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万伯翱 1962年秋，中学毕业后的他为其父万里同志送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就读河南大学外语系。曾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作品有电视剧《少林将军许世友》、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六十春秋》等。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曹禺老伯百年华诞已过。曹伯给我们的印象真是永不磨灭。
他是住北五年左右后去世的。就在1991年的国庆节前，我还专程到医院去看望了他老人家。
“文革”后，他后来的夫人上海京剧名旦李玉茹，总陪伴于身旁和床前，我看到曹伯对老伴感情甚笃，总是亲切地一口一个“阿茹、阿李”地叫着。那时曹伯家子女都忙于上班和写作，不能日夜相伴生病卧床的父亲，继母昼夜全陪。
我向曹伯请教创作上的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从未有厌烦送客的表示。我告别他时，他一定坚持坐着轮椅亲自送到电梯口，握手说再见。
后来我让司机小许给他送去中秋月饼和一些我下乡劳动的农场送来的蜂蜜、大枣等农产品，他还困难地握笔给我写了回信：
“伯翱，你送来了这么好的农产食品，又是你下乡劳动过土地的硕果，真不容易，我真的十分感谢你对我这么友好，祝你身体学习都好。曹禺1991年9月6日于北。”
大师为我写序文
我的《三十春秋》是我1961年开始在《北京晚报》发表首篇文章，到1991年三十年来的所有发表在各报刊文章的第一本文集。到今年我已出文集第四本《六十春秋》了。
我下乡劳动10年，故土的河南人民出版社看上了我所写的这些散文，要出版我的《三十春秋》。我和吴家笔墨继承人吴欢抱着稿子也像怀揣着个小兔一样地走进了北曹禺的病房。
他照样十分热情，夸奖几句，就开始翻阅文稿清样，他让我们喝茶跟夫人李玉茹聊天一个多小时后，他边翻阅着边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写得好———”
突然他拔掉氧气管，要夫人扶他下床，披上衣服，再戴上老花镜，口中讲道：“这篇序我得再好好看看！”只见他手执笔一边念，一边修改，还把所提到的刊物没有加书名号的统统加上，他说文章提到刊物书报名称都要加上，还把一句“1962年他被父亲，我的老朋友万里送到河南农场锻炼”改成了“我的友人万里同志———”，把“六十年代万伯翱是第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改成“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他坚持把“朋友”改成“友人”，把“第一批”改为“第一人”。
作为中国现代与郭沫若、田汉、夏衍、老舍等齐名的戏剧、文学大师，他不到三十岁就写成了《雷雨》，继而又连续写出《日出》《原野》等，达到了他的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最高水平。但他如此提携一位青年，并如此认真教诲一个我这样的业余文学爱好者，真使人受益终生。
两位大师为画题款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范曾先生曾用心为我画了一张我很喜爱的《庄生梦蝶图》：战国时期一代先哲大家庄子先生似乎是酒醉了，头枕青石和衣而侧睡，我似乎听到了他均匀的呼吸和有节奏的鼾声。此时一对彩蝶在广袤无际的天空欲飞欲驻，在他头上自由翔往。梦中的庄子微闭双目，脸色微微泛红，他的脑海开始翱翔宇宙了，变成了自由自在的蝴蝶翩然起舞着。范先生妙笔下一切都栩栩如生，让观者浮想联翩。中国传统的丹青国粹艺术感染了戏剧大家吴祖光，他欣然提笔在范先生的画上题写了：“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范先生此画有深意焉，吴祖光己巳”。曹伯是接转吴祖光先生后题写的，我记得时间较长，约三四个月后我才拿回画卷，中间曹伯还特别打电话“请教”吴先生讨论如何题写此款识，最后曹伯提足精神命笔了：“不知悦生，不知恶死，蝶乎？梦乎？醒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曹禺浅识于丁卯。”
风雨中郭老的到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暑假，我和曹伯的女儿万黛等同乘国务院所挂开往北戴河的一节硬座车厢，我们要同往北京市设在海边的一座招待所度假。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末期，要说是自然风光和碧海蓝天中的戏水吸引了孩子们，不如说那时正是果园早熟的一种原产于美国的“美夏”苹果和交了定量粮票就可以吃饱更吸引我们这些正长身体的孩子们。万黛比我大两岁，从北京十二中毕业考上北京医学院，正念大学二年级。之后成了优秀的主治医师，现在作为专家也是退而不休了。当时火车开得很慢，七八个小时的路途，我们聊了不少她父亲的事情。我们都很遗憾她父亲解放后再也写不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这样的经典传世大作了。“文革”10年造反派对艺术家的凌辱和封杀，他和焦菊隐、欧阳山尊、叶子及舒绣文、于是之等等一批“人艺”名家都被造反派关在布景工厂内的“牛棚”中，边学毛著边劳动改造，在数九寒天中，天还没有亮就被赶起来抬煤，打扫厕所和清扫大街了。他们这些“反动戏剧权威”被造反派肆意批判。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他彻底解放了，但身心已深深被击伤。虽然曹伯心底也不时重新燃起创作的欲望，曾凝结了创作冲动的力量，八十年代中期，他也七十好几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他收集的各种素材也不少，甚至都开始动手了，他还想写呀，但总写不出来写不好了。正如他已成名作家的女儿万方所说他心里特别难受，有时忧郁和悲壮起来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他毕竟是已过75岁高龄的老人了，我就发现过他常提笔忘字，创作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矣！
我们到了北戴河，同住在一座海边山上的招待所。有一天晚饭后，曹伯正进行惯常的遛弯，夜幕里飘下了淅沥沥的小雨。不能再散步了，他回去后伏案修正稿子。此时，山下有两三个人拾阶上山而来，中间长者披一件黄色风衣，还有一位身着便衣的警卫人员给他打着伞，他们一行接近我们院墙按响了门铃。我和曹伯女儿都跑过去开大门，来者中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对我们说：“孩子们，快去叫曹禺同志！郭老来看他来了！”贵客突然而至，小院里显得忙乱起来。曹伯来不及更衣换鞋，穿着毛巾浴衣拖踏着凉鞋出来，口里惊喜道：“郭老您怎么不通知一声就来了？！”万黛匆忙去沏上龙井茶，还端上一盘水果。
郭老虽然戴好了助听器，听起来仍然吃力，但眼镜下双目闪烁着深邃而机智的眼神，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他耳背，是郭老儿子告诉我的。我1965年下放到农场时，郭老读大学二年级的儿子郭世英1963年时因“反动思想问题”当时也被下放到我们河南西华县国营黄泛区农场劳改，我问他郭老戴上助听器的感受，他告诉我：“就好像把收音机放大声，你贴在上面听一样。”他还告诉我，父亲听力不行，是他十七岁时一场伤寒大病所致。不过两位文学巨匠还是高一声低一句地亲切交谈着，大约一个多小时。他们谈到了彼此写些什么，好像郭老在写“郑成功”，曹禺在写“王昭君”，都是正在杀青阶段。曹伯大声请教郭老，他戏中有一幕表现当时汉宫中流行的游戏，就是用羽毛短箭投掷于瓶壶中以多少来论输赢。“郭老您知道这种投箭游戏吗？每支箭上尾部带几根羽毛呀？！”郭老笑着扶一下眼镜答道：“你也真认真啊，我也不知道是几支箭，每支上有几根羽毛呢！我回去再查问一下吧！”
我们一起把郭老送出大门，曹伯扶着郭老，还不时提醒脚下有门槛和台阶。送到大门外石阶下，郭老和警卫、秘书等坚持不让再送，夜幕下，海风不停斜吹着小雨飘洒着，我们目送郭沫若一行，很快消失在湿滑的山径小路中。
和父母同看《雷雨》
六十年代初期，我和父母一起在北戴河海滨，那时除了每周能放一场电影，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当然白天也在这个兼浴场的大厅打打乒乓球，也是挺热闹的活动，我和荣高棠副主任一对，对方是贺老总独子贺鹏飞（生前为海军中将）和廖承志伯伯搭档。贺元帅当总裁判，他和大家坐在大厅看比赛，让我们自己记分，有时他也发令说：“换发球了”“这是个擦边好球！”“小廖发球犯规了！”贺、罗等元帅总把廖公叫“小廖”，可能源于其父廖仲恺为国民党元老而亲昵称呼廖家后人而言吧。有一天我和父母到海滨区电影厅一起观看了香港电影明星们演出的影片《雷雨》，我记得观看电影的还有郭老、贺老总、罗荣桓、廖承志、荣高棠、穆青等领导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就我们十几岁的年纪，看《雷雨》大剧是敏感而又好奇的！那些情节对我们这些正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还是似懂非懂。在大厅里大人们有时还高声议论两句，孩子们此时对此片没有多少发言权。我还记得第二天父母碰见了曹禺，当时曹伯伯特别强调了：“香港编导歪曲了他的原著主题，着重了两代人乱伦而忽略我反封建罪恶的强烈意识。”当然，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曹伯也只能对自己的上级领导这样讲吧！父亲和母亲也曾在北京人艺看过《雷雨》话剧。实际上万方和李玉茹阿姨都对我讲过，解放以后，这个剧一直是北京人艺保留的经典剧目，她们还通俗地说是人艺的“救命戏”，因为过去总是“人艺”演一场客满一场，票房是有保证的呀！
现在已不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了。言论空前自由了，我看有关媒体讲到1993年“青艺”演出新版《雷雨》已删除了鲁大海这个人物不算，2003年，一些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联袂演出《雷雨》，恢复了1933年版的序幕、尾声和神秘的基督教气氛。2011年上海戏剧学院的《雷雨》不但强调宗教情怀而且导演强调他自己对《雷雨》的解读———一个男人和先后两个女人的情爱故事。这恐怕更远离了曹伯的强烈反对封建礼教杀人的初衷了吧！
要求孩子自己买戏票
1987年我已经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宣传司，机关各种文体活动多，我常到曹伯刚分到不久的木樨地22号去请他参加体委的活动，以助体育声威。第一次我到他装饰一新的四室一厅的部长级待遇的房子时，他对我说：“伯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会住到这么好的房子！”看到屋里刚挂上红光闪烁的老友关山月所绘“红梅图”和李可染所赠黛青色大榕荫下的“国兽图”，真使来客感觉眼前一亮。他十分喜欢梅花的傲霜凌雪和水牛一生默默无语、吃苦耐劳的精神。老人真是从心里欢喜改革开放给他和全家带来的新生，孩子们都恢复了正常工作，万方不断写出好的新作，她改编的作品《原野》成为歌剧并把它搬上了首都舞台，是得到父亲首肯的。他们父女特别打电话和送请柬给我！这种以歌剧形式的作品符合原创话剧剧本精神的。看到自己的事业有了可靠的接班人，老人嘴上不说心里非常高兴，十分欣慰。过去他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作为人艺院长的他，要求孩子看戏一定要去买戏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次中南海电影厅放映1986年版的《日出》。我和父母看后，我在议论陈白露的死是在抗争上海十里洋场罪恶的唯一出路。妈妈较多谈论潘虹和男主角演得好，爸爸这时说了一句：“还是原著曹禺的剧本好啊！一剧之本嘛。”当然电影剧本的改编是得到曹伯点头的。
