惯了天然气的贵妇人永远不会体会拾煤渣的老婆子所经受的辛酸一样。另一位是我心仪的诗人、散文家周涛。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路遥去世的消息，看着看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哭毕，他自问：我为什么会如此动情地来哭路遥呢？我们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吗？不是。他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我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仰之情吗？好像也不是。周涛不无遗憾地认为：“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构筑这样一部艺术准备尚不充足的长卷，是笨了些。”但路遥的死却引起了他深切的悲痛。“当这个平凡的世界失去了这个平凡的人时，突然显示了他真实的意义。”“不管他的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汰选和剥蚀，不管他倾生命之血而完成的这部长卷是否具有艺术的价值，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从此，人世间不会有这么一个名为路遥的写出的哪怕粗糙的文字了。”周涛的这种表达是真诚的。吃文学这碗饭，才华很重要。人们可以对他是否具有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精典作品的才华有所质疑，但必须尊重他对文学事业所具有的这种献身精神。“一个西北的黄壤中出生的人，用他显得笨拙的生命给这个职业增加了份量。”路遥的去世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其真实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文学朝圣路上的圣徒：劳我以生 息我以死 文汇山的山脉蜿蜒起伏，向南延伸的山坡上长满了松柏和五角枫。秋来，在一片凝重的翠绿中可以看到点缀其间的枫叶灼灼如炬，让人联想到夏花之绚丽和秋叶之静美。有一年清明时节，在离文汇山不远的一个山坡上给岳父烧完香纸后，我转山来到路遥的墓地。看着春草浅发的连绵群山和安卧在山间的累累坟冢，让人想起希尔沃的一句箴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永远是沉默的：思想、命运和坟墓。想起路遥短暂而苦难的一生，想起活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望着山间累累荒坟前升起的袅袅青烟，我不由思绪万千，悲从衷来。大地呀！我们的胎盘和墓地。你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想起人生的艰难，想起路遥，包括像路遥一样喜欢思考的余生者，大都活得很苦。“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究竟哪一个更好，唯有神知道。”大哲苏格拉底如是说。 1956年的冬天，在清寂寒冷的清（涧）延（川）路上，走着两个人。一个是还不满7周岁的路遥，一个是他的父亲王玉宽。父亲要将年幼的路遥过继到延川去，这事不能让路遥知道。第一次跟着父亲出远门的路遥心中充满期待与好奇。他走上一段路，便央告父亲来背他。就这样，“三马站”的“官道”父子俩没明没黑走了整整两天。这是路遥最早的一次人生跋涉，其间充满了悲凉与辛酸。谁能想到，这个将自己的笔名取作路遥的人，后来成为一个文学朝圣路上的圣徒。他手持一杖一钵，义无返顾地在这条路上行走，像追日的夸父，“最后倒在了干渴的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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