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 题 号】J3【复印期号】1995年01期【原文出处】《国外文学》(京)1994年02期第113-117页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可说是由新诗吹响号角的。自1917年2月《新青年》首次发表新诗，短短几年中，诗人们纷纷摒弃语言陈旧格律谨严的旧体诗词，而“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的生活思想感情”，①白话自由体新诗迅速取代文言旧诗，并汇成波澜壮阔的新诗大潮。综观中国新诗潮的源起，不难看到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这在新诗主要倡导者胡适的诗歌理论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中表现得最为清楚。胡适留学美国（1910年8月-1917年7月）正值意象派诗歌岗行之时。大量材料，包括他的日记书信诗歌和文章，都证明他深受意象主义影响。②胡适1917年1月发表于《新青年》并在新文学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八不主义”，便脱胎于意象派的“六条原理”和“三项原则”。③而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的《尝试集》，更是明显烙有“美国意象派的痕迹”。④五四时期的诗人中，受意象派影响的，还有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康白情、王统照等人。
然而，本世纪初崛起于英美诗坛的意象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又相当充分地学习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庞德就曾说过，中国之于美国新诗运动，就象希腊之于文艺复兴。⑤庞德及意象派的后期挂帅人物爱米·洛威尔曾先后翻译出版了在文学史上获极高评价的中国古诗译本《华夏集》和《松花笺》。风气一开，仿效蜂起。几年中出现的中国古诗译本不下十数种，以致文学史家惊叹，中国诗简直“淹没了英美诗坛”。⑥与此同时，“按中国风格写诗是被当时追求美的直觉所引导的自由诗运动命中注定要探索的方向”，⑦仿写中国诗或写中国题材一时形成时代性的热潮。据统计数字，新诗运动代表性刊物《诗刊》在1912年11月至1922年10月约十年中，所刊载的外国题材诗，中国诗居第一位。⑧有意思的是，当年意象派活跃人物的多数诗作，“至今已不觉新鲜”，他们的传世之作，往往只是他们的“中国诗”。
于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就出现了这样十分奇特有趣又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中国诗人摒弃旧诗之时，英美意象派却大大得益于中国古典诗歌，并对整个现代派诗歌作出了贡献；反过来它又对中国新诗的兴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意象派犹如一道横跨大洋的双拱彩虹，分别连系了中国古诗和新诗。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传统，通过意象派的媒介“出口转内销”，与中外新诗连接起来了。今天，我们研究分析意象派和中国新诗的源起、关系，比较其诗艺得失，总结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更好地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和古典诗歌传统，繁荣发展新诗，是会有所帮助的。
一、两位先驱
美国诗人、评论家艾兹拉·庞德在意象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和中国诗人、学者胡适在新诗开创时期相仿，两位先驱都堪称开一代诗风的改革者。他们都不满于当时旧诗坛的僵化沉闷，并鼓吹“诗体大解放”。他们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纲领理论，并以自己的实践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诗集，从而在各自国家的文学革命中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先驱并非先知，而是顺应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意象派和中国新诗，在本世纪初约短短十年中先后兴起，绝不是偶然的，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事实上，庞德和胡适都是“从旧营垒中来”。庞德在去伦敦前就出版过几本诗集，内容大都取材过去，完全是勃朗宁、罗塞蒂、斯温本的诗风；而胡适从小受旧学熏陶，也相当熟稔了旧诗词形式。可贵的是，他们都看到了旧诗与社会时步的矛盾，并立志于诗体改革。庞德曾有力地抨击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弥漫英美诗坛的感伤做作诗风：“从1890年起，美国的大路诗是可怕的大杂烩……一堆面团似的，第三流的济慈、华兹华斯的笔墨，老天爷也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第四流的伊丽莎白式的钝化了的半融化了软绵绵的空洞音调。”⑨这种空洞音调自然无法反映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的“现代西方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心理”。⑩而当时风行的各种哲学和社会思潮，尤其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又给了革新探索中的诗人以直接的启示。在这种背景下，破旧立新、由新诗发展文学革命便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一点在五四运动前的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文言和旧文学形式已成为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精神的桎梏。“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1)“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12)因此，胡适的“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确乎是顺应了“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需要，否则，也不会如雷鸣谷应、云流景行，得到广大进步文化界的热烈反响。由此可见，意象派和中国新诗在受外来文化影响之前，已经有了赖以萌生的土壤和条件，即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庞德和胡适正是在顺乎潮流推陈出新的努力中，博采众长，广集精华，才在不同文化传统中采到了用以攻新诗之玉的他山之石。
庞德对意象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较系统的理论和创作原则。庞德曾给诗歌意象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在一刹那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理智和情绪复合物的东西”。(13)这是他在发表于1913年3月的《诗刊》上的《意象主义的几“不”》一文中提出来的。同一期《诗刊》上还刊载了庞德和意象派诗人们共同拟订的同样著名的三条原则，它们是：(1)直接处理无论主观的或客观的事物；(2)绝对不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3)至于节奏，用音乐性短句的反复演奏，而不是用节拍器反复演奏来进行创作。(14)意象派诗人们在1915年4月出版的诗集的序言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六条原理》。其中有：使用通俗的语言；创造新的节奏韵律，取自由诗体，确切表现细切等等。(15)意象派的蓬勃兴起，给了留学美国，并正在鼓吹文学革命，寻求创造新诗体的胡适以深刻影响。胡适留美日记《藏晖室札记》卷15中，曾录有《六条原理》英文原文及其自注：“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16)1917年初，胡适即在《新青年》以《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八不主义”，即(1)须言之有物；(2)不模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语。将胡适的“八不主义”和庞德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不’”及“六条原理”相对照，胡适受到意象派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由于“八不”迎合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潮流，因而产生了十分积极深远的影响，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胡适的“八不”，是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洋为中用的极好范例。
胡适为了推进新诗革命，曾在不少文章中阐述自己的诗学见解。他竭力主张：“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精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统统推翻。”(17)在谈到好诗标准时他写道：“诗须要用具体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象。”(18)（这里的“影象”，在五四前后即是意象的通常译法。）胡适的这些及许多其他论述，和庞德的许多诗论中的说法十分相近，而具体、明显、逼人、阐炼，正是意象派三原则的主要精神。因此胡适的美学思想，显然是汲取了意象派的材料而形成的。胡适的主张因此在当时被不少人误解并受到指责和批评。如梁实秋、梅光迪就曾批评他剽窃不值钱的欧美文学新潮，胡先生甚至攻击其《尝试集》为“死文学”，“以其必死必朽也”。然而历史却肯定了胡适的努力和方向。以白话取代文言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极大地激活了全国人民的思想。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文学革命的烈火更是燃遍全国。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学习借鉴“拿来”西方文化中积极进步有用的成分，以改革语言倡导新诗来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功绩的。
二、《华夏集》和《尝试集》
庞德和胡适在为各自的新诗运动创立理论原则的同时，也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创作实践。《华夏集》和《尝试集》便是最能体现其理论原则的重要作品。既然两位先驱在诗学理论上有许多共通之处，比较一下他们作为新诗运动重要成就的代表作，应当是很有意义的。
两部诗集最大的不同显然在于，《华夏集》是中国古诗——十五首李白、王维诗的英译本，虽然其中最杰出的几首常被视为庞德的创作而被收入各类现代英诗选本，而《尝试集》则是胡适穷数年之力创作的结集（也包含几首译诗）。因而两部诗集内容上自然有很大不同，然而奠定它们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主要不是内容，而是诗的语言和形式，对诗艺的全新的大胆的追求，正是这一点使两者迥异于并超越了前人。
但胡适的《尝试集》还明显的留了旧形式的影响，其第一编及附录《去国集》，虽多以白话入诗，却依然旧诗之体，仿佛旧瓶新酒，显得不伦不类。第二、三编是1917年秋回国之后的诗作，取了白话自由诗体，便很有些新气象。其中译诗《关不住了！》，从语言、形式、意趣诸方面考察，都堪称上乘之作，难怪胡适本人也说“《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19)也许，此时胡适认为对于自由诗体已操练较为自如，这句话含有终于挣脱旧体诗束缚的意味？不管怎样，《尝试集》反映了“文学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20)以及新诗挣脱旧诗桎梏的艰难甚至痛苦历程。胡适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对此作过一个缠脚放大的比喻：“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21)确是十分贴切的。
庞德的《华夏集》虽然译自格律谨严的中国古诗，却完全突破了古诗平仄、韵脚、对仗等重重限制，（一个原因是庞德不通中文，其翻译所依据的费诺洛萨的笔记又非常粗糙），而采取无固定节数、行数、音步数，不求押韵，但求自然的自由诗体。为了获得直接客观简洁明了的效果，他干脆砍掉了原诗中不少隐喻和典故，大大简化了诗的内涵。因此《华夏集》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庞德依据意象派原则和中国古诗的内容进行的再创作。其所以获得评论界如潮的好评，被认为“远不仅仅是一本重要的有影响的译集，它事实上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主要作品之一。”(22)这是和它较完美的自由诗的艺术形式分不开的。
《华夏集》的成功，还在于其诗歌语言的纯熟凝炼简朴自然。在庞德的所有译诗中，《华夏集》的语言是最简朴，最不受古语影响，最当代化口语化的，因此读者很少感觉他们和这些中国古诗在时间和文化上的隔阂和差别。以集子中最著名的《河商之妻》（李白《长干行》）为例，我们读到这样的译文（节选）：
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
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
They hurt me I grew older.
If you are coming down through the 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
Please let me know beforehand
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
As far as cho-fu-Sa.(23)
显然，译文的语言是再晓畅明白不过了，除了个别地名暗暗透露些异国色彩和情调，谁会想到这竟是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唐朝的诗歌，但谁又不能理解那位河商之妻盼望丈夫归来的急切心情！
相比之下，《尝试集》的语言显然留有较浓重的文言痕迹。即便在第二、三编以白话写成的自由诗中，也夹杂不少文言词语。例如作为中国新诗史上发表的第一首自由诗《鸽子》：“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其中的“夷犹如意”，便明显地与全诗不那么协调。因此，《尝试集》的语言还不够成熟，它受到一些新诗人的诟病，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两部诗集在诗歌意象上的营造。《华厦集》不是庞德首次译中国诗。在此之前，庞德曾改写过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中引用的一些诗歌。有的诗如《落叶哀婵曲》经庞德的改写，成了意象派的经典之作。从此，庞德被中国古诗中出色的意象引住了。他敏感地觉察到中国诗是意象派应该学习的典范，因此，在整理费诺洛萨的中国古诗笔记时，庞德便从笔记里的一百五十首诗中挑选了十九首进行翻译。对这些诗略加分析，可看出它们都具有丰富鲜明的意象，语言凝炼含蓄，“陈述事物而不说教不评论”，颇符合意象派的原则。例如前文所引李白《长干行》中“青梅竹马”和蝴蝶秋草的意象，李白《送友人》中“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意象，这些诗以及《玉阶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诗中依靠客观表现不加评论的诗风，都可看出庞德在选择时确是独具慧眼，在这方面，《尝试集》显然底蕴不足，逊色得多。当然，其中有一些诗，如《蝴蝶》、《鸽子》、《老鸦》、《一颗遭劫的星》、《晨星篇》等，还是很有意象派的诗风。即用浓缩凝炼的意象来刻画心理感受，但其余为数较多的诗作，却流于平淡无味，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综上所述，可见《华夏集》和《尝试集》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意象派的理论原则，而前者又显然比后者胜出许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各自的文学史上，两部诗集得到了不等的评价。《华夏集》被公认为是庞德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是“英语诗歌经典作品”，庞德也被艾略特誉为“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的人”。(24)相形之下，《尝试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就远没有那么高的地位。究其原因，《尝试集》的诗艺尚未臻于完美该是重要的一点。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其开拓者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三、意象派的启示
意象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历史不长，创作成果不大，却造成巨大的影响。在其活跃的几年里，竟能在西方掀起至今不衰的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而又对中国新诗的崛起起了催生作用。从这个中国古诗——意象派——中国新诗的文化大反馈中，我们可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外语言与文化的交流，相互借鉴学习，是多么重要。美国的N·S·默温说过，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的影响，美国诗无法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传统的一部分。(25)。其实，中国的新诗又何尝不是如此。而美国意象派诗人在诗歌美学的追求创新上的急迫感、开拓性和自觉意识，他们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精神，更值得我们仿效。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融汇、借鉴、吸收，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并使得世界各种文化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理应在更大的深度广度上，开展与外国的语言文化交流，这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以及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其次，事实告诉我们，我国的古典诗歌的丰富宝藏，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我们的新诗向古典诗歌学习至今难说已有很大成效。意象派诗人那么重视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庞德和洛威尔对学习介绍中国古诗终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且，他们确实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例如他们深入解剖中国古诗的“意象元件”，在创作中运用发展中国诗的技巧，用自由诗形式表现中国古诗的意趣，甚至把中国诗中的大自然意象与现代城市风光揉合，还总结出一系列与中国古诗创作经验十分吻合的理论原则等等。这些不是很可给我们以启发么。外国诗人能学得中国古诗的长处，我们嫡系传人却未得祖宗真传，岂不可叹可惜。当然，学习借鉴古典诗歌，绝不是硬搬古词语，平仄韵律，句式和诗体，而是努力用现代语汇用自由诗写出古诗那种意境韵味，那种精炼含蓄空灵隽永，那样耐人咀嚼回味。新诗写出古诗意境韵味，其实大有可为。新诗史上第一批发表的诗作中，有沈尹默的小诗《月夜》，就是极具古诗意境韵味的。我国古典诗歌有三千多年悠久历史，有着十分灿烂辉煌的成就和传统，有多少名篇佳作，多少精湛诗艺，多少宝贵经验，如果我们能如意象派诗人那样善于学习，沙里淘金，锲而不舍，则我们的新诗坛，会比现在灿烂得多罢。
意象派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新诗总当以自然凝炼的自由诗为方向。将惠特曼开创的自由诗风发扬光大，推展开来，获得广大读者认可和喜爱，使自由诗得以风靡世界各国，是意象派的一大功绩。确实，格律谨严、束缚重重的传统诗体，已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生活，诗歌的语言形式应当贴近当今时代，贴近现实生活。诗体自由，节奏自然，用当代语言并力求简洁凝炼，这代表新诗潮流的方向。意象派提倡写短诗，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鸿篇巨制的史诗的时代一去不返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现代种种的文化娱乐如电影录像，都挤占了传统文化的地盘，诗歌只能走短、精、新的路。此外，意象派的信条：直接客观表现而不加评论，对于中国新诗中大量存在的画蛇添足式的说教，也不啻是一剂良药。
最后，意象派的实践还启示我们，诗歌是语言的浓缩艺术，诗歌语言的锤炼创新应当精益求精而且永无止境。庞德正是凭他炉火纯青的语言造诣，才能使他的《华夏集》“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感觉，为现代诗奠定了节奏模式”。(26)他那首最负盛名的《地铁站台》，从初稿的31行，两年后定稿为两行：“人群中出现的这些脸庞：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其炼字炼句，颇有中国古诗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功夫；而那两行诗，也很有些“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象跳跃、语句凝炼的味道。意象派追求语言凝炼“务去冗词赘语”，“绝对不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可谓深得中国古诗三昧。而我们的许多新诗，在语言上未免过于挥霍，往往动辄数十行，读不到一句印象深刻令人叫绝的佳句。意象派诗人对语言艺术的不懈追求，不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么？当然，古典诗歌因其严谨的格律要求和古汉语特殊的句法形态，往往可略去大部分联结词、系词及各种句法标记，几乎只剩光裸裸的表现具体事物的词，因而语言特别浓缩，意象格外稠密，白话词语句法功能的减弱，不可能如古诗那样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白话诗不可避免会有些分析性的文字，难于达到古诗中意象呈现的蒙太奇效果。但是，将白话和英语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句法比汉语更琐细，英语句子中分析性描述性的词语（冠词、介词、连词、副词等）也更繁复，意象派诗人能通过学习中国古诗的技巧，尽可能删除分析性词语来达到蒙太奇效果，为什么新诗就不能如法炮制呢？从句法、词语的亲缘关系来说，白话毕竟比英语更接近古汉语吧。叶维廉先生曾论述过“用白话作为诗的语言时怎样把文言的好处化入白话里。”他说：“白话，即使多了些分析性的元素，仍然保有不少文言的特性（例如没有时态的变化）。如果能透过好诗来加以提炼，是可以进一步发挥旧诗的表达形态，而又可忠于现代激烈动荡的生活节奏的。把白话加以提炼的第一步便是从现象中抓紧自身具足的意象。”(27)诚哉斯言！看来研究、借鉴意象派的经验，新诗是完全可以在语言上继承古诗的一些长处，有所突破，写出有时代特色又有浓郁诗味的好作品的。
意象派曾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开拓出最大前景的文学运动”，许多文学史著作也都把它作为英美现代诗歌的发轫。(28)其实，它的影响也及于中国的新诗。在意象派和中国新诗先后问世约八十年后的今天，站在本世纪尽头回望世纪初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意象派和中国新诗的潺潺细流，如今早已汇成波澜壮阔的大江。我们相信，只要不择细流，兼收并蓄，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我国的新诗及一切文化艺术，一定会有更加光辉灿烂、气象万千的明天。
注释：
①胡适致徐志摩函，载《诗刊》第4期，1932年。
②③(16)王锦园：《胡适与美国意象派诗歌》。
④⑩袁可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
⑤T·S·艾略特编：《艾兹拉·庞德随笔集》，新方向出版社。
⑥⑦(24)(28)赵毅衡：《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
⑧赵毅衡：《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
⑨(13)(14)(15)彼得·琼斯编：《意象派诗选》导言及附录。
(11)(17)(18)胡适：《论新诗》。
(12)(19)(20)(21)胡适：《尝试集》。
(22)(26)杰夫·特威切尔：《庞德的〈华夏集〉和意象派诗》，《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1期。
(23)Maynard Mack编：Modern Poetry.
(25)转引自张荣生：《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意象派诗人的审美追求》，《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7月。
(27)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中国诗学》，第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