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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读诗的误区在哪里──与王君老师商榷(彭兴奎)

 稻香一居 2012-12-07

读诗的误区在哪里?

                             —— 与王君老师商榷

                               山东济宁师专      彭兴奎


我是在整理装订旧刊时读到王君老师《划不开暗夜的理想之光——<天上的街市>再读》一文的(载《中学语文教学》201010期,以下简称王文)。因为201012月间应邀去曲阜市陵城镇中学“同课异构”教的就是这首诗歌,所以读得比较仔细。王文一反常论,提出诗歌展开的不是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更多的是透露出了诗人渴望摆脱而又无法摆脱的对于理想世界虚无感与缥缈感”。对此,我以为有讨论的必要。

读懂一首诗,一般的条件是:诗歌知识准确,注重审美感受,分析合乎逻辑和实际。王文在这些方面似乎都存在一些问题。

王文的主要论据是:作品“多处体现了诗人主观需求和客观表达的断裂。”看这里的意思,所谓主观需求,是指对理想世界(“梦幻世界”)的追求;所谓客观表达,是指创作能力;“断裂”则是创作能力表达不出,或不足以表达主题。

果真如此吗?创作出惊天动地的《女神》的大诗人写这首小诗时,创作能力忽然衰退了?恐怕王君老师也不会相信,也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吧。因为创作能力不足,原想表达一个主题,却歪打正着地表达了、出现了另一个主题,古今中外诗歌(也包括小说等体裁)创作史上有这种情况吗?应该什么主题也表达不出、表达不好啊。再说了,如果创作能力强,就能表现出追求理想的主题,而不是王文认为的“虚无感缥缈感”了,这能说得通吗?创作能力强不是意到笔随、任自驱遣、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吗?

再看,王文分析造成“断裂”的原因是:“在潜意识中,诗人渴望离梦幻世界更近一些,渴望自己被幻想世界摆渡,这是诗人的心理需求。但是,让人失望的是‘清醒’的折磨自始至终控制着诗人,诗人始终徘徊在幻想世界的边缘,最后终于没有能够彻底的‘醉一回’。因为这样的矛盾和挣扎”,所以产生了“断裂”。一句话:是想象力没到“极境”产生的断裂。

(王文是想说黑暗社会现实“清醒”地制约着诗人其时整体的创作活动、创作基调、创作主题呢,还是制约着《街市》一诗具体的构思表达活动呢?看起来可能是想说前者,但把两者混淆夹缠了。)

这里又产生了两个问题:一,王文把诗歌创作能力等同于想象能力了。实际上,写诗不单单凭想象力,而是靠观察力、感受力、思维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等共同构成的综合能力;二,王文认为只有沉入极境的想象力才能写出好诗,否则就不能写出好诗。事实上,不到极境的想象也能写出好诗。

再来稍为细致的分析王文所谓“断裂和错位的主要表现:诗人无法尽情驰骋于想象的极境”的说法。

诚然,想象是诗歌的重要条件,诗歌靠想象的翅膀飞翔。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即诗人不能完全凭借想象写诗,不能完全听从想象的摆布。想象力有它一定的范围,不能痴狂得失去分寸,它应该和必须受理性制约。诗歌创作不仅需要想象力,也需要理性,诗歌是想象和理性结合的产物,二者以不同的方式相辅相成地参与一首诗的创作。不能说“诗歌常常是和理性绝缘的,理性避免不了成为禁锢诗情的罪魁祸首。”诚如康德所说;“想象是否比判断更重要呢?有想象,艺术上只能是有‘才’,有了判断,艺术才能说得上是‘美’。因此,在衡量一种艺术是否艺术的时候,我们首先得把判断重视为不可缺少的条件。”

再看与之相关的痴狂情感问题。华滋华斯曾经说过:诗歌固然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这种感情又是“经过在宁静中追忆的。”鲁迅和李健吾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不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不以激动取胜而以平静取胜的诗歌,如威廉?布雷克的《天真的兆象》,弗罗斯特的《没有走的路》,屈原的《橘颂》,孟浩然的《春晓》等等。孙绍振教授指出:意境理论强调的“不是激情,并不是只有强有力的感情才能写成诗,一种特别微妙的感情也能写成诗,而且是好诗”。郭沫若本人也曾按照情感波澜的涨落,把诗歌分成两类:“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街市》即属后者。诗歌创作时情感状态不同,诗歌呈现出的艺术风格就不同,不能武断地认定只有“痴狂”才能写出好诗。

退一步说,就算王文的“诗歌逻辑”成立,把“一些(物品)”改为“所有(物品)”,用牛郎织女“时时刻刻厮守,不再嫁再娶”代替“骑着牛儿来往”,就达到“ 想象的极境”,就是“痴狂的”诗句了吗?这里的问题不仅出在从错误前提出发的生硬地推断,而且出在诗歌感受力鉴赏力的缺失。王文虽然有“意境美轮美奂” 、“绝美小诗”等字样,但似乎不是出自感受的话,而像不得不提的一般赏析文章的共识,而且与“想象力萎缩” 、“跳出诗境着急地要证明什么” 、“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 、“诗人内心的虚弱”的评价尖锐地自相矛盾。既然如此,怎么还会写出“绝美意境”呢?

诗人调动众多艺术手段营造意境,欣赏者由感知到分析,由整体到局部,由浅入深,由粗略到精微,逐步领略诗美。如果对诗歌缺乏审美感知,只是抽取局部的一词一句,机械生硬地肢解,势必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不能不说,王文全篇几乎无一句对诗歌感受的话,清一色的分析论证,而且往往失之穿凿——

比如诗歌第一节,学生和一般读者都不难感受到,诗人由街灯观察到或联想到天上的明星产生的那种清新的感觉,但王文看到的却是诗人复杂矛盾的心理:“天上的明星”(王文所谓梦幻世界)比“远远的街灯”(王文所谓现实世界)更美好。说“明星”即梦幻世界或许勉强可以,但“街灯”却不宜简单地指称现实世界,进而断定不好,因为二者并不构成对立的意象和意蕴。顾城有首诗《远和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里的远近关系倒是耐人寻味的。远的不是远处的自然(云),倒是近在眼前的同类(我),人际关系是疏离的、隔膜的,人与物的关系倒是亲近的,异化的紧张的人际关系远不如人物关系和谐美好。此诗富含哲理甚或禅意,诗意不好把握,朦胧诗兴起之初曾困惑很多人很久。但《街市》一诗与之写法和风格不同,第一节就是写视觉和联想,不含微言大义,不能解释为近处的街灯疏远,天上的明星亲近,街灯明星都美好,都亲近。王文后一段不是也说“第一小节营造的意境美轮美奂,天上人间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吗?

王文又从“缥缈”一词论证诗人的“清醒”。“何为‘缥缈’, ‘缥缈’就是虚幻的不存在的事物。”这里的释义有误,其实“缥缈”指隐隐约约、若有若无的状态,而非什么样的事物。还是有两个问题:一、没有想象能描绘出天上街市的画面吗?二、清醒地意识到天上的街市就是不存在的,就不能运用想象和语言虚拟一个诗美境界、理想境界吗?陶渊明难道认为世界上真有一个迥异人间污浊与纷争的桃花源吗?

再看看王文带有小节前文性质的第六自然节的论证:“明白了这点”,即诗人清醒,不能“沉醉于梦幻世界,”“彻底地‘醉一回’”(因),导致了诸多断裂和错位(果),而断裂错位的表现为:“诗人无法尽情驰骋于想象的极境”。这不是以因证果,又以果证因吗?不能不说,思维和文字都乱了。

又如“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写出温馨、静谧、和平、乡村气息的意境,这里已不是天文学意义的“流星”,而是融入诗人沉思中的错觉和幻觉的意象,而且不用“颗”字而用“朵”字,写出流星拢圆的花朵(才像灯笼)开放般状态(一开放就有生命力了),但王文却看成天文学意义的速度迅疾、光亮微弱,那还有诗美可言吗?

两个“我想”,不仅有使诗句字数相同相近造成和谐节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写出抒情主体安静、沉思、冥想的形象,怎么能说“是可有可无”的,“造成诗情表达上的停顿,在无意识中暴露自己与诗境的隔离”呢?

同样的,“不信”、“请看”两个词语,有与你相商,邀你同赏,引领读者沉入诗境的作用,表达的是儿童般亲切的语气,怎么能说诗人“情不自禁地跳出诗境着急地证明什么,表达了诗人无法彻底进入幻想世界的焦灼”?看来真如刘勰所言:“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再来研究诗中五个“定然”用得是否恰当。人教版配套教参第391页上说:“诗人连用‘定然’,表达了一种绝对肯定的语气”,“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我以为是不准确的。不必细读即可得知,诗歌是用想象、沉思中的揣度的语气表达的,这里的“定然”不能按本意理解。词意在诗歌具体语境中发生变化,是创作的常例和规律,欣赏者不能太实地按字典义理解,而应在具体语境中体悟。这里的“定然”是想象中的定然,现实中的不定然;即并非平常意义的定然,是带有不确指意味、或然意味、自问自答意味、与人相商意味的定然。(“我想”、“你看”、“不信”等词语,都是表达这意味。有版本末一句是“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那怕是”那恐怕是的意思,也是表达这种意味)。郭沫若有两种状态,创作状态和非创作状态。没有进入创作状态的常人郭沫若说“定然”,传达的是生活信息或现实信息;进入形象思维创作状态的郭沫若笔下的“定然”就带有审美信息了。诗人当然是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的,但是间接地、含蓄地、诗意地而非直白地表达的,这并不是贬低诗人的政治倾向和觉悟,须知写诗不是政治表态啊。因此,教参说“绝对肯定”、“执着”是不恰当的。我以为,这种说法仍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庸俗社会学、机械认识论从外部解释文学作品的旧说!而王文分析的五次用“定然”,是“喋喋不休的反复强调”,“内心虚弱的表现云云,也是离开诗歌语境不恰当的望文生义。

王文又从诗歌写作背景和诗人同时期的其它作品的比较上论证诗的主题。这样的论证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但遗憾地是,“虚无感”的结论仍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同时期其它文学作品可能表现虚无感,不等于这首诗也表达相同的意思,要看文本而定;稍复杂一点的问题是,虽然“诗人对未来的彷徨对现实的无助应该是彼时彼刻的情感主题”,但不能由此推断这个时期的每首作品表达的都是彷徨无助的情感,不能断定不同的作品表达的即使是同一种情感就是铁板一块毫无差别的。相近似的例子是,李白诗云:“江山如画里∕山野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秋登宣城谢脁北楼》),景色多明丽,心情多欣喜。但李白此时是徘徊宣城时期,总的情感状态是郁闷的。但郁闷就看不到美景写不出美景不能表达某一时刻欣喜的心情吗?当然总的情感基调还是有所表现的(正如《街市》优美和平的诗意中包含淡淡的失望一样),接下来的诗句是:“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但全诗基调仍不失明朗。与我们这里讨论话题有关联并且颇具意味的是,李白诗的主题也不是“执着的”、“坚定的”。

鲁迅先生去世前不久写下《这也是生活……》一文,讽刺了一种“教人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的幼稚可笑的思维。鲁迅说战士吃西瓜以后,不再口干舌敝有利于抗战,这才是和抗战的关系,即“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当有人问起作家龙应台如何保持“疏离的边缘人”的风格时,龙回答:“我是疏离,但不是永远疏离,和朋友喝酒的时候,绝不疏离,非常快乐,在生活中,所有的享受都喜爱。”劳伦斯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刻剖析人的隐秘心理和潜意识:“一个具有个性的人即使像李尔王那样被逼疯了,其内心还是幸福的,李尔王甚至在最悲伤的时刻内心还是愉快的。”那么,一个人幸福、愉快、得意满足时“情感基调”单纯、清一色吗?看过电影《斯巴达克斯》的人或许记得斯巴达克斯对他情人说过的一句话:我即使躺在你的怀里,也感觉到是孤独的。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也说:他从许多前辈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有希望存在……哪怕仅仅因为没有生命我们就无法阅读和想象故事,生活仍然有意义。”综上所述,人的生活状况思想情感状态和作家的创作心理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以粗疏的简单化的思维推断,甚至想当然地穿凿附会,以为一个时期的情感基调必然制约着每首作品的每句话每个字,否则轻则轻言负诮,重则贻误教学。诗人郭沫若有了灵感和诗兴自然地写下这首诗,他并不是从观念出发写的。但彼时的情感基调是通过潜意识间接地起作用的,所以人们读到的是明朗、欣喜、纯真、优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及隐曲朦胧淡淡的失望和不满。

以下的几句结束语或许不能算题外话和蛇足:开头提到,前不久到某中学上课,是有意无意地没有按照教材、教参的有关内容备课上课的。但最后环节问学生这首诗表达了什么意思时,几乎众口一词地按照人手一册的同步学习参考书的说法回答:向往光明,抨击黑暗。我大声反问:我怎么觉得是首儿童诗?怎么看不出有多少抨击黑暗的意思?维柯说过:“儿童的特征在于他们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和它们戏谈,好像它们和活的人一样。11如果我们教师凭依自己的感受,摒弃繁茂芜杂的陈说定见,不做牵强附会的穿凿肢解,为什么不能把《街市》读成一首培养学生清新想象和优美语感的绝妙童诗?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王佐良《英国诗史》第233页,译林出版社1997年。

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第2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新诗三百首鉴赏辞典》第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435页,中华书局1986年。

《鲁迅全集》第6卷第60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龙应台《追踪写作风格》,载《自由交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劳伦斯《社会人与社会意识》,载《安宁的现实》,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外国文艺》,20111期,第28页。

11维柯《新科学》,载《西方文论选》上卷第5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27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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