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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取消诽谤罪 前面说的两个故事，全部引自正史，意译成为白话，并无丝毫加工。袁盎在汉文帝面前，顶撞汉文帝宠妃，且其谏劝之语又涉及汉文帝死后宠妃命运，甚至语及“人彘”，此语对皇帝、皇后、宠妃三方面，都是大忌；张释之所论，亦为汉文帝死后葬礼大事；且俩人讲话中，都明确批评了皇帝的观点。何以俩人讲话，如此了无顾忌？ 这是因为，汉文帝治下的汉家朝廷，虽然确是封建朝廷，然而又是一个由汉文帝自己公开下诏书取消了诽谤罪的封建朝廷。所以，在汉文帝治下，大臣们对皇帝上书、说话，十分随便、自由。 为了讲清楚我们所述事件来龙去脉，先说一说汉文帝取消诽谤罪之事。 此事源于汉初大思想家贾谊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后人称之为《治安策》。 汉文帝即位后不久，就下诏要求大臣们推荐士人到朝廷，由汉文帝出题目考试，选拔人才。这一做法，称为对策。策，即皇帝所下的提出问题的诏书；对，即被推荐上来的人们，回答皇帝问题的上书。由此，选拔出了一批在治国问题上确有高明见解的战略人才，贾谊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贾谊的《治安策》，提出了许多有远见的治国方案，对汉代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稳定、巩固作用极大，因与本题无关，从略。只讲《治安策》中有一段话，先是提出问题：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统治时间都相当长久，而秦代却是二世而亡呢？自己回答说，这是因为，三代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注重对太子的道德教育，所以太子长成而为君主后，普遍道德水准较高；而秦代否定礼义，在整个社会风俗上，提倡刑治，反对道德教育，所以秦代的皇帝没有道德修养，亦即无道。文中强调说，三代官职中，有太保、太傅、太师，还有少保、少傅、少师，“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选天下的正派±人中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辅佐之”贾谊打比喻说，太子经常与正人君子生活在一起，自己也就不可能不正派，犹如生长于齐地就不能不说齐语一样；如果经常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就不可能成为正派人，犹如生长于楚地也就不能不说楚语一样。 《治安策》中还有以下一段话： “及太子既冠成人(古代男子年二十，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史官要记载太子的一言一行，当然也要记载太子的一切过失)，撤膳之宰(厨师长看到太子有过失，就撤去应该供应太子的膳食，以表示提醒之意)，进善之旌(传说帝尧时命使者以旌旗引导民众提出好的建议)，诽谤之木(解释见后)，敢谏之鼓(朝廷设鼓，谏劝君主者可以击鼓进谏)，瞽史诵诗，工诵规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悔；化与心成，故中道(中庸之道)若性。” 贾谊所说的，关于皇帝、太子要受到周围的人们一系列监督的观点与制度，都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国语》、《左传》等书。其中隐含了一段历史公案：原来，三代是并没有诽谤罪的，诽谤罪乃是秦代增加的酷刑。 在我国远古的夏、商、周三代时期，“诽谤”二字，原是个褒义词，意指民众对于国家政事的自由议论。《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都曾说到，远古的帝尧时期，曾经在皇宫门口，竖起一根“诽谤之木”，木头上钉有一块横板，专供百姓在上面书写对国家政事缺失的意见。那时期的“诽谤”二字，就是指对政事提出的批评意见。据汉代大儒郑玄之说，诽谤之木，即后来皇宫门前的华表，亦即今日天安门前的华表，所以华表上仍有一块横板。
这就是说，直到周代后期，春秋战国，“诽谤”仍旧是褒义词。“诽谤”二字，从褒义词转化成为贬义词，则是从秦始皇当政时期开始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得天下后，丞相李斯上书说，皇上已经统一天下了，但是，还有许多治私学的人，对皇上的诏书不服气，“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心里反对诏书，即所谓腹诽)，出则巷议(在里巷中群集非议诏书)……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如果不禁止私学对于政事的议论)，则主势降乎上(就会使皇帝的威信下降)，党与成乎下(下面的臣民结党成派)。禁之便。”秦始皇批示：“可。”从此就有了诽谤罪。秦代犯诽谤罪者，按法，当死；在斩首之前，还要先割去舌头。(见《汉书-刑法志》)“诽谤”二字，也就从此成了贬义词。
汉承秦制，汉皇朝建国伊始，诸事草创，基本上模仿秦代政治制度。相国萧何将秦法稍加删减，就成为汉法。所以秦代若干严刑峻法包括诽谤罪，在汉初都保留进汉法了。 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意见，于汉文帝二年五月，下了一封取消诽谤罪的诏书：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臣民对治国的意见可以通达地进入朝廷)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怎么能做到吸引远地的有才能的人来朝廷参与政事呢)？其除之！ “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民众起先共同咒骂皇帝而后又相互揭发出来)，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咒骂皇帝与诽谤皇帝一概不治罪)。”(见《史记·孝文本纪》) 汉文帝去除诽谤罪，乃是恢复三代的开明政治传统，清理汉法中保留下来的秦代酷刑。《周易·蛊卦》云：“干父之蛊”，“承以德也”，意谓改掉父辈的错误，正是从道德高度来继承父业。汉文帝纠正了汉高祖由于文化素养和执政经验不足而留下的失误，是很了不起的。 取消诽谤罪，乃是袁盎、张释之能够肆无忌惮地对汉文帝表达不同看法，敢于诔劝、顶撞汉文帝的必要前提。无此前提，薄葬等类一切善政也就都无从谈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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